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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 所有的创作谈都是不可靠的
@王安忆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当代作家、文学家。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1年初与李章结婚。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小说的情感问题
这堂课我要讲小说的感情问题。
感情这事情怎么解释呢?我给它下了一些定义,但一定不是准确周全的,我想它是一种人文气质。
我先来讲一个故事,是湖南作家彭见明的一篇小说,叫《梨木梳子》。
故事是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个做梨木梳子的女人,这女人一生遭遇坎坷,制作梨木梳子伴随着她度过漫长的艰难时日,她的爱情和希望最后只结了一个果实,就是美丽的梨木梳子,这梨木梳子烙下了她一生的悲欢心情。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已经是个老人,为了家乡的脱贫致富,把她做梨木梳子的技术贡献了出来,庄上的媳妇、姑娘就成立了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梨木梳子。
因为曾经有个海外华侨,看到梨木梳子以后,觉得美极了,以很高的价格买了它,并且向老人定货。于是梨木梳子的制作技术传播开来,开始大量的生产,可是这个海外客商却将这批梨木梳子全部退了货,他不要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想它很可能是有原形的,是真有其事。那么老太太亲手做出的梳子和小工厂成批生产的梳子有怎样的区别呢?
老人的梳子里有着她个人的痕迹,这痕迹包含着她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谁的就是谁的,别人代替不了。这就是人文气质。
在书法里有一种笔法叫“飞白”,就是笔触中的丝丝露白,像是枯笔的样子,我想它最初恐怕是由一个失误造成的,然后这个失误就成了技法。
它的意思在哪里呢?它告诉我们一个书写过程中的信息,笔从纸上急骤有力地掠过的情景,有一股激越的情绪,还有篆刻的金石感。刀刻在石头上,崩裂破碎的边缘,它也是流露出制作过程中的感情状态。
这种状态都是即时即刻的,这一片刻和下一片刻不同。这就是人文气质。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发展真是很可怕,它亦步亦趋地取消了人文气质。
最早的时候我们坐在音乐厅里听音乐,音乐在演奏中一气呵成,演奏的过程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乐队的情绪很好,很饱满,乐曲被发挥得非常激昂和兴奋;也许下一天他们有些疲倦和低沉,乐曲便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我们到音乐厅去,就为了感受音乐的活生生的状态,注入了每时每刻的心情。音乐又是依附于时间的流程,难以固定,它便时时刻刻处在创作之中,它的每一分钟都可能表现出新的感情内容。于是,它就成了艺术中的最典型,最富人文气质。
然而有了唱片,唱片是在录音室里制作,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把最好的状态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我们听到的声音也许是最完美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放弃悬念,放弃对任何意外之笔的期待,再没有新的感情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庆幸,唱片总算是完整的,是一个全过程,情绪是连贯的,就这一次演奏来说,是真切的,还是有心情可供感受的。
而事情没完,又出现了激光唱片——CD。这就极其可怕了,它连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都没有了,它是哪一截好就把哪一截拼凑起来。同时,精良的录音制作设备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
这也就是我个人觉得戏剧要比电影好的原因,你今天晚上看就和明天晚上看不一样,它会给我们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感情。
而电影则是和激光唱片一样的制作品,你一遍两遍看下去,不会有一点意外的,没有失误,也没有可遇不可求的灵感来临。
但没有办法,这是由它必须物化的性质决定的,小说也是这样的东西。
它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作品,一定是一个结束过程最后完成的东西,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和辨别它的情感呢?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下感情。
我们一直在证明,小说是一个独立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实用的价值,我们去建设它,完全不是为了使用的目的。
那么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的动力是感情。
我还想给感情定义一个名称叫“心理经验”。
为什么有的作家生活经验丰富得不得了,可是东西却写得十分贫乏?他怎么就不能够把他如此丰富的人生经验写成优秀的小说呢?
而也有些作家,他一生过得很平淡,譬如说福克纳,他从小在一个小小的镇上生活,再也没离开过,可是他写出了那么多的好作品。还有普鲁斯特,他几乎一辈子躺在床上,可他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
我觉得这就取决于心理经验。这种心理经验,和外部经验不一定成正比,并不是说这个人经历丰富,他的心理经验就丰富。
而我觉得一个作家他之所以要去创造心灵世界就是因为被他的心灵景象,被他的心理经验强烈驱动。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创作者的本体了,怎么去了解这个本体呢?量化的方式显然不够用了,这需要对人的深刻了解。
而作家又是这样一种人群,他们的智慧和才能都要在一般人之上,当然是指那些好的作家,他们的心理经验我们应当从何着手去了解?
作家们在小说之外都写过创作谈,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创作谈是可以信赖的,都是假象。
倒不是说作家自己要作假,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事过境迁,再回头来解释,哪怕是自己解释自己,也不会准确,一定会受此时此地的情绪影响,只能当做另一篇作品来看。
因此我就说,所有的创作谈都是不可靠的。很多研究者从创作谈入手去研究作家本体,前途真是非常渺茫。
这就是感情的难办之处,它太接近创作者本体,它关系到创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一切就是难以推测,没有手段去推测的。
我们也许能从现象里找出一些规律或者一些特质,第一堂课上我说过,因为小说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保持距离的,是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为它的创造者往往是由边缘人来担任的,他们很难是立足于社会中心这样的位置。
我们已经看见很多艺术家都具有边缘性,他们可能是残疾人,是受压迫的弱民族,或者是女性——这个世界在目前,话虽说是男女平等,但这个平等也是女性向男性靠拢;所谓女性独立,也是以男性的标准原则为条件的,是使这世界更趋向男性中心。因此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妇女写作会这样活跃和兴旺,是和她们所处的边缘位置有关系的。
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艺术家和精神病只差一步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艺术家和疯子都不是那类顺应社会的人,他们都不是善于适应社会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心理特质,都是和社会不太能投入的,他们和人群不能投入,他们很难走到人群里边去。
可是为什么会有艺术家和疯子的区别呢?是因为,艺术家是有理性的,他可以用他的理性将他的和人群不调和的情感创造出一种东西来。
这种冲突四起的情感很像是岩浆,是一股强大的能量。如果你没有理性去控制它,把它铸造成为一样东西,你任它漫流,那你就完了,你就毁了自己,因为你一个人形单力薄,你和一个人群去作对的话,你只能毁了自己,你不会毁了别的任何人。
那些出没在我们城市街头巷尾的颓废的人影,在他们心里其实都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观念,他们行为上都有一种不能和人群融合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缺少理性,因此他们不可能把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特质变成一种动力,去创造什么,他们只能自己毁灭自己。
而艺术家不同。他绝对是个有理性的人,是理性使他原始的冲动变成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因此他能够忍受人群外的孤独,他能够在人群外保持自己,然后他还能将自己的特质留下痕迹,那就是创造。
当然,我很难从社会价值上去判断个人和人群的关系,我只是相信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心底深处,在他的灵魂里一定有一种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有很多写作家的文章,特别强调作家的个性,喝酒啊,留胡子啊,交往随便啊,或者出口就很粗鲁啊,对人不尊重啊,好像行为越出格就越像作家,实际上远着呢,不是这么回事。
一个艺术家和人群不能投合绝不是表现在这样浅层的地方,这种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所谓艺术家的包装而已。
当然,从这种包装方式也能看出,艺术家的与众不同是人们所公认的了,但是,人们把这种不同看得太轻松了。
其实,与人群不能协调可说是艺术家痛苦的根源,这是一种沉重的命运。
让我们再换种说法,艺术的创造者还是一种特别具有情感能力的人。他应该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就是说他应该有痛感,他不是麻木的人,他是个很有痛感的人,一触即发。
那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人认为正常的情况下,艺术家会有反常的反应,这就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也正因为此,他才从人群中脱离了出来。
从这点来说,不是命运决定了他的边缘化,而是他自己决定了他的边缘化命运。艺术家的感情能力还表现在他的感情质量上,他应该有力量把这种痛感、这种情感推到一个高度。
怎么是感情的高度呢?我个人喜欢把情感划出等级,我觉得情感的一般状态只是一种伤感。看到月亮缺了,哎呀,很遗憾,月亮昨天还是圆的,今天已经不圆了,心里面就有些难过。喝了点酒吧,想起了往事,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又一阵难过。这只是一种伤感,不伤心不伤肝的。
在物质主义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复杂繁琐,已经把情感切割得非常细碎而易消化。有一个演员,曾和我说现在演影视剧非常没劲,老是让她在那儿吃饭吃饭,她当然希望是死了个孩子,吃饭有什么情感?她就是在要求一种强烈的情感,我觉得她的要求是具有艺术特质的。
感情的质量取决于创作者本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最高级的阶段我以为是“忘我”。“忘我”这个词也是容易被误会的。现在有一些私人性的作品,将个人隐私统统兜出来,实际上当把这些东西兜底翻出来的时候,恰恰是他们太记得“我”了,他们太忘不了“我”了,他们把“我”牢牢记在心里,特别想给大家展览一下“我”的面目。
我有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发怒,孩子发怒他会用头去撞墙,他会要死,这真的是很纯洁的力量。
什么叫忘我?就是他会把自己毁灭掉,而不是展览自己。
这个世界已经把很多事情搞得非常混乱,必须样样说清楚。我说艺术家的情感能力必须具有两种条件,一个是敏锐性,但是这个敏锐性不能搞得杯水风波,小小一件事情张扬得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力量,一定要有力量,要有力量把情感推到极致,推到高潮。
这种力量就和理性有关了,这也关系到从感情到小说这个过程,我们做的是什么?
情感往往体现为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感,我们怎样把冲动感变成一本小说?中间要经过这么漫长细致的技术化的处理,你要保持你的感情,但是你却要冷静地处理它,使它最后成为一个客观存在,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全靠理性了。第一要靠理性来检验质量,上次我就谈过,不是每一种感情都是有价值的、有崇高感的。
上一堂课我们也在试图鉴定,在我们的认识范围里存在有哪些等级差别,那么在情感上也同样是有等级差的。就像一位演员说的,吃饭也是感情,你不能说吃饭没有感情,食欲就是一种感情,死个孩子也是感情,那么这两种感情相比,谁高谁低?谁强谁弱?
我觉得现在的作品里越来越多宣泄,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我挤公共汽车挤得烦死了,车多么挤啊;调动工作那么困难,上司又不知道我的心,老婆也不知道我的心,世道是多么差,变幻无常,等等。
这些情感也是情感,你不能说它不是情感,问题是它有没有质量。而这个质量我们就要靠理性去检验。
然而危险的是,理性可能使感情枯竭,它可能使人变成非常冷静的人,感情枯竭了怎么办?
创作这件事情对本体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于是就有了第二项理性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
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以为是一个压抑的过程,当你心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情感产生的时候,你需要压抑它,你不能急于把它宣泄出来,你必须把它压抑下去,也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这个压抑的过程也是非常危险,很可能时过境迁,你这个冲动就没了,这个冲动来去都是飘忽不定的。
因此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诗人那么多,诗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把情感记录下来,而小说很难办。
小说要求感情到作品中间的转化过程太长太复杂,需要转化为故事,转化为人物,转化为情节,还要有个归宿,有头有尾。所以说我觉得小说实际上是个很难的东西,感情要非常饱满,技术要非常周密。
现在我们好像又回到技术问题上来了,这也就是理性对感情所担负的第三个功能:想象力的功能。
在此,我说的想象力是从感情的立场出发的,也可以叫作灵感。灵感不同于感情的冲动,它是已经成形的感情,所以它其实是吸收了理性的帮助的。
灵感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得光顾我们了,人类的经验日益积累,200年的小说堆积如山,书库里都是小说,覆盖面日益加大,阴影笼罩着我们,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从小说到小说的情况。它的感情是来源于写作者的阅读的经历,它把别人的感情打碎了再重新组合,它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它终是因为缺乏原始的冲动而生命苍白。
这就是我以为从感情到小说的三个理性的条件,这种量化一定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反正我们能够归纳多少就归纳多少,只能这样,尽力而为。
感情对小说是一个隐身人,你看不见它,你找不到它,你只能感觉它。这种感觉是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它是一个从感觉到感觉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去叙述它,怎么去传达它,为它作一个结论,那都是非常难办的事情。
本文选自《王安忆小说讲稿》,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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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安忆 | 所有的创作谈都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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