银幕上的共产党员｜拍《焦裕禄》是民心所向

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电影《焦裕禄》海报

1964年5月14日，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1966年春，遵照他的遗愿迁葬兰考，埋于黄河故堤沙丘之上。2月26日下葬当天，全县上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披麻戴孝为他送行。

焦裕禄同志追悼大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同日上午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播音员齐越录制的通讯全文。电波所及，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旋即，全社会掀起第一次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高潮。

彼时，16岁的王冀邢守在收音机旁，听完了齐越的播讲。“我记得他的声音是很庄重、深沉的。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走进梁进财家那低矮的茅屋，看望病中的老人，当老人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时，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时隔五十多年，王冀邢导演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依旧感慨不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位领导干部对老百姓说，‘我是你的儿子’。对我的冲击力真太大了。几千年来，官员们都以百姓父母官自居，这下完全颠倒过来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人，才第一次把这个关系扭转过来。”

王冀邢

“艺术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

1949年10月出生的王冀邢，可谓共和国同龄人。籍贯山西武乡县，隶属曾经的太行行署，当年他的父母随二野部队南下解放大西南后，就在四川扎下根来。作为“老三届”，他经历过下乡插队，也参过军。当兵的地方在河南新乡，部队农场距离兰考县不算远，地理条件同样恶劣，被要求在盐碱地上种水稻。从戎经历在王冀邢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直到现在，他日常出门系的皮带，皮带扣上是八一军徽。

1978年，王冀邢考入北京电影学院首届编剧进修班，毕业后回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历任编剧、导演、副厂长。

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的上世纪80年代，作家是电影人王冀邢的另一个身份。1985年起，他陆续发表了《十点钟的太阳》、《刻在塑像上的字》、《雨雾》等篇幅不一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主题大都探讨1949后，干部进城后对老区、对群众的态度和他们的反思。

1989年3月，从编剧改行当导演的王冀邢开始担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那会儿峨影厂还是国营厂，保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年按指标能拍8到9部片子，头一年要把拍摄计划报给广电部电影局。”

1989年底，负责艺术创作的王冀邢开始整天整夜思考，应该拍什么题材。在他看来，“电影是意识形态产品，艺术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人类关心的问题。”

“党和国家需要怎样的党员干部？作为文艺创作者，需要给出一个答案。我想到了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他几乎代表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所有优良品质：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王冀邢回忆说。他找到了时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宝文，“咱们拍焦裕禄吧。”

1990年，峨影厂长吴宝文、导演王冀邢、主演李雪健在新华社听取时任社长穆青（左排中）对电影《焦裕禄》的意见（左一为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冯健）

“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不幸”

1990年，电影《焦裕禄》拍竣，上映并非一帆风顺。当年年底在内部放映后，有关领导就片尾提出修改建议。

导演王冀邢回到成都后，拉起原班人马重返中原大地，重拍结尾戏：焦裕禄病逝后，他的英灵又出现在沙丘上。极目远望兰考大地，只见麦浪翻滚，泡桐成荫，飞机播种，铁牛欢叫，千百万人民群众高举红旗，紧紧跟随在焦裕禄身后，阔步向前，画外响起李雪健亲切熟悉的《大实话》歌声，画面定格……

2020年金秋，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星空放映”启动仪式现场 《焦裕禄》主创再聚首。大银幕上画面正是影片片尾。

1991年2月16日，《焦裕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随后该片全国公映，先后获得“十佳影片”奖，以及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很多70后、80后们当年都曾被学校组织去影院看这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更记住了片中刚从电视剧《渴望》里走出来的男演员李雪健。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电影中的县委书记形象同演员李雪健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李雪健凭借此片一战成名，他的表演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崇：先后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电影《焦裕禄》当年在北京大学的首映式上，李雪健起身发言，身旁红衣者为导演王冀邢。

日后一次就个人表演艺术的自述中，李雪健如此写道，“你不能把他（焦裕禄）演成‘高大的英雄共产党员’，不能那么演，那样就是一个壳，一个口号，不亲切，观众不能接受。因为他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老百姓到干部的发展过程，所以他在思想上既有高度的革命原则，在工作中又有近人情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只靠革命原则，老拿革命口号办事。”

在1991年第3期《电影作品》杂志中，王冀邢撰文《为什么要拍<焦裕禄>——关于电影<焦裕禄>导演创作的思考》。文章开头，他引述一段俄国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人世间决不限于我们这些人。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不幸”。文末掷笔，王冀邢写到，“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电影总是遗憾的艺术。我甚至常常不敢再看自己创作的作品。但对于《焦裕禄》，我起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我已经尽心了。”

2020年9月，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期间，王冀邢在郑州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以下为他的口述。

1989年《焦裕禄》拍摄现场 导演王冀邢（右一）

【口述】

片中李雪健的毛衣围巾腕表，都是焦裕禄遗物

“墙上哎，画虎哎，不咬人哎。砂锅哎，和面哎，顶不了盆哎。侄儿不如亲生子哎。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电影《焦裕禄》的插曲《大实话》，现在哼起来很多人还有印象，这首歌是我作的词。当时是在同作曲吕其明一起商量，歌词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

因为故事发生在河南兰考，插曲一定要有些地方的味道。我是山西人，小时候就听姥姥讲一些山西、河南的土话，把这些拼凑几句，最后点一下题，“共产党是贴心人”。要说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和文理都不通，没想到唱出来反而很有味道，就是北方那种乡土的感觉，老百姓的大实话。

歌词有了，吕其明就谱了曲，我俩在录音棚里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当时有几位歌手都试唱了，味道都不对。有一天，忽然听到录音棚角落有人轻声哼唱，唱得还有滋有味，正是没事溜进来听音乐的李雪健！我灵机一动：干脆就让他唱！吕老当即招呼雪健试唱，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烟锅巴嗓子”（沙哑的嗓音），和这个歌的味道很相投，就这么定了！

让李雪健演唱《大实话》——这好像也是他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献声，实话实说，跟当初定他来演焦裕禄一样，都是个巧合。上世纪80年代，李雪健曾出演过峨影厂的《钢锉将军》，拍摄时他才30岁出头，出演的角色是从中年到老年的跨度，当时就觉得他塑造人物能力很强。1990年开拍前，我就想能不能请他来演焦裕禄？一说他也愿意。

那会儿，李雪健刚拍完《渴望》，身形有点胖。来剧组后，外形上不大像焦裕禄。焦裕禄是瘦高个儿，1米78，可他才1米7。但我觉得李雪健眼里有东西，那种深沉，那种执著，还有一点焦虑，可不是一般演员有的。我就让他先去见见焦裕禄的家人，体验下人家家庭氛围，结果他遭到冷遇。

那天，正好河南电视台要拍电视剧《焦裕禄》，演焦裕禄的演员也在老太太（焦裕禄的夫人）家里，马鞍山话剧团的演员，大高个儿长得像。老太太见李雪健第一面是拿眼睛斜着瞄了眼，嘟囔句，“不像。”就去招呼人家剧组吃饭去了，把他给晾那儿了（笑）！

李雪健回到剧组很泄气，当时就要回北京，不演了。但我们都明白，他是较上劲儿了，非演好不可。那是1990年8月，离开拍还有20天左右，他开始节食，不吃主食、不吃肉，每天喝点菜汤。白天不闲着，天天走访焦裕禄身边的人和兰考当地乡亲收集素材，到了晚上我就安排全组人轮流陪他打麻将，不到凌晨四五点不睡觉，早上八九点钟又起床了，就是为了“熬”他（笑）。这么下来，腮帮子上没肉了，人也憔悴了，我们又专门从香港给他定制了一个头套——当年李雪健是小平头，焦裕禄是长头发。就这样到试妆那天，他多少觉得起码外形上有自信了。

焦裕禄本人照片；李雪健扮演的焦裕禄

《焦裕禄》开机后，拍了整整45天。刚开始，焦裕禄家里面不大关注我们剧组。拍到一半，他们偷偷来现场看了看，哎，态度转变了，觉得李雪健是把焦裕禄演活了！然后老太太亲自把焦裕禄的遗物，一条围巾，一件她当年织的毛衣都给我们送来当道具。焦裕禄的大女儿，拿出父亲临终前给她的一块瑞士产Sandoz腕表。这块表据说是焦裕禄解放后从旧货市场上买的，一直戴着，表链后来换成了国产弹簧带，那个年代很常见。

1991年初电影全国公映前，我们带着片子去兰考为老太太和子女专场放映，演到焦裕禄临终前送大女儿手表时，在场的焦守凤突然痛哭失声，起身跑出电影院，我们追出去安慰她很久才平息下来，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抢拍到了这一感人镜头，几天后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焦守凤突然痛哭失声，起身跑出电影院。

我小时候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齐越播讲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的很多事迹都很让人感动，比如他来到兰考，第一次开县委会就把大家带到了兰考火车站，当地百姓很多人在那等着扒火车逃荒。焦裕禄心里很难过，他感到这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干部工作没做好，没有把老百姓生活搞好，被逼无奈背井离乡。

这情节后来我就拍到了电影里，就是在兰考车站拍的。整个银幕造型上，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外景地只选取了兰考的车站、小街巷还有一些院落。沙丘、盐碱地都是在陕西、内蒙交界的榆林毛乌素沙漠里拍的。1990年时，兰考已经没有连片的沙丘了，只保留了一小块用作纪念。所以焦裕禄，包括他去世后兰考县干部群众真的是一茬茬在努力，让当地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拍完《焦裕禄》后许多人问我，怎么会想起拍这么一部影片？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拍摄确有偶然、机遇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但也有它的必然性。这个题材从60年代起就被咱们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看重，1966年水华导演就想拍，请李仁堂演焦裕禄（李仁堂在电影《焦裕禄》中饰演地委专员）。以后很多剧作家、艺术家都搞过剧本，做过准备，有过拍摄的念头。把焦裕禄搬上银幕，可以说是我们电影工作者共同的愿望。

《焦裕禄》剧照

《焦裕禄》的艺术风格：深沉、凝重、悲壮、朴实

我们这部《焦裕禄》不是一个碰运气的东西，而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从小环境上说，峨影厂当时新的厂领导班子刚成立。1989年3月，我和韩三平被任命为副厂长，我负责艺术创作，韩三平管生产。当时我们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吴宝文也都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大家心里都憋着股劲儿。

当时峨影厂也面临着扭转困境的任务——1989年当年，我们厂好几个片子都没有通过，经济上亏了200多万，思想压力非常大。而且数数看，除了1985年《红衣少女》轰动一下，从此以基本无声无息。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扭转这种状况，没法向全厂交待。

1989年7月份去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我们是十几个人的大代表团，起初是让广电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当正、副团长带队。后来电影局让我带队，就和张艺谋、张军钊几个人去了。到了苏联，百货商店货架全是空的，卢布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到了列宁格勒也是如此，住的酒店连毛巾和牙膏都没有，往往还没等退房，陪同我们的苏联教授、翻译就会进来收走没用完的洗漱用品。

这些见闻对我刺激比较大，那年冬天，当我和吴宝文厂长在研究1990年创作生产计划时，第一次提出把焦裕禄的形象搬上银幕的想法，心里真是充满了庄严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我们提出了一个总的艺术风格，归纳了八个字：深沉、凝重、悲壮、朴实。特别强调朴实，就是要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不能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想法。这也是内容的需要，《焦裕禄》这部片子的内容，决定了它的形式必须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拍，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焦裕禄》截图

1990年2月在北京回龙观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端正创作指导思想，贯彻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指导方针。回到厂里，我们都很激动，特地邀请曾创作过《月亮湾的笑声》、《月亮湾的风波》等影视剧本的安徽青年剧作家方义华担任《焦裕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任务，并指派责任编辑陈德赛陪同他专程去兰考等地深入生活和收集素材。当年5月初正式开始创作剧本。

电影里吴县长可以说是个反面角色，老演员田园演得非常好。当年穆青的通讯报道，很多当地的负面没有写出来，主要写了焦裕禄的正面形象。我们到当地收集素材过程中，发现很多过去不曾听说的事情。焦裕禄看不下去，他冒着风险去买高价粮分发给群众，这在当年是犯错误的事，按上 “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那是要“杀头”的。焦裕禄为此背了处分，但没撤他的职。片中我们反映了地委派人来调查他，以及当时的民怨和民情，老百姓是拥护他的。我们想表现焦书记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是一个好人，他不怕丢自己的官帽子，一心为老百姓着想。

《焦裕禄》公映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除了得奖，电影拷贝就发行了五百多个，是建国以来单片电影拷贝最多的国产片之一，当年电影票价平均3角钱一张，按市场统计观众人次超3亿，全国票房收入1.3亿元，如果换算成今天的票价每张票价30元，总票房应该超百亿。经济效益其次，社会效益可谓空前，是主旋律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因此曾被誉为“一部永不落幕的时代剧”。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或多或少都有物资短缺，饥饿的记忆。而且我看了焦裕禄那么多资料以后，觉得他到了兰考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解决当地的温饱问题，吃饭问题是个天大的事情。《焦裕禄》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吃饭来的，每场戏都和吃有关系。包括焦裕禄在戏里因为儿子闹着想吃红烧肉而动手打了他，都是。

儿子闹着吃红烧肉，还把馒头扔了

电影开头，焦裕禄刚到兰考，一群小叫花子围着他要吃的，所以我本来片子的结尾是焦裕禄病重逝世后，他的英灵又出现在广袤的沙丘上，披着外衣，拄着拐棍，一大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叫花子怀抱脸盆大的大馒头簇拥在他身边，跳跃着，欢笑着，迎面向镜头走来，采用高速摄影，他们的动作舒缓飘逸，画外响起李雪健亲切熟悉的《大实话》歌声……

《焦裕禄》原片结尾后来公映版中做了修改，李雪健后来提到这事总是说，还是想看看原来的结尾。《焦裕禄》之后，在我执导的《飞虎队》（1995年公映）和《红星照耀中国》（2019年公映）里，我们又两度合作。

1990年，李雪健和王冀邢

2018年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试妆照，李雪健饰演鲁迅。

在我来讲，已经从峨影厂退休。2009年拍完电影《邓稼先》后，也没有再拍电影，但我一直在观察思考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变化很快，各种想法也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认识，甚至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基于这些考量，我在2017年决定把《红星照耀中国》拍成电影。这本书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时就被点燃了，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当初抱着怀疑和成见来到延安，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支撑中国向前的精神力量。我想把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达所达到的高度拍出来。

（经受访者允许，文章部分内容来自当年电影《焦裕禄》相关的一些报道与“创作谈”自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