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冠军基金”救助困境中运动员：运动大病保险急需开发

2021年伊始，由中国第一位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发起的冠军基金，得知了原中国男排队员、现浙江沙滩排球队教练郑亮因重病正在“轻松筹”募集医疗费的消息，冠军基金设法与郑亮联系，希望为他提供一定的帮助。

郑亮卧病在床。钱江晚报 图

在郑亮之前，冠军基金正计划为原上海女子手球队的退役运动员姚莉提供3万元的救助。对于身患癌症的姚莉来说，3万元的救助只是杯水车薪。但当巨大的治疗费用已经让她的生活陷入困境，3万元的救助金也是雪中送炭。

冠军基金用于救助姚莉和准备救助郑亮的资金来自冠军基金“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这个计划的问世与一位曾经同样需要救助的中国运动员有关。

2018年12月，前中国女足队员张鸥影因病离世，年仅43岁。作为当年中国女足的主力队员之一，张鸥影的名字早已与那支光荣的球队一起广为人知，当张鸥影身患重病且家庭已经不堪医疗费重负的消息传出之后，社会各界为其筹款。

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回忆，2018年，冠军基金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平台，为张鸥影募集了80多万元的善款。但因其不幸离世，救助款尚有大部分结余。

中国女足名宿张鸥影。

根据当初筹款约定，冠军基金利用这笔善款（约60多万元）设立了运动员医疗救助基金，并将该项目命名为“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因大病而陷入困境的运动员。

自2019年初设立以来，冠军基金“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共救助了六七名运动员。救助的人数不多，一是因宣传不够，很多运动员不知道这个救助计划；二是绝大多数因大病陷入生活困境的运动员并不知道向外界求助和如何进行求助。

虽然力量微弱，但在“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推进的过程中，却让冠军基金和孙小峰可以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如何给运动员群体提供更完善的纾困渠道。

“无论是从运动员本人的视角还是从外界对运动员群体的惯有印象看，运动员总体上都是一个强者的形象，他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对一切困难斗志满满，不喊苦不喊累，他们往往有着优异的运动技能和令人瞩目的比赛成绩。”

孙小峰表示，“运动员身上大多具有的这种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品质，很容易让他们自己和外界都忽视了运动员也是普通人的事实，运动员也有遭受大病和因病致贫的可能性。”

而且，一旦真的遭遇这种不幸，运动员又不愿意轻易向外界求助。孙小峰回忆，2018年，当张鸥影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家庭已经很难继续支付高昂的医疗费时，张鸥影仍然不太愿意看到外界为其筹款。

孙小峰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来说，深受“再苦再累都要自己扛”的信念的影响，而且，中国运动员通常都被赋予了为国争光、激励国人的一种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们好像不应该成为被救助的对象。

业内人士表示，优秀运动员一般心理层面都不太愿意主动求助于他人，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运动员的保障机制尚需进一步改进。

业内人士介绍，中国的专业运动员在役期间，医疗方面的保障是较为完善的，但是在他们正式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前（包括试训期）和从运动队退役之后，面临着很大的保障机制欠缺的风险。因为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运动队，大部分保障只覆盖在编运动员。

游泳运动员出身的薛寒冰，在退役后完成了临床医学本科和硕士学业，对于通常都未能很好地接受文化课教育的中国运动员来说，攻读临床医学学业的难度远比普通学生大得多。

目前担任某科技公司保险事业部总经理的薛寒冰因自己的成长经历，更加清楚地知道，中国运动员因为教育的缺失实际上更容易在退役后成为生活的弱者，一旦遭受大病，个人和家庭应对的能力更低，他们本应获得更好的保障，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薛寒冰认为，中国运动员应该获得更好的保障，为他们提供一款专门的保险是最好的方式，但保费应该主要由体育部门、运动队埋单，因为是中国特殊的运动员培养体制造成了运动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使其退役后谋生和抗风险的难度加大。

薛寒冰考虑过专门设计一款针对运动员的保险产品，在运动员服役期间，由运动队、运动员共同缴费（运动队负担费用中的大多数），缴费时长可根据运动员的在役时长进行调整，但保障期为三十年或更长，保障范围为运动员的大病和重大运动损伤。

这款保险基本上可以保证运动员在运动生涯和退役后的工作生涯均能享受到大病和重大运动损伤（因为很多运动员的重大运动损伤不仅影响其运动生涯，对其退役后的工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医疗保障。

不过，保险公司并非公益机构，保险公司如果愿意推出一款专门针对运动员的保险产品，其前提是产品需要有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

薛寒冰说，“如果产品本身导致保险公司亏损，保险公司会很难接受。因此，在实现方式上可以要求保险产品形态设计确保保本微利，既为运动员提供大病保障，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益性。”

早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冠军基金就联合相关企业发起过一个“为了冠军的微笑”的公益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为其发起的运动员公益保险计划筹款，从而为运动员提供免费的大病险和意外医疗险。

但据孙小峰介绍，这个活动持续了两年左右告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活动所能覆盖的人群太小，且总体的保费也比较少，从保险公司来说还是存在亏钱的可能。只有运动员保险的覆盖人群足够大、保费足够高，保险公司才有持续去做这个产品的动力。

薛寒冰表示，目前从国内的保险公司来说看，一旦被保人群具有运动属性，就会被视为是高风险，要么是理赔过程中会被附加很多限制条件、要么是投保费用会大幅提升。

在这个现实条件下，以普通的保险产品去保障运动员群体是不太可行，为运动员群体设计一款专门的保险产品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运动员群体因为通常都有较为健康的生活习惯，重疾的风险低于普通人群，薛寒冰说：“从保险公司的理赔来看，重疾主要是两大类，即癌症（约占60%）和心梗、中风等心脑血管等疾病（约占30%），而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和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有很大关系，因此运动员群体包括他们退役后，患这一类疾病的风险是低于普通人的。”

在薛寒冰看来，运动员群体其实应该是保险公司的优质客户，问题是，现在从体育部门到运动队，是否认为自身负有责任，去为运动员提供一个涵盖时间更长而不只是在运动员服役期间的保障？

如果体育部门、运动队不愿去承担主要为此的保费投入，那么，无论运动员群体是不是保险公司的优质客户，针对运动员群体的保险产品都是无源之水。

像冠军基金“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这样的民间救助力量，只能作为运动员群体遭遇大灾大难时的一种补充援助。

在推行“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的两年时间里，孙小峰看到了我国运动员群体应对大病等重大意外的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运动员的风险意识亟待提高，对于运动员的管理和服务部门，更需要从运动员的更长远发展周期考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