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里的道德泥潭：生育权冲突与对代妈的错位批判（下）

郑爽“代孕及疑似弃养”的消息刷爆全网，代孕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有人坚称“代孕必死”，忧惧底层女性沦为“生育机器”；也有人支持代孕规范化，唯有如此才能回应不孕不育及失独群体的生育权。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在洲的研究方向为生育和性别社会学，2019年，她曾在中国中部城市进行地下代孕产业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代孕中介、代孕委托父母和代妈。

为什么一谈代孕，就会陷入一个“道德泥潭”，为什么中产阶层女性对代孕妈妈的批判是错位的？李在洲在和澎湃新闻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地时间2020年5月15日，乌克兰基辅，护士在威尼斯酒店照顾新生儿。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的边境封锁，已有100多名代孕母亲生下的婴儿被困在乌克兰，因为他们的外国父母无法入境接收他们。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代孕的讨论：迫使大家重新审视一个似乎有本质主义风险的问题

澎湃新闻：你也做过调研，意向父母当中是不孕不育的异性恋父母更多吧？

李在洲：不孕父母是绝对多数。其实中介也好，国家也好，都没有精确统计。国家没有统计是因为代孕是灰色产业，没有登记。中介没有统计是因为有的时候意向父母会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是意向父母的某一方代表出面，甚至个别意向父母为了保护自己隐私，干脆不出面。而且中介有时候为了保护客户的信息，他也不会做太详细的记录，因为这件事情对意向父母和代妈而言都是一个不大愿意往外说的事情。

我调研的中介给了我一个大概的描述，绝大多数客户是不孕不育的异性恋夫妇，少部分是同性恋，少部分单身生育，这部分你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性向，只知道他是单身，另外是失独父母和二胎开放之后想要生二胎但过了育龄的夫妇。

整体上能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像张恒郑爽这样能生但不愿意自己生的情况也有，但具体统计是缺乏的，客户也不一定告诉中介真实信息。

澎湃新闻：两三年前好像代孕都还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但这次郑爽的代孕风波后，风向突然变了，有一种观点是同性恋群体在利用女性代孕，比如时尚博主gogoboi，他紧急删掉自己代孕的女儿的微博了，这个也是让我挺意外的。

李在洲：女性运动和性少数的关注点在于反对性别本质主义。性别本质主义是说原先人们认为男性生来就是男性，女性生来就是女性，性别是先天决定的。比如说女性“生来就是”温柔体贴的、母性的、擅长照顾人的，应该是在留在家里做家务、育儿；男性“生来就是”在外面闯荡的、英勇的，就要做顶梁柱，要去工作、挣钱、参军。

但是在这些论点被推翻了，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塑造出来的。男女都可以成为家务育儿大师，也都可以上战场打仗，只要有机会获得训练、受到社会的鼓励和肯定而不是排挤，我们本来以为是性别化的那些技能完全可以去性别化。

但是代孕这个问题，它回到了生物学的层面上，迫使大家重新去审视一个似乎有本质主义风险的问题。也就是说怀孕这件事情还是只有女性能做，这看起来非常本质主义。

在代孕的问题上，它回归了一个性别本身生理性的、不可回避的区分。提到生育，男同性恋就或主动或被动地和普遍概念的男性划在一起了，变成了无关性向和其他，只关系性别的一个区分。

澎湃新闻：像这次反代孕里面其实也出来一种声音，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会觉得性少数群体干嘛又要生孩子？这样的声音其实也是存在。

李在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解构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的形成机制，可以揭露一个事情当中的荒谬性，然后从而形成批判或者否定这个现象的效果。

但是解构无法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一个人会产生对孩子的一种需求，情感上、物质上的、人际关系上，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能去非常义正词严地反对婚育是因为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一种社会性的人际关系，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比如生活在大城市，或者因为生活在学校里，ta的一些接触到的圈层，大家都是这样的年轻人。

当地时间2020年6月12日，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小镇索菲亚·博什查吉夫卡，26岁的奥尔加正在进行她的第二次代孕。 人民视觉 资料图

道德层面上的复杂议题：外界对代孕的观感和看法会因为道德方面的区别而有所不同

澎湃新闻：被曝光出来的录音中，郑爽说不要这两个孩子，还存的受精卵，如果两个人感情恢复，还可以重新再要，在我们的公序良俗之下，这个话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

李在洲：我无法对郑爽这个人做一个定义，她这个案子不具有代表性，它不常规，但它是一个矛盾集中体现的爆发点。

比如说美国的第一个代孕案Baby M，代孕妈妈自己提供卵子和子宫，生出孩子后不愿意给出去了，最后法院判定代妈有监护权。这个例子其实也不是一般代孕会出现的情况，但它在代孕研究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集中体现了代孕的潜在问题，为后来的判决和研究提供了很多经验。

澎湃新闻：我国2014年的第一例冷冻胚胎案也跟代孕有关系对吧？

李在洲：是。2014年5月发生在南京市的全国第一起冷冻胚胎纠纷案，一对夫妻要做试管婴儿，已经准备要植入了，突然两人出车祸，都去世了。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两家父母一共四个老人，都想要这个胚胎，但医院不敢给，而且两家老人之间还有一个纠纷，就是说这个胚胎到底是算婆家的还是娘家的。

最后打官司，结果是把胚胎的处置权判给四个人，属于比较大胆的一个判决。它首先对胚胎法律上的一个地位做了一个定义，这是非常新的一个法律问题，然后它承认了这个胚胎对四个老人的意义，这个胚胎承载了他们的孩子遗传物质，有成为一个小孩的潜能，也就承载了他们对孩子的一种感情和思念。

所以这个判决很大胆，但是很合情理的。说大胆的原因是它挑战了一个传统的亲缘关系，但你仔细想想，它其实是在家庭的伦理框架里面。在中国这种传承的伦理框架下面，就很好理解，而且这也体现了一种延伸家庭也就是祖父母参与度很高的家庭关系的理念。

四个老人拿到这个胚胎之后，他们是想要让这个胚胎变成小孩的，所以他们去找代孕了，但是国内代孕是不合法的，于是去老挝代孕。并且这个胚胎被顺利送出境，手续都是很完善的，孩子也顺利地回来了。在这个案子里，法院的判决其实体现了一种同情和同理心，而送胚胎出境的时候有关部门也没有难为四个老人。

但是像郑爽这个案子就不一样，虽然也是一个跨境代孕的问题，但是媒体政治立场、道德立场就给得很清晰，就是说不要以为你钻了法律的空子，你就不是违法了。

所以代孕这件事情，在道德层面本身就非常复杂，外界对它的观感和看法会因为这些道德方面的区别而有所不同。

澎湃新闻：在全世界范围内，代孕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共性或是差异？怎么去理解这个产业？特别是很多人拿中国跟印度去比较，那不同的国家之间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中国能从乌克兰、印度、东南亚的代孕上面获得什么教训和启示吗？

李在洲：先说印度和东南亚，它们两个都是代孕发生的时候，当地政府还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约束，但是这个时候代孕已经开始发展了，而且是商业代孕。所以它们是在商业代孕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再立法去把它关掉的。

印度和东南亚与中国相似的点在于，当地做代孕的女性，以前可能也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工人，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与中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地区当时的商业代孕是对国际市场开放的，国际化是很程度很高的，跨国代孕很多。

商业代孕发展要基于当地的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因为商业代孕是很难通过公立医疗来进行的。印度和东南亚的私立医疗产业是比较大的，同时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很高。这些私立医疗可以很高精尖，但价格很高，当地人可能是付不起的，但是放在国际上和西方国家比的话依然很低。所以这些医疗产业也想吸引一些发达地区的人来，对商业代孕中介而言，他们考虑跨国代孕的时候想法也是类似的。

乌克兰是另外一个情况，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类似，东欧地区经济不景气，有经济结构问题、失业问题，代孕对一些贫困女性而言就成为一个路子。但是东欧的代孕母亲在东欧社会当中，公开程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要说启示，是要把代孕问题放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语境当中，认真审视医疗市场化、经济结构、女性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未雨绸缪。

澎湃新闻：目前相关法律的空白在哪里？

李在洲：现在对代孕明确有规范的法律就是人类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个部门规章，它对医疗机构的约束是清晰的，但对其他参与者的约束不清晰。而且实际上如果对代孕进行判罚，需要考虑的方面非常多，不只是要考虑委托方、代妈、代孕中介和医疗机构，还要考虑配子捐献者、劳务中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