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的粘痕：“共同体”的温暖是我们对过年的真正渴求

一

于惯常年岁里，在异乡的住所换上新的春联，也就到了快要回乡过年的时候。

前年起，贴春联用上了蓝丁胶，这是一种原产自澳洲的胶粘材料，有点类似橡皮泥，据称无毒无害，可以反复使用，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不留粘痕。年关，我轻松地揭下贴了一年的春联，细细剥落门板上的蓝丁胶，果然不留痕迹，真是干净利落。

从我记事起，每逢过年，家里贴春联用的都是透明胶或双面胶。透明胶虽是透明的，却不会“隐形”，用这样“有形”的胶带贴春联，总显得不太讲究。双面胶贴上后，最初隐而不彰，但时间一长，就会从较薄的春联纸背面“透”出影来，好像一个个隐隐约约的补丁。而每当“新桃换旧符”时，前一年残留的双面胶总会在门上留下顽固的痕迹，难以清理。一年又一年，双面胶、春联纸的残痕组合、累加在一起，只能用新的春联去覆盖。不贴春联的家门，竟显得有点丑陋。

如今，蓝丁胶解决了这些烦恼。它既像双面胶一样“隐形”，又牢固、持久，最重要的是不留粘痕，便于换新。这样简洁、理性的黏合材料，和作为商品的、印刷精良的春联，简直完美般配。

二

听长辈们说，以前贴春联，用的是浆糊，甚至要自制。将淀粉类物质加水加热，经糊化反应后，便能制得具有黏性的浆糊。但不论是淀粉类的“纯天然”浆糊，还是买来的化学浆糊或胶水类粘剂，都会留下不易清理的粘痕，需要用力擦洗或细细铲除。在农村，做浆糊，清理旧春联的残痕，然后贴上手写的崭新春联，曾经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仪式。而风吹日晒，春联自然剥落后的褪色红纸痕，或是辞旧迎新时未能彻底清除、一年年层累起来的春联粘痕，也一度是老宅子木门上斑驳沧桑的岁月印记。

听老辈们讲述着这样的场景，恍惚觉得这才是“过年”最初的模样。那老旧的木门、斑驳的粘痕、自制的浆糊、手写的红春联，仿佛关联着梦里的“原乡”和“快乐老家”。作为第一代90后，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乡土中国的地道年节，却也有着关于过年的美好记忆。

小时候，一放寒假便兴奋起来，跟着家人筹办年货，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凑热闹。爷爷家朝北的窗台外渐渐挂满腌鱼和腊肉，老豆腐在严寒下变成天然的“冻豆腐”，浴缸里的蔬菜、食材堆成了小山。妈妈用豆芽、豆干、水芹菜做成江南的“如意菜”，又用舂碎的核桃、去核的枣泥、桂圆加蛋液搅拌、加热，制成可以冲调的冬令进补品。这时，全身心都告诉我：就要过年了！

到外地读大学以后，寒假回家，我仍有时间和家人们一起筹备过年，大扫除、做蛋饺、囤年菜、贴春联，“渐入佳境”的过年也算是有仪式感。毕业了，留在“魔都”工作，父母眼里的孩子算是真正踏上了社会，我却也成了年关返乡大军中的一员。有限的假期限制了与家人一起筹备过年，故乡的年仿佛成了一个准备就绪、等人回乡去“度过”“享用”的客体和对象。

三

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提出“共同体”与“社会”这组相对的概念。在他看来，“共同体”更多依靠本能中意、感性冲动、习惯经验、共同记忆等结合起来，比如亲属、邻里和友谊；“社会”则依靠深思熟虑、利害权衡、深谋细算、概念秩序等形成连接，应该是公共领域人际交往和工作生活的主要形态：“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共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诫别上坏的社会的当……”（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对青年人来说，“踏上社会”似乎是真正的成人礼，这意味着从家庭、家族的血缘与亲情共同体迎向公共性的、更为广袤的“世界”，“走进他乡异国”，也就是在本能、感性、习惯、经验之外，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理性取舍地参与社会分工、融入社会生活。如果说家乡代表着原生家庭所在的温情脉脉的“共同体”，那么奋斗其间的他乡就是一个更多建基于“目的合理性”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走出“共同体”的舒适圈，学会在“社会”中生存，这是必经的成长和历练。

然而正如滕尼斯所说，“共同体”有其可贵的特质，这对于在“社会”中奔波劳碌、汲汲以求的当代人来说，尤具启发意义：“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体”所蕴含的“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情感与精神连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状态，这种“价值合理性”能够成为“社会”上所泛滥的“目的合理性”乃至“工具合理性”的某种补益。

就生命个体之间的交互与关联而言，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也有着比“社会”更为强大的力量：“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社会”中的个体连接往往是机械的、无机的、“不留痕”的，人们由于特定的目的与分工暂时性地结合在一起，但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分离”，你我有别，互不留下长久的影响。而“共同体”中的结合却是有机的、“留痕”的、影响深远的，即使存在时空上的分离，生命深处也“仍然保持着结合”。

在这一意义上，回乡过年就是让在“社会”上奔忙疲惫的我们重温“共同体”的有机连接，深切感受依靠感性、记忆、经验、习俗乃至本能冲动建立起来的结合力量。返乡过年唤动情感，激活记忆，实践风俗，传承习俗，也留下新的记忆。我们与“共同体”、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个体有机相连，亲密交互，彼此“留痕”。

四

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中返乡过年的生机勃勃的有机状态，在现实中似乎常常并不如意。在异乡的居所，用方便而不留痕的蓝丁胶贴春联的时候，家乡家门上旧春联的那些粘痕竟浮现在眼前。那是一道道岁月的痕迹，让人怀念小时候全身心投入的年节。而这种长久的怀念，本身也就是“共同体”对我有机的“留痕”吧。相形之下，如今的回乡过年来去匆匆，年“过”过了，长假“度”过了，回乡者给亲人、给老家留下了些什么，家族和故乡又给回乡者留下了些什么呢？

对绝大多数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人来说，过年就是一个“长假”，是在另一个地理空间中度过的假期：看春晚、聚餐、喝酒、唠嗑、刷手机、发红包，然后又匆匆离乡。如果说从前过年就像是用浆糊贴春联，总是能留下不易擦除的印记，那么如今都市白领们的回乡过年，是不是就有点像简洁而不留痕的蓝丁胶？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投入与参与、电子媒介对人际交流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同体”所能留下的有机印痕。聚过，散了，“我”还是我，“老家”还是老家，你我有别，不留痕迹。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共同体”与“社会”的对举并不意味着二者截然对立而不能互相影响，一如故乡与他乡也并非本质上的对立关系。回乡过年不是要加固他乡、故乡间的二元结构和对立紧张，如果我们在返乡过年中所真正渴求的是“共同体”有机连接的温馨及其深久的影响，那他乡与故乡的空间差别还有那么重要吗？回乡过年为我们提供了重温“共同体”生机勃勃有机状态的可能性，但这并非唯一的可能和途径。更何况除了“重温”，我们在何时何地不能再一次尝试构建、创造“共同体”式的有机结合呢？

李健在《异乡人》中唱道：“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在我们日夜奋斗的异乡“社会”，也可以有温暖的“共同体”：“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当生机勃勃的有机“共同体”被努力地建构、悉心地呵护，他乡也就能有故乡的意味，每一个寻常的日子，也都可以有年味。这是情感、精神意义上的“回乡过年”。

五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回乡过年仍可谓“兹事体大”。一年一度，我们不辞劳顿，与亲人、与家乡重逢又相别，这一聚一散，究竟能留下些什么，又该留下些什么？一方面，借用滕尼斯的概念，我们应该以有别于“社会”的“共同体”式的状态，珍视并拥抱那些感性的、经验的、习俗的、共同记忆的点点滴滴，更多一些情感性的、全身心的投入，体味那种生机勃勃的有机状态，而不是在“社会”式的利弊权衡、精打细算、交际应酬中度过一个“坐享其成”的庸碌“长假”。

另一方面，不论在他乡还是故乡，不论是不是年节，热爱生活的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珍惜并积极创造“共同体”所饱含的有机要素。一件熨帖的衬衣，一顿温热的餐食，一间整洁的居室，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副热情洋溢的春联，都可能凝聚感性的情感、经久的经验、共同的记忆，孕育出生气勃勃的生活状态。

在“社会”性的功用层面上，不留痕的粘连剂理性而便捷，但在“共同体”的意义上，我们与他人、与生活的连接总应该彼此留下些什么。那是一种有机的、能够持续孕生影响力的“粘痕”，恐怕也就是回乡过年这一习俗的意义所在。而在防疫战疫的特殊年岁，以“共同体”式的心态与状态，就算留在异地过年，也可能获得回乡过年般的心理体验与情感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