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为何让人如此不安？精神分析与生存论视域下的生育问题

最近关于艺人代孕的新闻激发关于性别与阶级剥削的大量讨论。引起人们愤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生育对女性的身体会造成很大损伤。但是，这是让人感到愤怒和不安的唯一的原因吗？

除了子宫之外，身体器官向来就处在工具化商品化中，体力劳动者出卖身体，脑力劳动者出卖大脑，在今天，情绪也可以买卖，比如葬礼上的代哭，吃播的代吃食物等等。在过去家务劳动是妻子/母亲负责的，甚至被意识形态塑造为女性的天职（比如黑格尔就把女性称作“家神”），但在今天家务外包已经是一件被普遍接受的事情。奶妈、育儿嫂，生育之后的各种育儿过程早就被商品化了，那些母亲离开自己的孩子到城里给有钱人带孩子，这和代孕一样是一种跨阶级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生育也就是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视角之下，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剥削和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并无二致。

一、生产与生育

从一开始，“生育”就带有“生产”的暧昧属性，倘若我们将身体器官看做一种可供自由支配的所有物，那么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去自由地运用它。马克思主义对代孕的批判同样也基于对器官的“物化”预设。但除此之外，生育这件事本身就被一种神秘的禁忌笼罩着，即使用技术手段（比如冻卵技术）剔除对女性身体的伤害，非“自然”地出生本身似乎也会造成一种伦理恐慌。为什么唯独讨论代孕（还有讨论性产业的时候），会陷入一种神秘的恐慌中呢？——生育和性本身或许还有些未被充分讨论的、成问题的地方。

如果我们愿意直面这个问题，那么对生育的神秘化有至少两种的解释。首先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思路，生育的神秘化是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的，而这种意识形态又是被某个特定的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或许我们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人类学样本中发现例外。

又或者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异性恋为基础的家庭可能会面临瓦解，在那之后，生育可能和性断绝关系，自己不想怀孕的人可以靠人造子宫来完成，家庭也要被重新定义。生育被彻底还原成一种生产，生命的诞生仅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完成，那附着在新生命上看不见的爱欲，仅仅被记载在在历史的某一页之中。

站在历史主义的视角，我们会有一种作为解决手段（as solution）的想象：现今社会的一些性别的、阶级的矛盾，可以通过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来消除，技术仿佛是拯救我们的苦难的真神；但是，技术还唤起我们另一种更为不安的想象，即作为问题的想象（as problematic）的想象，它遍布在各种反乌托邦的文化产品之中，它质疑着技术或制度所带来的美好未来，甚至作为解决手段的技术到来后的世界可能比原有的世界更为糟糕。

这两种想象总是如影随形，我们既希望技术能够解脱生育和性所带来的苦难，但另外一方面又对此有深深的怀疑和焦虑，用一句俗语说，就是害怕“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在人们的直觉里，仿佛有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笼罩在性和生育上面，这种元素无法被化约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形态，而是某种介乎于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东西。

而这种介乎于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发现的“乱伦禁忌”。乱伦禁忌并不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它在动物界很常见，但它也不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产物，因为它几乎可以在所有人类部落中被发现。如果一个人仅仅运用头脑思考，永远无法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和亲属性交，但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禁忌。为了解释这个禁忌，人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话，从民间故事里兄妹乱伦被上帝诅咒的神话，到现代科学优生学的神话，但是并不是这些解释产生了乱伦禁忌，而是乱伦禁忌造就了这些解释，这些解释都不能作为乱伦禁忌的终极依据，而只是它的一个结果。

这不也是在生育的议题上出现的一种无意识的焦虑吗？这种焦虑的真正原因如同乱伦焦虑的原因一样，部分处于无意识的层面，我们并不能真正地把它付诸言语，只能以一种道德的说辞来表达对它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将会导向一种想象，幻想技术和制度的变革能给我们彻底的解脱，但同时又在此问题上陷入莫名的不安。尤其怀孕涉及到身体内部的黑暗领域，我们的视觉听觉等“理性”的器官并不能觉知到它。怀孕是一种极为焦虑的体验，因为涉及到我们身体的最内在被他者所侵入和扰动，女性在怀孕的时候不只是面临着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面临着作为女人-母亲主体的深刻困惑，她必须在与这个黑暗中和他者的关系中重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正是这种无法名状的焦虑，让生育成为了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神话——关于亲密关系、家庭、母亲、爱情——的寄居地，各种话语赋予生育诸多意义，让它笼罩在一种神秘之中，但在诸多意义之下，却是一种纯粹无意义的创伤，一种与他者遭遇的原初焦虑。围绕着生育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或许反映的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对无法被话语象征化的创伤性内核的一种想象性的回应。

二、存在的焦虑

某种意义上，生育焦虑涉及一种时间性，一种有关起源与未来的不安意识。生育不只关乎当下的身体，同时也关乎后来的世代；而作为诞生的新世代，关于生育的记忆则被追溯为他的起源。这样看起来，生育本身似乎就是一根长长的脐带，它将所有人联结起来，联结成为人类，在世代更迭中保持自身同一性的人类。因此，在生育中所诞下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生命，它还使人作为“类”而得以可能。这一“类”永远有待去完成，有待“被孕育”，它没有人称，甚至都不“存在”；它就是受孕者在黑暗中与之对话的那个东西。而“我是谁”这一拷问因而也事关某种比“身份”更为本源的东西，它事关人类的“存在”。

“存在”令人焦虑（Angst），海德格尔为此已然做过详细的生存论分析。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说的这一存在焦虑来自于死亡而非诞生。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此在意识到自身的终有一死，意识到这一极端的可能性，这一使得其本身不再可能的可能性，它就被迫面对自身赤裸裸的存在，它的“被抛”。类似的思路也被运用于他对“深度无聊”的阐述：在极度深刻的“无聊”情绪中，整个世界的意义都脱落了，此在才能真正倾听来自虚无深渊的声音。在这里，焦虑并不是某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相反它是本真性的契机，因为它们使此在得以窥见那掩藏在堂皇世界之下的晦暗根据：从无名的神秘中，涌现着某种东西。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诗歌以及城邦的建立等事件中，其共同性在于，这些事件都见证着来自存在的“给予”；当然，这也发生在“生育”之中。

即使在分娩的时刻，“黑暗中的他者”也不可能被照亮；恰恰是因为分娩，黑暗隐匿了自身从而失去了被照亮的可能。因此，与一切对存在的解蔽一样，尽管在生育中涌现着新生命，但它仍旧是神秘的。《黑客帝国》里面设想了一个能模拟现实世界的矩阵，然而这一机器却无法孕育生命；在此，生育比建立世界还要困难，同样也比推翻世界还要困难。解蔽（Entbergen）始终伴随着遮蔽（Verbergen），后者甚至更为本源。在德文中，“孕育”可以被表述为“in sich bergen”，以海德格尔的方式，我们可以将“bergen”理解为“庇护”，生育可以被理解为庇护着的遮蔽（das bergende Verbergen），但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解蔽：庇护进无蔽状态。越是有新生命的生育，这种生育本身就越是被看做是不可预思的奇迹，令人焦虑的奇迹。

人类自然地就会生育，但生育始终是一个谜。生育的神秘性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进展无关：即使人类掌握了创造有机生命的科技，人类也并不能因此而宣称掌控这一神秘，人类只是在对它仍无所知的情况下去运用它。精神分析话语揭示出生育的创伤性，而海德格尔则将这种创伤理解为人类得以生存于其中的河谷。尽管如此，这种生存依旧是充满张力的：将谜作为谜来对待，去向着那闭锁之物敞开，去生活于神秘与奇迹带来的原始焦虑之中，这些要求对于此在而言始终是难以经受的，因此，始终存在一种彻底澄清的诉求。

对这种焦虑，资本主义向我们兜售了解决方法，代孕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仿佛像资本家雇佣工人那样，上层阶级的女性可以雇佣底层的女性，将生育的焦虑推到他们身上。将身体还原为工具，或者说，以生产来代替生育，这背后是一种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以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对存在的遗忘，它试图以人类的创制来取代自然的涌现。“自然”不再意味着那不断涌现者的共同根基，而是意味着有待去操控、改造和主宰的材料。现代技术是一种如此强力的解蔽行为，胜过一切解蔽方式，它希望将一切都曝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种技术的促逼与订造之下，甚至人类自身都成为了某种“存料”（Bestand）。一切都难逃其它的宰治，一切都被“集置”到技术之中。以这种方式，是技术而非人类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人。可以想象，除了代孕之外，或许有朝一日资本主义也将考虑人造子宫的可行性：从他人子宫到人造子宫，人类不断试图清除生育所带来的存在焦虑。技术成为了人类真正的生育方式，借助技术，一种新人类或将诞生，他们与旧人类之间不存在那种属于旧人类的脐带。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能如此顺利地克服存在的焦虑，就好像我们超越了存在一样？

三、朝向一种母性知识

精神分析和存在论哲学都将焦虑看作一种存在的本真的情动，而精神分析作为一门临床学科，要做的不只是描述一种焦虑的本体论，而且要对焦虑进行工作。资本主义当然也在对焦虑进行工作，它承诺给人们更多的快感，如性交中的快感，更少的焦虑，如面对赤裸的他者的焦虑，资本主义将性和生育里面让人不安的过量的匮乏的解决方案作为商品兜售给我们——它最终给我们承诺，缺失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家庭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根本环节，婚姻和生育需要两人的合作劳动（无论是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还是现代的双工资模式）才能顺利完成，异性恋中心主义便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再现。于是技术进步主义者也许会想象，如果有朝一日生育可以摆脱与异性的性行为，性和生育可以完全脱离关系，那么以异性恋为核心的家庭也会解散，更多元的亲密关系模式也被允许了。甚至“加速主义者”会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加速毁灭自己的过程：资本主义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自我膨胀，反而创造出了让自身毁灭的“进步的”技术和社会制度。在这之后，精神分析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杀父娶母的情结）或许会成为历史，俄狄浦斯式的缺失的主体（因为与母亲的乱伦结合被父亲所禁止）不复存在——可以看到这种进步性的承诺内在于资本主义话语的内部，它让人产生存在缺失可以通过某种产品（技术或社会制度）被克服的幻觉。

图1 ：四个位置分别代表着：代理人、他者、真理、产出。

 图2

而拉康认为，精神分析话语是“资本主义的出口”（Lacan, AE520），因为精神分析话语和精神分析话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试图比较拉康所画的资本主义话语和精神分析家话语：在资本主义话语里（图1），S/代表现代社会有着诸多不满的（缺失）劳动者，这些不满被数据化和算法化，被统计学的知识S2所支配着（如淘宝总是利用算法捕捉着人们的欲望），而支配着统计学知识的是隐藏的主人能指S1，最终生产出来供主体消费的就是对象a，其价值被均质化的商品，它承诺可以补完主体的缺失。

而在精神分析家话语（图2）中，来访者因为缺乏症状背后的知识而痛苦，分析家最初被来访者假设具有某种关于自身症状的知识S2，这引起了主体自由言说的欲望，对象a是欲望的原因，但是经过分析之后，最终的产物不是既定的某种知识S2，而是对主体来说独特的知识/主人能指S1，它的产出允许分析者最终将分析家作为废物（对象a）排除出去。可以看到资本主义话语的最终目标是生产出更多可以填补缺失的商品，与此同时让被隐藏的主人能指处于真理的位置，继续剥削主体（被剥削来赚到的钱，来买用来“续命”的商品来继续被剥削）；而精神分析却允许主体产出属于他自己的主人能指S1，最终将引起欲望的客体作为废物排除出去，而不是继续幻想着能够被它所满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话语图式的右下角是“产出”（produce），前面讨论到“生育”就带有“生产”的暧昧属性，那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生产也带着生育的暧昧属性吗？在资本主义话语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产出是被算法化的知识S2所驱动的，哪里有被写进数据库里的需要，哪里就有满足它的商品，当人们在抱怨生育的痛苦被数据库收录的那一刻起，作为商品的代孕就已经产生。

然而，在精神分析话语里面，在被“假设知道”的分析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产出知识的是缺失的主体S/自身，产出这种知识意味着要和母体的知识体系S2和引起欲望的对象a所分离，所以这总是非常痛苦和焦虑的一个过程，难道这不让人想起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吗？苏格拉底并不给予无知的人现成的知识，虽然城邦里的所有人都以为他很有知识，但他却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只是一个产婆，做的只是诱发处于每个人内部让人骚动不安的知识最终被生产（或者说被“回忆”）出来。去拜访苏格拉底的，也是一些“灵魂怀孕”的人，他们被处于主体内部某种他异的知识所困扰（正如在神经症那里，他们被症状底下的某种东西所骚动）。虽然他们都是些无知而贫乏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做的并不是要给与他们某些东西来让他们满足，相反，他让贫困的人生产出一些让他们不再需要被外部对象所满足的东西。【1】我们甚至可以跟随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解读【2】，认可知识和生命的等同，思想的出生便是生命的出生，那么便能将主体内部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生育：我们在痛苦和焦虑中生下了生命，虽然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小生命感到满足，但这个小生命却让我们不需要我们原来所欲望的东西。

精神分析最终并没有消除症状，更没有消除存在的缺失状态，但它消除了缺失能通过对象来填补的幻觉。或许精神分析话语本身就是关于生育的话语，精神分析的首要伦理就是拒绝代孕，让那些在身体或灵魂上怀孕的人，获得一种温尼科特所说的关于母亲特有的知识，一种知道如何（know-how）与在自身内部骚动着的他者相处，并最终将它带到世界里的母性知识。

【1】 有趣的是拉康没有把苏格拉底放在分析家的话语里，而是把他放到癔症话语里，在癔症话语那里是苏格拉底自身“怀孕”了S1（癔症的症状），迫使他人给他产出一个能解释他症状的知识S2。但是当癔症话语发生90度顺时针偏转的时候，产出就不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新的主人能指S1。这也是在临床中从神经症主体到分析家主体的转变。

 【2】《Vie et prise de conscience de la vie dans la philosophie hégélienne d’Iéna》，Jean Hyppolit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45, No. 1 (Janvier 1938), pp. 45-61。中译见https://mp.weixin.qq.com/s/ZkGMRIySsU2PENkOpg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