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科学｜UFO与飞碟：从冷战阴谋论到流行文化符号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简称UFO，中文一般直译为不明飞行物。这个词如果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可以认为一切未知的飞行物体都可以被称为UFO。但这有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一个东西，如果只有部分人知道，那么对于知道的人而言，UFO前的不明成分就应该消除。《上帝也疯狂》作为一部精准展示人类学蕴含的影片，就通过非洲部落土著人的视角看待现代世界，主人公看着飞机飞过视为神迹（也可算某种程度的UFO了），对从飞机扔下的玻璃瓶视若珍宝。

《上帝也疯狂》剧照

流行文化中则将UFO和外星人联系起来。词源网站Dictionary.com称该词诞生于1950-1955年，经常和飞碟联系起来，认为是外星人存在的根据，但几乎没有科学家认可。维基百科词条中称：“很多人将UFO视为等同于高科技或外星文明的飞碟、飞盘。”本文将通过回顾历史，指出这种想象的起源和中外历史变迁，最后将回到开头前述论证，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和分析。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大量报告飞碟（flying Saucer）或飞盘（flying disc）的目击报告，美国政府因此开展调查，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UFO这一术语。从这一角度而言，UFO从诞生之初就仅指代那些目击到的各种飞行物，正如我们用车辆来涵盖不同种类、品牌的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一样。那么问题似乎就变成了，为什么那时候的美国人会将目击到大量的UFO，并将其和外星人联系起来呢？

事情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美国官方的注意，但是在民间引起了较大的恐慌。最早的目击时间正好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民众才走出战争的阴影，对于世界未来的走向心存疑虑，苏联和美国冷战的格局虽然还没成型但已显端倪。而战争期间的各种阴谋论也没有完全散去，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仍能看见对于战时德国或者苏联的不同想象，例如漫威作品中的九头蛇形象，科幻电影《钢铁苍穹》对德国的戏谑想象等等，在当时则以更直接、更民俗化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社会当中。这种恐惧一经释放就会被无限扩大，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战过去20年之后的1938年，通过广播播放了根据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恐慌。这种恐慌是结构性的，说明一战之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果然一年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钢铁苍穹》海报

民众对UFO的感情也是如此，人们不禁担心这会不会是德国留下的秘密武器？这一朴素的情感终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为了稳定民众情绪还另有原因。美国军方正在通过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吸纳包括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大批德国科学家，对德国知根知底，他们担心的是苏联同样通过类似的飞行俱乐部行动（Operation Osoaviakhim）接受了近两千名德国科学技术人员。那些UFO会不会是苏联的秘密武器？除了美国空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因此开始了长期的调查研究。

1947年美国报告了第一起飞碟事件，1948年美国空军拟定了信号计划（Project SIGN），后更名为飞碟计划（Project SAUCER），专门用来收集、分析相关情报。空军一开始的确很担忧这是否是苏联的秘密武器，但很快得出结论这些目击报告虽然是真实的但是都很平常且容易解释，他们认为是以下三个因素独立或者综合作用导致了这些目击报告的产生：集体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幻觉（hallucination）和对已知事物的误解。然而，报告建议继续对所有目击事件的调查进行军事情报控制，并没有排除外星人的可能性。很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怨恨（GRUDGE）计划，和今天渲染的神秘色彩不同，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宣传让公众知晓UFO并没有什么特殊，以打消民众的疑虑。怨恨计划发现UFO目击事件中没有发现任何外国先进武器设计或开发的证据，他们认为UFO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他们建议缩小这个项目的范围，因为空军官方兴趣的存在会鼓励人们相信UFO，并助长了“战争歇斯底里”的氛围，所以在1949年12月怨恨计划终止了。随着冷战的升级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空军在1952年开启了一项新的蓝皮书计划（Project BLUE BOOK），这一计划一直持续到60年代，是美国军方研究UFO现象的主要途径，空军技术情报中心（Air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enter，ATIC）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目的在于说服大众不要相信怪力乱神的UFO。

2020年8月15日讯，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当地时间8月14日宣布，在接到服役人员目击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后，他们将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的特别工作组。

上述三个项目奠定了美国官方对UFO的看法，但正所谓越辟谣越没人信，美国政府突然意识到如果UFO本身并不是苏联的秘密武器，那么UFO热本身会不会是一场舆论战或者宣传战，以此引起美国民众的恐慌，让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安抚，并消耗大量资源进行相关调查研究。

这也成为CIA后来调查的主要目的。1947-1952年间，CIA比较认可空军的调查，尽管他们对报告的结论感到困惑，既然UFO现象和星际飞船的关系很小很小，为什么又要尽可能的调查每一起目击报告，既然UFO都很平常为什么又没有放弃外星人假设，这不是在浪费资源吗？CIA还是在科学情报处（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OSI）和时事情报处（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OCI）抽调人员成立了特殊团队协同ATIC专门处理相关案件，但他们的策略是尽量向大众和媒体隐藏自己的调查，以免这些调查显得危言耸听反而吸引过多人的注意。CIA和空军重新检查了空军的数据和研究报告，再次确认这些目击案件和美国或者苏联的秘密武器无关，更和“火星来客”无关，没有任何支持这些天马行空猜想的证据。空军也认可CIA的策略，认为如果大众如果知道CIA也对UFO感兴趣，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所以一致决定尽量隐藏CIA的背景，这为后来CIA参与外星人调查的相关阴谋论埋下了伏笔。

CIA还在苏联媒体上收集UFO相关报道，发现苏联媒体几乎没有相关目击报道，CIA由此得出这可能是苏联舆论战的一部分。CIA认为，即便这不是舆论战的一部分，过多的UFO报道也会降低美国媒体对真正危险的敏感度，比如对核战的预警；或者会导致军方雷达系统无法正确分辨目标和UFO。这一新角度使得CIA重新重视UFO，并提议相关议案应该优先通过。于是1952-1953年CIA重新成立了罗伯森调查小组（Robertson panel）并邀请了大量科学家参与，结论依然是和外星人无关，对国家安全没有什么威胁；对UFO的过度关注会干扰政府的有序运作，诱发集体歇斯底里；担心敌对势力会借UFO掩护对美军展开袭击等等。有趣的是，这一时期英国也有大量报道，并号称看到了完整的飞碟，使得CIA又对媒体热度忧心忡忡，担心民众信以为真。

调查小组建议通过教育来降低民众对UFO的热情，可以通过媒体、广告、商业俱乐部甚至迪斯尼公司一起参与，改变UFO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并建议那些在洛杉矶等地监视UFO的调查小组不应该浪费资源再监视UFO了，应该转向对恐怖分子、敌对势力的监视。

于是UFO在CIA那里再次受到冷遇，海军和空军也对此兴趣缺缺。于是一种诡异的场景出现了，主管相关项目的OSI物理和电子小组不愿过多投入财力物力到这一显然没有前途的研究领域，提供支持的应用科学小组也觉得UFO荒唐可笑。但是从宏观层面，冷战背景下对苏联不得不提高警惕，CIA至少从名义上不能排除UFO可能存在威胁的可能性。何况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迅猛发展，不仅在美国之后很快研制出了氢弹，而且先于美国进行了载人航天；同时他们也知道英国和加拿大已经研制成功了一种飞碟型飞机，没有理由不担心苏联也会制造UFO。对此，OSI应用科学小组负责人表示，如果他们有UFO了还研制常规飞机做什么，毕竟1954年美国正在研制U2侦察机。事实上，U2侦察机和SR-71侦察机的研制正好贯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各处都在秘密进行，不少UFO目击报告事后解密发现很可能就是这两种侦察机。

同时一些团体和个人开始要求政府公开罗伯森小组的调查结论，一些诸如“CIA主导了冷战的UFO风波”的呼声和阴谋论开始出现。1964年白宫再次审视了相关报告，同时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对美国空军的蓝皮书计划进行审核，这一小组中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于1966年就UFO进行了简短的听证会。结论还是不变，于是UFO项目正式被冷藏，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关项目基本终止。只留下一些阴谋论在持续传播。

美国五角大楼于2020年4月28日正式公布的三段记录到的“不明飞行物”（UFO）的视频影像画面。

这里我们注意到，军方的研究策略和普通科学家的研究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军方认为UFO带来威胁的可能性不足万分之一，但这么小的概率是不能忍受的。带有军方背景的航空航天领域继承了这一研究传统，对系统的鲁棒性要求极高，而在普通的科学研究中，这么小的概率通常会被视为误差。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冷战思维中的零和博弈是多么的可笑，空军的调查浪费了大量的资源，CIA为了证明这些研究是浪费资源于是进行了更多（浪费资源）的研究，政府为了应对虚无缥缈的危险，将一些神秘主义的内容纳入研究。例如除了UFO，CIA还对通灵学（parapsychology）、心理现象和超距实验进行研究，虽然总体说来，对于这些非传统的科学，CIA大体持保守态度。

实际上CIA已经陆续披露了一些档案，基本平平无奇，让人毫无阅读兴趣，上述的时间线梳理也参考1997年情报学顶级期刊《情报学》（Studies In Intelligence）的研究《CIA在UFO研究中的作用》（CIA's Role in the Study of UFOs, 1947-90），但直到今天这些阴谋论的讨论却可能永远不会停止，正如前述论文最后写的那样：UFO的问题可能不会很快消失，无论CIA做什么或说什么，我们在宇宙中并非孤独的信念在情感上太有吸引力了，同时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过于普遍，以至于这个问题无法接受传统科学研究的理性解释。

无独有偶，正当美国政府对UFO的研究偃旗息鼓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春风拂面的过程中，中国民间开始对UFO、特异功能、气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某些带有军方背景的科学家认为气功可以作为前科学进行研究，这和美国的UFO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民众参与。UFO方面，《飞碟探索》创刊于1981年，二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在当时的中小学中风靡一时，中国也逐渐出现一些UFO观测事件，这股热潮一直刮到21世纪初，并伴随着《走进科学》等栏目的报道而再度翻红。特异功能和气功方面，在民众中引发广泛响应，并引发科学界关于伪科学的讨论，直到21世纪前后定调。总体而言，相关讨论被稳妥的放置于科学界和思想界，形成了某种中空的安全地带，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则会对当时的史料感到茫然，如《科学与无神论》上就刊载了《飞碟不是科学的命题》，《世界科学译刊》译介了《飞碟“科学”的破产》。

宗树人（David A. Palmer）在《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从民间信仰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超凡魅力（一种基于对超凡事件的期望，能刺激和授权集体行为的一种关系）使得气功商品化，“通过大量制造超凡经历（通过传播气功技术）和放大流行的乌托邦期望（通过气功师和神迹故事的流传，他们自身就被植入到关于巫术、传统和科学的流行论说中了）来创造超凡魅力”，那些气功大师都是既能触发具体体验，又能通过神话想象与乌托邦想象的巧妙结合，为众多的人们创造前述联系的人，人们将对乌托邦的向往转嫁到神秘体验上，以弥补理想主义破灭后的空虚。这种思想基调我们并不陌生，在刘慈欣的《三体》中，叶文洁面对“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的警告，依然毅然决然地广播了信号，她迫切的希望有一个外星人的他者来拯救地球。

当然，这种想象随着中国社会将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诚如任何现代化的事物都会被民俗化一般，中国的UFO可以变成道教或者佛教神祇的坐骑，或者和民间信仰的神祇被共同供奉；另一方面，它和背后的外星人也变成了经济市场的商品，如2019年大热的《疯狂的外星人》和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天上掉下个UFO》中那样，前者讨论了消费主义浪潮下传统的问题，后者变成了扶贫的标志。

至此，我们简要回顾了UFO的历史。从它诞生开始，它就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人们从看到的碟状或盘状飞行物，想象到恐怖的秘密武器或者外星入侵者，引发了美国UFO热潮，美国军方和CIA就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在冷战的背景下，这种想象使得博弈者陷入囚徒悖论之中，并遗留下大量的阴谋论至今，任何相关讨论，都会被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说法隔离开来（比如你无法证实或证伪前述关于CIA的情报学论文就不是美国军方释放的烟雾弹）。在美国，UFO的想象可能根植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人类在宇宙中不应该如此孤独的理念；在中国，UFO的想象在特定时期伴随着特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今天则变成了和星座一样的符号，它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某种民间信仰，但都和传统的科学没有什么关系。

说来还有点可悲，从此，人们看到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就只能“看见”UF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