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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军|记刘衍文先生
往者余廿馀岁,读寄庐先生所著书,一时兴发,乃致书商搉之。先生不以为迕,手覆一札,凡六纸、长三四千言。自是遂往复通函。余性既好问,下笔不自休,先生亦乐于假借,为详答之。三数年间,往还之书札,凡数十通,可订成一小册者。后负笈海上,又时往先生钦州路寓处,抠衣晋谒,追陪谈麈,获聆嘉言快论,往往为之拊掌。循览彼时所记,先生之谈锋,犹能仿佛也。先生性好奇,于学无不窥,而为人直而无隐,绝不作矫饰语,称心而谈,为月旦评,爽利中肯綮,如并州之剪、哀家之梨者,间见层出,得未曾有,余从旁闻之,以为至快事也。惜先生操龙游方言,语速又迅,纚纚而下,余聆而不能谙者,居十之三,兼之日记无恒,退而书之者,又十不得三,此至可为追惜者。先生视余为小友,见赠之《寄庐杂笔》《寄庐茶座》,题款并如是,实则先生长余五十岁,于余为太老师也。今检所闻诸先生者,比而次之,著为一篇云。古之记人者,有记事,亦有记语,记语固亦记人,与记事无异也,故曰《记寄庐先生》。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
先生云:清诗超迈唐宋,名大家辈出,骎骎突过前人。一般之心理,习于贵远贱近,以耳蔽目,故未能知耳。
先生云:余于有清一代诗人,私心所好者,在吴梅村、舒铁云、王仲瞿、孙子潇、陈云伯、杨蓉裳、黄仲则、龚定盦等,晚近之诗人,如樊樊山、易实甫、杨云史,亦有偏爱,但仍尊重陈散原、郑海藏。
先生云:散原能营造气氛,为诗人之诗,范伯子只一味粗硬,了无意味,其所以有大名者,乃散原等捧之使然,并非真若何好也。(培军按:钱锺书云:“余最不喜范伯子诗,尝谓‘叫破喉咙,穷断脊梁’八字,可为考语。无书卷,无议论,一味努力使气,拖沓拈弄,按之枵廓。同调中前不如张濂亭,后不如姚叔节也。”见《中文笔记》第一册。可与参观。)
先生云:海藏诗好于散原,确有佳处。石遗诗却不好。若石遗门下之梁鸿志、黄秋岳,固为民族之罪人,其诗却少所匹敌,皆好于石遗,所谓“智过其师”者,此亦犹严嵩、阮大铖之“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也。
刘衍文手札,1996年1月16日致王培军。
先生云:梁节菴极称道黄晦闻诗,以为三百年所无者,散原则不喜之。(培军按:张广雅誉海藏诗,亦云自明以来无其匹,见《郑孝胥日记》。其皆不足据,而语亦有本,盖沈约之誉谢朓,已云“二百年来无此诗”,宋人之誉梅圣俞,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
先生又云:石遗笑海藏好色,其本人却以好色丧身,此甚可笑也。刘石菴纳妾亦多,中且有能为之捉刀写字者,而彼乃大责袁随园好色,至欲逐之出境,“投畀豺虎”,而石菴好友纪昀,亦好色而不讳,石菴乃又与之过从甚密,若无事然。此尤可怪者也。
先生云:王湘绮为袁世凯写《劝进表》,章太炎为孙传芳作《墓志铭》,章士钊为川岛芳子、陈公博辩护,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先拜徐朗西,后拜杜,不为徐所认可。此徐子幼庚为余言者,幼庚“文革”中被打死)此皆“通人之蔽”,或亦为利害所驱耳。(培军按:扬子云作《剧秦美新》,蔡伯喈作《荐董卓表》,阮嗣宗作《劝进表》,陈伯玉作《大周受命颂》,陆放翁作《南园记》,盖亦犹是,皆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先生又云:前人言汉学家好货,宋学家好色(见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其实汉学家又何尝不好色?孙仲容有七房姨太,廖井研买妾之多,更不必论矣。章士钊、黄晦闻亦有数夫人,盖皆好内者也。(培军按:张际亮《张亨甫文集》卷二《两汉节义传序》记姚鼐已有此类语,云:“昔桐城姚惜抱先生有言:‘考据好利,辞章好色。’”又况周颐《餐樱庑随笔》:“相传经生黩财,名士好色,为有清一代风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三笔卷一“翁方纲以妾为妻”条:“谚云‘名士好财,理学好色’,学士兼而有之。”语并相类。)
刘衍文手札,1998年3月3日致王培军。
先生云:湘绮之诗,不能成家,其模仿之文之妙,则登峰造极。余本反对模拟为文,及读湘绮之文,乃改变此看法。章太炎最重湘绮文,陈石遗亦然,足见“此心同、此理同”也。
先生云: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一书,原拟在上古出,富寿荪为责编,乃越俎代庖,为增注甚多,皆从工具书可查得者。吕贞白告之徐,徐立撤其稿,命学生重为理董。时徐已病,住华东医院,富被一吓,连探视亦不敢往矣。
先生又云:富寿荪本学徒出身,仅小学学历,其学皆从自学而得,作诗颇佳,不喜用典。其“能写萧寥惟老柳,略分惆怅与斜阳”之句,为钱锺书所称赏。富与郭绍虞同辑《清诗话续编》,为稿费事颇有争执,据云郭得十之八,富才得十之二。《续编》出,富寄一部与钱锺书,钱作一札复之,并为其诗集题签,富乃遍示于人。吕贞白作一打油诗,嘲之云:“借钱充富户,倚郭筑寿楼。”嵌钱、郭、富、寿四字。又富请沈轶刘为定其诗稿,富作一后记,中之用语,乃又逢沈之怒,遂不许其登门矣。寿荪有弟铁耕,诗书画皆能,余尝至其家,交谈甚洽也。
先生云:吕思勉学问极好,但为人则颇邋遢。董圣功(名任坚,曾任光华大学教务长,“文革”中瘐死狱中)为余言:彼一日往访,见吕卧于床食鸡,鸡骨满其衣,食毕,且以被褥擦其手。(培军按:晚近之大学者,如章太炎、沈子培皆肮脏不堪,似未足为病也。)
刘衍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张寅彭所购藏的《清诗精华录》作的批识,张寅彭提供。
余睹马祖毅《皖诗玉屑》,有冒效鲁一序,中云复旦学侣有徐宗铎、赵宋庆二人,博洽不可及(培军按:马字士弘,江苏建湖人,为安徽大学教授。冒赠马一七律云:“故交徐赵各山丘,失喜跫然来马周。使笔如刀中肯綮,行文翻水取雕锼。超超元著破馀地,矻矻穷年争上游。抉隐表微追秀野,床前罗拜几诗囚。”此诗不见《叔子诗稿》,故备录之),以告先生,先生云:赵亦尝邂逅遇之,未及交谈,其人着长衫,披发至肩,一见即知为怪人。闻之听课者云,彼上课时,每手撑讲台,低头不语,良久猛一抬头,乃始授课,学生多不听也。又谓《诗经》为天文学,人多笑之。其居室一无所有,唯一地铺。后学校配与一床板,遂谓学生曰:“今吾升高一级矣。”以所卧较前为高也。徐宗铎为福建人,外文系教授,亦着长衫,为人手不释卷,而无著述,只与伍蠡甫合译一书,久已绝版矣。
先生又云:冒效鲁如是云云,或乃有为而发。旧日文人习气,于声名煊赫者必非之,于默默无闻者偏誉之,人情之嫉恨得志者与同情失意者,有以致之,或亦同病而相怜,或友其人而同调,往往揄扬过分,又好枪打出头鸟。平生所见多矣。(培军按:此意韩退之《原毁》已及之,云:“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退之因“动而得谤”,故慨乎言之。)惟亦有不为世俗左右,别具赏心者,则又另当别论。如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难博学》条,最推重之学人为屠湘,其书之序,乃请姻亲俞樾为之,俞为当时公认之大师,最有声望,陈却不举俞之博学,其所心折者,乃一为世不知之屠筱园也。又如王充《论衡》,使其信服之人为范长生,几认为为空前绝后之人,但此何人欤?徒令后人多所臆测也。
先生云:余在浙江通志馆时,有孙仲容之子延钊,字孟晋,为通志总纂,仲容唯一之子也。其目赤,与仲容正同。彼掌握资料甚多,以前为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文史足用,唯少识见。宋慈抱乃馆中学问最好者,骈文亦做得好,其《续史通》即用骈文撰成,诗则学人之诗,不及蒋宰堂(麟振)。蒋之诗、古文皆好,而牢落不偶,今知之者鲜矣。他如浙西办事处主任张天方(凤),为人近怪,能译《孔雀东南飞》为法文,与鲁迅亦相识,鲁迅尝讥之。
先生云:钱南扬彼时亦在通志馆,唯不为人所重,在吴梅弟子中,实当以彼为最好。一次余上楼,钱正下楼,相遇于楼道间,互不打招呼。只见彼戴一礼帽,耳边夹纸烟一枝,其状异乎学者,故印象极深云。
先生云:马一浮与熊十力本交好,后乃反目绝交,其故亦所谓“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之所致也。熊故意标新立异,言不由衷,多违心之论,非我所取,亦勿怪其卒前要念《往生咒》自忏也。马文甚佳(培军按:钱锺书《日记》中称马所译《堂吉诃德》,远出林琴南上,可为一证),学人中罕见,字亦好,但不能言其学沈子培,否则必与人性命相搏也。其为学则拘而不达,亦非我所喜,以佛学而论,其所知甚浅。浙江通志馆与马之复性书院比邻,常于路邂逅之,未趋谒。马少年丧偶,后终身不再娶,余所编《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中收其却人说媒一札,甚趣。
先生云:弘一法师人极聪明,有才华。虽出家,佛学却亦非其所长也。
先生云:马一浮有得意弟子刘公纯,于北京谣传大地震日住梁漱溟家,日日挥汗抄梁之著述,唯恐梁卒后不得其传。抄讫,即寄存上海潘雨廷家,故上海友人得以先睹。公纯名锡嘏,即《文史通义》之校点者。惟天下事实难逆料,刘南归后,不久即病卒,而梁却老寿无恙,十年后始下世。
先生云:潘雨廷之易学,非其他学者可及,惟过于好事,至拜唐文治、熊十力为师,虽彼不能文,论学问识见,高出二公多矣,故友人皆背笑之,云此乃孙悟空拜唐僧学法也。然潘研道教,却又多乱道,说太极拳、气功、中医学理论,亦天花乱坠,却无一中的,犹廖平之五变、六变后讲风水、讲天学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孟子此语,真颠扑不破也。
先生云:五十年代,钱仲联、龙榆生皆失业,至欲往东北考中学教师,后卒得入高校为师,亦云幸矣。又女词人张珍怀亦然,久在中学教书,不得入高校,退休后方往上海教育学院,事古籍整理,与吴广洋不合,吴亦夏瞿禅门下士。张为人傲甚,见余都不理也。后又至上海师大,终无名分,亦才人之可伤者。
刘衍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张寅彭所购藏的《清诗精华录》作的批识,张寅彭提供。
先生云:学问、文章为二事,往往不能兼善。有学问好而文不佳者,有文佳而无学问者。陈寅恪、郭绍虞文皆不佳,郭且思路不清,陈虽不顺,但文句尚可通。梁漱溟文亦不好,其病都在啰嗦。文之好者,李长之、刘大杰、陈西滢、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梁实秋、李健吾等是也。吕思勉、钱穆所作浅近文言都好。但邓之诚则不好,彼则自认为极好。潘雨廷文亦不佳,彼亦自认为好,讲课时至自许彼之文乃用庄子义法,闻者每为失笑。凡为文第一须清通,能清通,始可谈个性。吾文字亦不佳,越园师谓之“沉闷”。余问:胡河清如何?先生云:彼自说自话耳,谬误既多,根基亦浅,但为人则极好,亦极聪明。(培军按:后读寂潮先生《悼胡河清》,中一联云:“颇赏春风才子笔,尚期秋实学人功。”二语括之最覈。)
先生云:刘彦和《文心雕龙》、林琴南《春觉斋论文》,实皆我国古之《文学概论》也,有其特别之价值。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虽以总结桐城文法风行,而抄撮各书,不伦不类,实不及琴南之书能独抒心得也。若王若虚之《滹南遗老集》,章实斋之《文史通义》,语虽偏激,而发人深省处独多,皆宜细读之。
先生云:刘笃龄学问甚好,考复旦研究生,陈子展最赏之,英文不及格,而专业课亦未通过,铩羽而归。而有一人只背得《辞海》文学分册,竟考取第一名。刘文理不通,但彼亦自以为佳,谓无人能识之。以无工作,为人介绍至某校古籍所,作一名宿之助手,不久辞去,云:彼学问太差,只好作我之助手,我岂能反为彼助手哉。
先生云:柳曾符读书亦多,然亦文理不通,不能及乃祖之能文也。
余问:若撰二十世纪之《学林点将录》,何人可居宋江?先生云:非胡适莫属。而晁盖必梁任公也。又问钱锺书可拟谁,先生略一沉吟,云:豹子头林冲。余又问鲁迅,云:至多可拟武松。
先生云:有人称钱仲联与钱锺书为“江南二钱”,二人闻之,皆大不乐。(培军按:钱锺书《伤张荫麟》:“夙昔矜气隆,齐名心勿喜。”亦此意也。又章太炎于他人比己于谭嗣同、黄遵宪,亦至为不快,龂龂置辩,亦同此心理也;见《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与邓实书》。)
先生云:夏承焘之词学考订,功夫甚好,非唐圭璋可比,惟彼自作之词,却不甚高明,篇什不多,而词意复沓者已不少,不及龙榆生着力之深,然亦已难能矣。
先生云:钱基博文章固佳,讲课却劣,且时读错别字(其诗平仄多不调,可见也),为诸生所暗笑。唐文治之讲课,人皆称之,又云吟诵极动听,其实亦不然。据听其课者云,唐讲课时,课堂内秩序极差,学生欺其目盲,多嬉笑闲谈,绝无人听。唐无奈,屡云:“诸君勿胡闹!我目虽不见,耳则能听,心亦甚明也。诸君所为,我尽知之,勿闹勿闹!”大类鲁迅小说《高老夫子》中之场面也。
先生云:章士钊作诗赠钱子泉,钱锺书代作诗复之,云:“名家坚白论,能事硬黄书。”人以为誉,其实非也。赠诗而复之,不及其诗,而言其文,盖暗讥章只能为逻辑文,于诗为外行。下联“硬黄”为纸名,亦未言其字有若何佳也。(培军按: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赏人诗文者,不赞其诗文而惟赞其书法,则诗文之不佳可知矣。”见《校辑近代诗话九种》234页。又《镜花缘》第八十三回兰言语:“这就如请教人看文,那人不赞文好,只说书法好,都是一个意思。”均是也。)
先生云:钱锺书在美谈及鲁迅小说,有所批评,鲁迅研究者纷纷反击。唐弢至香港,即大抑钱之小说及著作。钱置不之理,然《谈艺录》再版前言中,乃删去初版中唐之名姓。苏渊雷见之,笑云:“何器量之狭也!”又苏翁尝在钱寓见壁悬陈石遗所赠诗幅,未能省记,返家后去函求录示,钱拒之,云不欲借人之光以自重也。(培军按:《石语序》云:“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声价。”此物此志也。)
先生云:钱锺书文至佳,惟短于气。闻诸老辈云,凡文字气短者,往往不得高年,不然,即子嗣不昌。钱子泉古文气极长,锺书先生不能及也。
余问:钱先生不甚讲版本,其于流略之学,未用功乎?先生云:有能有不能耳。彼于道教所知亦浅,此余从《七缀集》之一注脚知之。该注据《纯常子枝语》所引道书,云道教亦分南、北宗,此未读《道藏》之故也。事本常识,何须转引《枝语》?又道教尚有东、西宗,亦不仅南、北已也。
余为先生购得一册《兼于阁杂著》,先生边翻边云:陈声聪所记掌故,多道听途说,每不足信,其书无大价值也。
先生云:余同辈学人中,黄永年、罗继祖学问皆好。
先生云:胡彦和(邦彦)书札最好,可谓“书记翩翩”,诗以七律为佳,亦其次也。
余问先生,《寄庐杂笔》中记毕修勺一篇,有欲夺毕之译稿C者为谁,先生云:陈西禾也。又译书不信、半属创作之L为谁,先生云:李健吾也。又记潘雨廷篇之G为谁,先生云:高亨也。高之论易书多谬,实易学书中错误最多之一种也。
余读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中录汪容甫《荀卿子通论》,多有破句,以问先生,先生云:杨学问亦不佳。
先生云:某公实为学霸,今日之占领各大小山头者,均此辈也。胡风集团中人皆筑坛揽权,意欲人莫予违,此辈得志,亦大非文苑儒林之福也。胡所图为人窥破,然竟兴大狱,惩之亦太过矣。
先生云:姜亮夫晚年作回忆录,其稿为家人所匿。余尝见之,中多记怪异事,皆彼亲见亲闻者也。
先生云:张中行之文,千篇一律,凡有所说,必曰“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顾尚可一看,以中有掌故存耳。其诗则稚而浅,尚须大加磨炼也。
先生云:周劭与余尝同与某会,有一面之雅。彼熟于近代掌故,余弟子丁如明、聂世美与同书社,每请教之。周原与穆时英之妹有情,穆妹名丽娟,后嫁于戴望舒,乃周又挈之私奔,致戴痛不欲生。如明尝问周:“公拐戴之夫人,无乃德有亏乎?”周曰:“是何言也?此乃‘物归原主’耳。”后卒与穆分居,孑然一身,所居舍亦仅八九十平米,老景颇为凄凉也。
先生又云:上古社另有一与周劭齐名之金性尧,晚景却好,所出书亦夥。昔用笔名为文载道,亦多知掌故。解放后,彼作一长文,凡数万字,言鲁迅之旧诗乃学屈原、杜甫而超越之者,真张茂先我所不解也。偶用《离骚》、杜诗之典,即以为渊源所自,取其迹而遗其神,有是理乎?然其近作《炉边诗话》,却颇可观。
先生云:余读书时,年少同学多受左倾思潮影响极深。时有一女生,同学慕之者众,及闻其喜读张恨水小说,遂立与疏远,耻与之为伍也。好国故者,亦为人非议。读线装书,至建国初,更视为吸食鸦片。鸳鸯蝴蝶派小说,人亦目为淫书,不屑一顾。实则此派中人旧学根柢多好,非一般新作家可望其项背也。
先生云:徐志摩为一泛情主义者,然略好于郁达夫。徐之文言文甚佳,颇有风格,人亦聪明之极。先师与徐、郁皆交好,与胡适亦相熟,然格格不入。陆小曼与王映霞俱入上海文史馆,陆仅睹见小影,未觉其美。王则与余同在一组,余每发言,彼必云喜聆,时已年近九十,尚无老态,然观彼年轻时之照片,亦不觉其甚美。袁香亭诗云:“未必倾城皆国色,大都失足为情痴。”固已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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