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里的道德泥潭：生育权冲突与对代妈的错位批判（上）

郑爽“代孕及疑似弃养”的消息刷爆全网，代孕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有人坚称“代孕必死”，忧惧底层女性沦为“生育机器”；也有人支持代孕规范化，唯有如此才能回应不孕不育及失独群体的生育权。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在洲的研究方向为生育和性别社会学。2019年，她曾在中国中部城市进行地下代孕产业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代孕中介、代孕委托父母和代妈。

为什么一谈代孕，就会陷入一个“道德泥潭”，为什么中产阶层女性对代孕妈妈的批判是错位的？李在洲在和澎湃新闻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日，印度阿南德市的阿肯夏代孕诊所，这里大概就是印度最知名的代孕诊所。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代孕的道德泥潭：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澎湃新闻：我读了你发给我的论文，代孕背后是有生育权的冲突，意向父母（基因父母）和代妈的生育权是有冲突的，导致代孕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道德的泥潭，这也是为什么围绕郑爽代孕这个事情，道德上的冲击是最大的。她的跨境代孕没有违法，但道德上，大部分人是觉得她问题很大。

李在洲：看是不是陷入道德泥潭，首先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在代孕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被叫作道德泥潭，是因为代妈和意向父母两边的角度会不一样。

我们谈代孕是围绕以基因为基础的全代孕，也就是妊娠代孕的形式，代妈不提供卵子，她和生下来的小孩没有基因关系。

对代妈的道德的考虑主要是阶层差别下的剥削的问题，以及社会往往认为不应该被商业化的方面，比如母子关系、孩子或者是女性的身体上；而对意向父母的考虑在于他们生育权没法实现，获得孩子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购买代孕的人，大部分是不孕不育的群体，他们是有实际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压力和心理需求的空洞的。

当然能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也还是经济条件比较优渥的群体了。但还有很多人是做不了代孕。有一个概念叫做生殖分层，意思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差距、经济的差距，人们能获得的辅助生殖医疗资源是不平等的。

总之，两边考虑的完全是不一个维度的问题，在代孕这个问题上双方利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澎湃新闻：用阶层和性别的视角去看中国的这些代妈的话，一下子会觉得她们太惨了。公众会觉得很可怕。你觉得这样的声音有它的问题吗？

李在洲：我觉得问题是没有一种跨阶层的理解。

大多数关注代孕和在微信知乎微博等平台批判它的人，往往是中产阶层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但是这些人可能缺少对这种底层或者是更底层，或者是不同圈层的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想象和知识。这使得她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代孕的动机，很多发言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的一些焦虑。

中产年轻女性非常关注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对生育伤害非常焦虑，如果说我们上一辈的女性没想太多就把孩子生了，我们这一辈的女性对生育往往忧心忡忡。把它们放到一起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是一种新的身体观的出现，大家很希望找到自己的清晰的身体（权）的边界，并且希望做到对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绝不能割让，不能被侵犯，必须捍卫它。但它又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认识，而且是有阶层性的。

而代孕非常剧烈地展现出了外部因素对你身体可能施加的影响，加上商业化，工具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必然在网上掀起巨大讨论。但要把讨论放到代妈生存的环境里面，生育对她和她身边的人来讲，比如对现在的农村女性或者打工女性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她们和家人对于生育是如何协商的，这个是中产年轻女性很难去真的接触到的。

澎湃新闻：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反代孕的运动正在进行当中，有观点在说，怎么会有女性那么愿意去代孕，他们很疑惑底层的女性怎么就能接受了。比如这样的声音：“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被剥削了吗？怎么能卖孩子？”好像代妈会被认为是“失足妇女”。

李在洲：很多人讨论中国代妈的时候拿的是美国代妈、印度代妈的例子，但是做中国地下代孕田野调研的人非常少。有些新闻记者确实访到代妈了，但这种新闻的关注点是揭黑，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在那种新闻里面，代妈往往被描述得像失足妇女。然后当这种同情你放到社交媒体上被年轻的精英群体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自上而下的、俯视的一种同情。

现在代妈污名化，因为外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把孩子生下来，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但是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卖出去”。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不认为自己是妈，为什么代妈可以把孩子给出去这件事情。

污名化的困境：代妈基本都不认为自己是亲妈

澎湃新闻：这个很有意思，代妈她们自认为是“妈”吗？现在把代妈和妈类比的说法很多，比如郑渊洁说，“我就是代孕的产物，我妈妈代表我爸爸孕育我。所有人的出生都是妻子以一己之力将两个人的事独自承担受尽苦难代表丈夫怀孕。”也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是说对于男性来说，所有的怀孕都是代孕。

李在洲：对，代妈和自己生自己孩子的母亲非常不一样。

郑渊洁的话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了生育问题上的性别不平等。但有个问题，当你去拿代孕做对比的时候，你这个代孕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代孕，而代妈面对的污名化的困境，就是因为人们对代孕不了解，把代孕抽象地看待，把代妈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一个无名的、被剥夺的母亲。

人们对代孕的纠结之一是孩子可不可以商品化，意向父母在“买孩子”，代妈在“卖孩子”。很多时候批评冲着代妈就去了：一个妈妈怎么能卖自己的孩子？觉得亲子关系是非常神圣的，母亲是神圣的，不能被商业化了，

问题是代孕当中的人不认为孩子是商品化的，代妈往往不认为自己在卖孩子，她往往认为这个孩子本来就不是她的，只是帮别人代了一下，因为这对父母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自己帮他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代妈基本都不认为自己是亲妈。基于田野调查的代孕研究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探寻代孕当中的母亲的角色是如何判定的，不要从怀孕之后开始，而要从怀孕之前开始。

从怀孕后开始判断一个女性是否自认为母亲，实际上你的预设就是把怀孕和母亲角色捆绑了的，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预设。但这个人怀孕之前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女性是选择成为母亲的，成为母亲是一种决定。

代妈在一开始就是抱着一个我不是要来做母亲的，而是要来赚钱的想法，正好这件事可以让一个需要孩子的家庭满足心愿。而赚到钱解决我当前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危机了，我就可以更好地照料我自己的孩子。她会在自己的孩子和代孕的孩子之间画一条线。

澎湃新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亲属关系的伦理问题了。

李在洲：在基因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以前，要判断母子关系，一般就是生母和养母的区别，而且血脉和妊娠是一体的。但是现在有生物学关系的母亲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基因母亲，一个是妊娠母亲，也就是所谓的生母，除此之外还有养育的母亲，也就是社会学母亲。对常见的妊娠代孕而言，社会学母亲同时也是基因母亲，而代妈只是妊娠母亲。

不能否认的是，代妈在怀孕的过程中，会产生和孩子的一定程度的情感链接，虽然我的田野经验和其他地区的资料都显示，这种感情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不太受影响，有的人非常舍不得，但确实这种类似母子关系的情感链接是存在的。

但是，代妈是否要把这种情感链接与“我是母亲”这样的认知划上等号，是另一码事。相应地，意向母亲也不会以没有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自己不是母亲的判断依据。人们实际上会很灵活地利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证据来判断亲属关系，没有唯一标准，非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母亲判定的角色非常重要，这就是新亲属研究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一块是代妈被污名化的主要问题，外界认为你生出来的孩子你自己有感情了，什么样的情况才让你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卖出去了？你不是称职的母亲。同时也会有人把代孕妖魔化，代孕居然能让一个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这得有多么可怕。

代妈这个时候是没法说话的。首先代妈不是微博重度用户，其次外界要么说你做代孕你没道德，要么就说你是如此的痛苦，太同情了。在两种思维的夹击下，代妈怎么敢吭声？

澎湃新闻：代妈自己的道德立足点在哪里？另外你觉得我们用什么眼光看待她们是合适的？

李在洲：她不能说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也不能说我是来赚钱的。但她是有对自己的道德判断的。她是一个普通人，也是赚了钱能更好地养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帮助了渴望获得孩子的父母的好心人。最后一条当然有中介塑造道德话语的成分，但是这对她来讲是她个人尊严的一个需求。

所有人的生活当中一定都有一个自己的道德立足点，一个人要理解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道德的考虑。所以你要问她，她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说把你的东西强加给他。

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其实对代妈未必是一种尊重。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假如我是代妈，我在她的困境中，我可能没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了，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大环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怎么能帮代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这可能与意向父母对她的尊重、中介对她的照料，还有在社会上去污名化都有关系。

第二，代孕的伤害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代妈做代孕有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在扶贫、医保、育儿等等社会保障上面下功夫，增强低收入家庭经济安全，还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增加劳动保护？做代孕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如果一些家庭经济危机可以化解，在其他行业工作也有良好的保障，那么很多代妈并不需要做出这个选择。

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日，印度阿南德市的阿肯夏代孕诊所，这里大概就是印度最知名的代孕诊所。 人民视觉 资料图

错位的批评：代妈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动性的形象

澎湃新闻：是的，也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完全禁止代孕，而不给现在的这些代妈找到更体面的替代性的一种赚钱的方式，反而会让代妈更惨。

李在洲：我也是这样想的，要很具体地去审视代妈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

中产看代孕还有一个对职业规划和选择的投射，比如说中产它的一个职业发展是持续向上，一个人可以换工作，改行，但是你的技能、人脉等等社会资源还是会有助于你下一份工作，所以工作是持续的。

很多人批评代妈说，你做代孕这个工作是不可持续的，你以后怎么办？你的身体坏了之后以后怎么办？但是这种批评对代妈来讲，其实是错位的。

大多数代妈的出身是农村或者城乡接合部，初中到高中学历，做代孕以前往往是农民工或者开小店。其实不是最底层的底层，不是绝对贫困，就说她有一个还可以的生活，但是收入低，做代妈往往是因为短时间内急需用钱，欠债或者家人重病，这时候代孕对她来讲是最快的一个选择。

打工妹，还有农村的女性，她的工作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我今年在a厂打工，我过年要回家，明年可能就要到b厂去打工了，而且这个工作可能全都是流水线工作，a厂的经验不能用于b厂，而且也是吃青春饭，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好，也得走人。

很多人说代孕是吃青春饭，你身体越代越不好，到后面身体越来越弱，会有很多疾病，加上辅助生殖技术不成熟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代孕实在太危险了。这些问题我在访谈中也问过代妈，她们说，打工就没有工伤了吗？工厂的工伤从化工毒性，到肢体残疾，到高危行业的生命风险，概率也不低，而且工厂未必会负责、赔钱。所以当代妈考虑生育带来的伤害对时候，她是作为工伤来考虑的。

而且工厂劳累一年，工作强度极高的同时精神极其匮乏，收入非常低，去掉生活费可能留下四五万。但做代孕的时候，虽然生育方面是有些风险，但她生过孩子，她知道生育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什么。大部分人代个一次两次，钱赚够了，身体负担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回家了。所以她是权衡两边的工作，选择了一个收益更高，而安全风险似乎没那么高的。

澎湃新闻：微博上受过教育的女性，有点怒其不争的意思，觉得这些代妈在选择一个没有职业发展的事情。但可能你的实地研究在告诉你，在她们的阶层，就没有“职业发展”这样的选择摆在眼前。

李在洲：代妈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性别和阶层，而且这里要讨论交叉性的，不是说我要么用性别，要么用阶层的维度去分析，而是在于必须全盘把握。而且性别和阶层问题交叉，不是简单粗暴地对代妈面对的困难做加法或者做乘法，而是可能像七巧板被重新拼了一遍，整个情境、问题的表现形式都改变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性别和阶层的交叉性，是沈洋做的一个关于上海的餐厅服务生的研究，她说对移民工而言，男性是被社会认为要承担养家人的职责的，他必须在外面工作，然后给家里赚钱，但女性可以在外面赚钱，也可以回家照顾孩子，是有后撤的可能性的。

虽然对中产阶层以上的这种双职工家庭而言，回归家庭是一个不大好的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讨论说不要做家庭妇女，但是对移民工来讲，外面的工作是非常累的。而且很多人打工是带不了孩子的，想要回家照顾孩子，家里是有很多牵挂的。这个时候女性回家一方面是一种约束，但也是一个可以后撤的空间。

很多代妈想的是，比如说我欠了7万左右的债，做代孕可以赚20万，我还了个债之后，我还能留个10万来块钱，这10万块钱可以让我在家里安安稳稳待很多年，我就不需要出来打工了。做过工人的代妈会说，工作是很累的，在外面工作非常累，而且不放心留孩子在家。

不同代妈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有一些代妈会把这个钱悄悄存起来，就假装出去打工了，这样给消失一年找了个正当理由，然后把债还上，剩下的钱悄悄存起来。我问她说你存这个钱之后打算干什么？她说我孩子现在还不大用花钱，等以后上了学，我就把这个钱报个班用在教育上。有时候代妈担心家里人知道她有这么大一笔钱，会出现拿去挥霍，或者亲戚借钱等等的麻烦，但如果自己存起来，就可以增加自己和孩子的经济安全。

这里面的细节很多，代妈不是单纯的一个被“忽悠”进这个行业，然后又“被迫”把所有的钱全部投给了家庭，然后自己最终“一无所有”，完全没有能动性的形象。

澎湃新闻：有人也会担忧，一旦开放代孕，这些女性是没有自愿选择的，听上去好像是自愿选择，包括你讲的，她们背后有能动性，但还是有观点一直在强调她们实际上没有自愿的选择，比如法学家罗翔说的，如果自由不被限制，一定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你对这样的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李在洲：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代孕问题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刚才我们其实说过一些关于跨维度，比如阶层和性别的问题，现在应该说跨领域的问题。我主要是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跟你说，我是以田野资料为基础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对自由的讨论，对强者弱者的讨论，包括罗翔的讨论，它体现了一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法学的关注点在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合法化，合法化之后会怎么样。它讨论的是“应然”，它的出发点必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期待，比如说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人们的权利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从这个出发点讲，我不仅认可罗翔的观点，还觉得它很有价值。

但这个领域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解释力很弱，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代孕是不好的，但它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代孕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个产业依然发展得越来越大。这个解释就需要社会学和人类学去做。你要做田野调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回头反思我们对自由的讨论、对伦理的讨论。

比如我们对亲属关系的讨论是不是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有辅助生殖技术了，以前母亲的角色没有被拆开，现在生母和基因母亲可能不一样了，亲属关系完全改变了面貌，这时候我们就要革新对伦理一些认识。

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交互的，不能只靠一个领域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