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张馨：“猫财政”“狗财政”都行，公共财政重要的是实质

【张馨，1951年出生，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历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著作有《公共财政论纲》（1999）、《比较财政学教程》（1997，2004）、《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2000，与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合著）、《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论》（1995，1999，与叶振鹏合著）、《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1993）等，在比较财政学、中国式公共财政理论、第三财政、双元结构财政理论研究上有开拓性贡献。】

2021年4月6日，母校厦门大学将迎来100周年校庆。在这个时候，我尤其想念我的老师。关心我的厦大老师很多，有机会我会陆续写出来。这里主要回忆导师张馨老师的一些事。平凡小事折射的是，这座充满魅力的中国最美大学背后更富有底蕴的人文景观。

老师在中国财政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比较财政、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财政（与叶振鹏老师合作）、第三财政等领域的研究，和老师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老师是厦大财政学的一面旗帜，体现了厦大对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贡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厦大财政学科是一代代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但老师毫无疑问是其中一面重要的旗帜。

我有幸成为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生（仅招收1人），从此有了更多近距离和老师接触的机会。在厦大学习、生活和工作的13年，最美好的岁月令人难忘，我在财政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记得我们读书时，财金系研究生考博选导师，优先选中青年教授，或因中青年教授在教学第一线，和学生联系更密切。如今回想，真是庆幸当时的选择。老师可写的地方太多太多，下面只是记录其中的几小点。

好文章都有机会发表

作为研究生，科研训练很重要的一关就是发表文章。但是，发表对于新手，又谈何容易？有同学总是说，需要自己的老师帮助推荐发表。老师却不是这样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写作，要投稿，要相信自己，好文章都有机会发表。老师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期刊要办下去，就不能不发表好文章，都发表烂文章，期刊是会倒下去的，相信我们认真撰写的文章都有发表机会。他说，总要有六七篇文章在外面，这样发表即使有周期，但总有发表的可能。退稿也没什么，只要自己认为有价值，改后再投就是。老师一般不推荐学生文章发表，而是让学生在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写作的训练，让我对一般的四五千字短文一点也不怵，对我现在的工作所需要的应急写作帮助很大。

直至今日，我也这么鼓励我带的博士生。我相信，这是必须经过的考验，如果这个test不通过，怎么能扮演好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角色呢？这一点对我现在的具体工作也有很深影响。2016年，我受命具体负责一个新刊物——《财经智库》。这个刊物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关，同时也与刊物定位和稿件的组织有关。坚持发表好文章，期刊才有生命力，才有吸引力。新刊不能因为稿源短缺，就降低要求。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我向很多人求助，帮助我的人之多，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做，与老师当年对我们作为投稿人的要求不无关系，转换角色后的间接影响，不仅仅是在树立信心，而是在做另一番事业。

从不占用学生的成果

经常有人说，我主要谈想法，然后在学生的帮助下形成文章。老师从来不这么做。他曾经对我们同学说过，想法变成文章有那么容易吗？无意中看到罗荣渠先生（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作有《美洲史论》《现代化新论》等）的一句话：“思想是气体，谈话是液体，写出来才是固体。”原来是这样啊！从思想到文章，历经质的变化。

老师写《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700多页，仅用三个多月。老师在前言中感谢了我等数人，业界同仁误为我们操刀。老师胸有成竹，前期成果多，写作快，持之以恒，哪里需要我们来写？不过，我们确实帮了一点小忙，但仅限在厦大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查几本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论著。

这部大作的每一个字，都是老师自己敲出来的。快的同时是高质量，这部著作已成中国财政学经典。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梳理公共财政理论的著作，不仅对财政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财政实际部门的工作，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是应时之作，但更是传世之作，在中国财政学发展史上留下很深印记。这本书在出版20年之后，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老师的名字和“公共财政”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厦大对中国财政学（中国财政）创新和发展所作出的一项贡献。

《公共财政论纲》封面

言传身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老师从来不占用学生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总是有学生想在文章上加上我的名字，我从未同意，这不是不帮学生，而是我对文章没有贡献，无功不受禄，这是学术的底线。

给学生更多机会

老师给学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我结合三本书的写作谈点体会。在学期间，老师指导我写《外商投资与财政改革》（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小书的写作，给了我系统研习中国财政问题的机会。书稿完成，老师提携我，一直希望出版社把我的名字署在前头，出版社不同意，且事实上我也不应该在前。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老师在把关。

《外商投资与财政改革》封面

后来，老师应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许景行先生的邀请，约我和第二届博士生袁东、郝联峰一起撰写《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感触更深。

这部书定位高，写作难度很大。当时的专业文献很缺，上网费用高且可获取的专业资料也极其有限。老师把他从海外访学积累下来的学术资料提供给我们（老师在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复印资料多，邀请他访问康奈尔的洪永淼教授说好多教授因为排队等候而抱怨）。这部书在财政学学界有一定影响，是老师对整部书的统一安排、严格要求并亲自撰写大篇幅书稿的结果，我们也因此沾光。

后来，有不少人见到我，都提及此书，甚至还以为我是一名长者，实在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书出版时，我博士毕业一年。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读的不是原书，而是看了电子版，否则纸版书有作者简介，怎么也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啊！书之前的作者简介还有照片，我的照片是在南普陀寺前面的公园拍的，背景是当时还没盖好的嘉庚楼群（为厦大80年校庆而建，倏忽间20年过去了）。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封面

早在博士生学习阶段，老师就鼓励我们给全日制本科生上课。在学期间，我给1994级财政学专业本科生系统上了一学期的《西方财政学》。看明白，想明白，再到教明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再进一步，就是编写相关教科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找厦大财政金融学科的教师编一套教材，老师负责其中的一本《西方财政学》。这本书老师让我一起编写。书中的许多内容其实来自我听老师授课的笔记。我加了一些中国案例，让这本书的本土化色彩更浓，书名再叫《西方财政学》名不副实，因此作了调整。由于这套书已有一本《财政学》，因书名最后定为《公共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008、2013、2018年版）。署名时，老师坚持让我署第一。这本书现已出了四版，发行量在同类书中也算可以。结合中国案例的财政学教科书，这是一次探索。教科书的影响力摆在那里，这同样也是老师给我创造的机会。

《公共经济学》（第4版）封面

“猫”财政“狗”财政都行

财政学界过去有南派北派的说法，有各种山头的传说，但到了老师那里，我感觉不到山头。财科所的老所长许毅先生不同意老师的观点，要和他进行辩论。记得有一次中国财政学会在烟台开会，许先生还专门点名要老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共先生不赞同“公共财政”的提法，但很赞赏老师，我差点成为人大财金学院的教师，和这也有点关系。为老师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的专著《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作序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席克正教授。同辈学者间就更不要说了。老师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他的学术造诣直接相关。

老师倡导公共财政，质疑者说公共财政来自英文“public finance”，而“财政”已经把“public”的意思翻译出来了，给“财政”加“公共”属画蛇添足。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在明确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提“公共财政”是要概括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类型。关于“公共财政”1949-1992年后在中国大陆的用法，我作了一番研究，发现它已有特定含义。老师说，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他甚至说，叫“猫财政”“狗财政”都可以，关键是实质。当然，“猫财政”“狗财政”肯定不如“公共财政”，师出必须有名。老师的理论有沉甸甸的学术支撑。

我在厦大期间，是老师重要财政学基础理论著作出版的高峰期。今天说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效的财政、是一视同仁的财政、是法治化的财政，轻轻巧巧。可是在1997年及之前，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硕士阶段，老师给我们授课，期末考试题目只有两道题，其中一道就是“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同学都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我也忘了当时如何作答。《经济学家》1997年第一期发表老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我们才恍然大悟。考试题就是老师当时正在考虑的问题，原来我们这么有幸，在老师论文尚未发表，甚至在文章尚未完成时，就有机会接触到最核心的思想。

我至今仍然和同学同事讨论交流正在思考的问题，虽然不断有好心人提醒，小心有人把思想拿去发表。这种事不是没有，但是比起认识的进步来说，这又算什么呢？学术在分享中进步，老师给了我们榜样。

张馨教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老师的个性

老师先后担任财金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老师担任院长没到届就辞去了职务，有人说是意气用事，但这就是老师的个性，是老师光明磊落的一面。

我没有问过老师为什么辞职，但我想老师的辞职考虑充分。老师做事从不恋位。当时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融合已经开始，但力度还不够，为此，老师审时度势，主动卸任。

之后，洪永淼教授担任两院的负责人，加快了两院更深层次的融合，使两院在发展中优势互补，互促互进。后来，洪老师在回忆他当时为什么回母校任教时，就谈及回母校前和老师有交流，彼时彼刻，得知洪老师发展厦大经济学科所需要的支持后，老师直接跑去找时任校长朱崇实反馈，希望可以得到学校的支持，在经济学科的发展面前，老师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得失。

有人说，老师早辞职了两年，我更愿意说，老师为厦大经济学科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两年时间。老师在促进经济学科国际化上非常用心，在他任上，经济学的高级课程顺利开设，但老师从来不认为这就够了，彼时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已经在国际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为快速提升厦大经济学科的整体国际化水平，他的选择为厦大经济学科提供了更高效的发展机会。

老师痛恨学生送礼，一是学生没有收入，二是败坏单纯的师生关系。我们同学都明白这一点，每一次去老师家，都是两手空空，连随手礼也没有。我们知道，老师不喜欢这一套。作为老师，其实更希望的是学生在学业上有所成，这是最好的报答。后来听说有学生和家长强行送礼，礼品甚至被老师直接扔出去。有人当作奇谈，但对于我们这些熟悉老师的学生来说，一点都不惊讶，我们只是对这样的学生和家长感到悲哀，这是对老师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有机会总是要见面。每次回到厦大，老师只要在，我们师生以及在厦门的同学都有相聚的机会。老师到北京，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召集在北京的同学相聚。我希望这样的机会越多越好，那种精神盛宴的享受早已超越了美食。

张馨教授（右二）和学生合影

老师已是70岁的老人，退休后沉浸在他的电子书世界中，师母担心他的视力，但老师乐此不疲。军人离不开战场，学者怎么可能真正离开文字呢？点滴回忆，聊作纪念，祝福老师和师母，同时感恩母校，祝福母校的未来。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