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祛魅④｜面对隐私透明人时代，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编前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和其他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个人隐私保护方方面面的问题和措施正在被不断细化。但从个人层面来讲，许多普通民众还是不太清楚我们该如何主动地去保护个人隐私，以及我们该怎么理解隐私和信息的关系。

澎湃新闻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老师，请他谈一下面对热议的隐私问题，个人该培养起什么样的意识？何渊老师认为，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隐私的透明人时代。现在我们使用的app，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们出让了个人信息，转而由广告商替我们出钱。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选择。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同意，可以要求企业在结束服务后删除信息，如果企业违背我们的意愿收集数据，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抵抗，比如集体诉讼。何渊老师还指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我们身为人不能放弃的私密信息、私密空间及私密生活，后者则更多是我们的身份信息、行为数据、浏览历史等。但无论如何，那个“我不要钱，也不要服务”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我们需要意识到隐私及个人信息是一个基本性权利，如果一旦放弃，企业就会肆无忌惮地收集我们的数据。

个人信息被更为频繁的获取和交换的同时，个人隐私随着数据泄漏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澎湃新闻：谈到个人隐私，大多数人可能会先想到app里面的隐私政策，这些通常又长又难读的隐私政策，为什么会这么复杂？普通人有必要去硬啃吗？

何渊：隐私政策之所以会制定得这么复杂，更多是为了满足监管机构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方便普通老百姓阅读。监管机构往往会给企业提很多要求，而企业为了能满足这些监管要求，就把隐私政策写得越来越长。一些大公司的app隐私政策，甚至长达好几万，而且专业术语很多，别说一般民众了，连我专门研究这块的学者，看着也费劲，往往也懒得去看。

但最近其实有些新的变化。比如，苹果要求在苹果商城中上架的app，必须提供一张数据清单，清单上要列出这个应用将收集哪些个人数据、用来做什么的等等，类似于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清单。这张清单将被放在每款app的产品页面上，普通用户就可以读得到、读得懂。

这其实给我们的监管机构提了个醒：隐私政策得让老百姓看得懂。未来，监管机构可能会要求我们的APP，除了详细的隐私政策外，还要把一些核心必备的内容作为摘要，放在那些隐私政策的前面。否则，现在这种隐私政策说实在的就是名存实亡，大家根本不会去看，也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澎湃新闻：大家在讨论app隐私问题时，还会走入一个困境，就是“我觉得你这个app不够安全，但我也没办法不使用”。这个困境能够被破解吗？应该怎么破解？

何渊：从专业术语来讲，这是个 opt-in（选择进入模式） 和 opt-out（选择退出模式）的问题。后者 opt-out 就是现在的情况，用户不同意隐私政策就不让使用。如果是保护消费者，那一般会采取 opt-in 机制：哪怕我拒绝你收集我的数据，你也不能拒绝我使用，与此同时，应该允许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拒绝同意的用户不能使用额外功能，但基本的功能应当会被满足的。

澎湃新闻：现在app收集的算是个人信息还是个人隐私？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何渊：隐私和信息是用区分的。隐私是每个人不能放弃的，比如私密的生活、家庭、身体上的隐私等。如果这些涉及尊严的东西能被放弃且交易的话，我们就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大家之所以这么在乎人脸识别，是因为它会涉及到我们的生物特征，这种生物特征可能会涉及私密信息。而且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被收集或泄露后，我们可能永远都要不回来。

现在的正规企业，收集的更多是信息，很多甚至不是个人信息，比如网上浏览记录、行为数据等等。这些数据可以用于给我们投放精准广告，这些广告则撑起了整个互联网的免费模式。

澎湃新闻：互联网的免费模式，是指用我们个人的数据去换取免费的使用权限吗？

何渊：对，为什么这些app能免费呢？其实就是我们部分个人信息的出让，由广告商来替我们出钱。

如果我们不允许企业收集个人信息，那未来必然会采取收费的模式。比如微信，有人做过测算，中国大概只有五千万人愿意每个月出10块钱使用微信。这样看来，更多人还是更能接受现在的免费模式。

所以我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并不是绝对的，个人信息保护不是片面地只强调保护用户的权益，还得考虑到数据的流动和整个数字产业的发展。因为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澎湃新闻：相比于我们生活中的实体信息收集装置，app的安全性其实算比较好判断的。比如，小区里新安装的识别摄像头，要求每个人必须提交人脸信息，人们虽然会觉得不舒服，但也拿不准这个装置到底是否是必要的。作为普通民众，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判断？

何渊：严格来说，不应该由个人来判断，而是应当由企业主动地说明这个问题。但现在企业不仅不说明，反而将能收集到的数据统统收集了。因为企业收集了这些数据后，他们往往直接把数据作为一种财产。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做判断。比如野生动物园郭兵一案，如果没有人脸识别，我们能不能入园？显然是可以的，看个身份证校对一下名字也行，只是麻烦一点罢了，但还是能进去的。显然收集人脸数据并不是进入野生动物园所必需的。

所以说，企业必须一开始就把数据处理的目的告诉我们：出于什么目的收集数据，收集了什么数据。这样公众就很容易判断这个摄像头到底是不是必须的。

澎湃新闻：那机场和高铁站原本也可以刷身份证进站，为什么现在还需要人脸识别呢？

何渊：机场、高铁这些地方的人脸识别除了快速安检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理由是为了公共安全，通过快速识别旅客的身份，避免让恐怖分子等混入这类封闭的重要公共交通枢纽。而且这些地方并不会保存收集到的人脸数据，只是把人脸数据拿去和公安系统做比对，返回“是”或“否”，这个过程就完成了。因为这个系统不会存储我们的人脸数据，所以对我们来讲危害是小的。

但是，即便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还是要给个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不能让所有的窗口都是人脸识别的无人窗口，还是得配备一两个人工窗口。毕竟每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其实公众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选择的权利。

澎湃新闻：那可以粗暴地说，如果是企业安装的人脸识别，大部分情况都是没有必要的吗？

何渊：很大部分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但也不是说商业上完全不能用，还是要看怎么用，是不是有必要用。

比如支付界面，这个涉及金融安全。还有前面提到的机场和火车站，这些公共场所的人脸识别技术也主要由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不过是为了比对公安数据，但其实本身也是企业的商业行为。

澎湃新闻：这又回到了之前那个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每个装置的背后都是一个黑箱，我们很难判断它的合理性。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很难起诉，很难收集证据，很难证明这个装置到底是储存了还是匹配了？

何渊：提起诉讼其实不难，主要难在你要证明损害结果，由于商家使用了你的数据，对你造成了什么损害，这个我们往往无法证明，也就无法要求企业进行大金额的经济赔偿。比如庞理鹏诉东航、去哪儿一案，终审的法院判决是原告胜出，但因为他无法举证个人因此受到什么损害，最终法院也只判了被告赔礼道歉，并没有实质上的金钱赔偿。

个人怎么保存证据，这个其实也不难。如前面所说，是企业要向你说明，他们在收集什么数据，安装的是什么性质的摄像头，如果企业无法说明，就违反了透明度原则。

但不管怎么说，庞理鹏本身是个律师，他才能去折腾个两年。作为一般的个人来说，是耗不起这个时间的。

澎湃新闻：等《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后，会对此有帮助吗？

何渊：会的。郭兵动物园一案严格来说也不是一个人脸识别案件，而是按照合同纠纷来判决的。我和当事人聊过，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还没出来，只能按照合同法提起一个违约之诉。

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有新的规定，比如公益诉讼：由检察院、监管机构、网信部门指定的公益性组织帮我们个人操作这些诉讼。首先他们能获得我们公民个人无法获得的证据，其次作为公权力机关，他们还可以约谈企业。这比起我们个人的对抗，力度是不太一样的。

还可能会有集体诉讼机制。集体的力量是很大的，这在欧美比较普遍，比如脸书最近一个有关人脸识别集体诉讼的庭前和解，脸书同意赔偿了大概5.5亿美元。

总之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的通过，救济机制会更加完善。我觉得，这种诉讼不能靠单个自然人，而是要靠集体的力量。

澎湃新闻：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网友发现某快递公司提供了一个新服务，如果用户每个月交1到4块，就可以享受到升级的隐私保护服务，比如快递员会通过一个安全号码跟你联系等等。你怎么看这种升级付费服务？

何渊：快递公司保护姓名、地址、手机号这类信息，是企业本身的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本身就是不能拿来交易或买卖的。

这和我前面提到的隐私交换不同，因为寄快递本来就是收费的。如果你把你的信息给我，我给你免费寄快递，这才叫做隐私交换。很多老太太在超市把个人信息写下来，换取一筐鸡蛋，这就是一种隐私交换。

澎湃新闻：所以李彦宏之前被群嘲的那句，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这句话其实讲得蛮有道理的？

何渊：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他讲出来不合适，主要是立场不对，企业讲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隐私的透明人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些企业都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数据。大数据的流动确实有利于国家数字产业的发展，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的社会义务，那种传统的“我不同意，我也不要钱”的逻辑可能走不通了。

当下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如果我同意了，能不能获得额外的好处；如果我不同意但企业收集了，我有没有救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