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他山之石东瀛风——日本近四十年南宋史研究回顾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在陈寅恪先生的评价以前，宋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积贫积弱，按王夫之的话说，是“陋宋”。那么，陈寅恪先生何以会作出与通常认识截然相反的评价呢？除了陈寅恪先生自身的敏锐观察之外，应该还有来自外部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东瀛。自那珂通世《中国通史》的中译开始，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者。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那批日本学者，把宋代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评价相当高，陈寅恪先生则是接受了这种认识。从此，宋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从学术史的脉络寻觅，必须承认，是日本学者首先扭转了历来的宋代评价。

从内藤湖南开始，日本的宋史研究成为传统，并且打造了几乎贯穿于20世纪的举世公认的辉煌。其中就包括有南宋史研究。纵观日本20世纪以来宋史研究的学术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世代几个阶段。

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加藤繁、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曾我部静雄、中嶋敏、佐伯富等为第一世代，他们围绕着“唐宋变革”的主题，开拓了“君主独裁制”“城市革命”“商业革命”“地主佃户制”等议题，奠定了日本宋史研究的基础。

斯波义信、梅原郁、竺沙雅章、柳田节子、佐竹靖彦、草野靖、荒木敏一、衣川强等他们的弟子形成了第二世代。他们当中的斯波义信在“江南经济史”“宋代商业史”“中国城市史”等领域，梅原郁在“宋代官僚制度”“宋代司法制度”，荒木敏一在“宋代科举制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两个世代的学者凭借本身扎实的功底和敏锐的观察，不仅对宋代制度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复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影响的重大议题，还在研究手段尚处于手工操作的前大数据时代，编制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官名和语汇索引。这两个世代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基础建设，不仅为日本的宋史研究带来国际性的声誉，还直接滋养了功底远不如他们的后几个世代的学者。

寺地遵、近藤一成、土田健次郎、大泽正昭、熊本崇、小林义广、津田芳郎、木田知生、宫泽知之、岛居一康、土肥祐子等属于第三世代。他们在基础训练和研究方法上，承上一世代的余泽，并尝试有所突破，在政治史、法制史、财政史、都市史、科举社会史、宗族史、农业史等领域上进行了细致的耕耘。

第四世代的代表学者则有久保田和男、冈元司、平田茂树、小岛毅、川村康、远藤隆俊、青木敦、须江隆、高桥弘臣、小川快之等人。他们接受全球化的影响，张开触角，关注欧美和中国的研究，努力摄取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内有了新的思考和突破。伴随第三世代的渐次退场，这一世代的学者目前正处于日本宋史研究的领军地位。

现在活跃于学界的第五世代则是以饭山知保、榎并岳史、小林隆道、小林晃、梅村尚树、福谷彬、小二田章等为代表的70后、80后学者。这一世代的学者在前几个世代的研究基础上，极大地受益于大数据时代的科技进步，沿着他们的老师所指引的路径，研究愈发细密。他们更习惯于走出书斋，寻碑访地，结合大数据，搜集第一手资料，注重国际交流。在第五世代之后又有一批生生不息的年轻学者涌现，人数虽然不多，但成就可喜。

《清明上河图》局部

具体就南宋史研究来说，从第一世代形成的传统开始，基本都是北南宋兼治，专治南宋者不多。比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8年），虽然以南宋为主，但叙述也是始自北宋。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汲古书院，2009年），也有南宋初期的王安石评价、《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三题、南宋明州庆元府地域社会、南宋四川类省试等研究内容。土肥祐子的《宋代南海贸易史研究》（汲古书院，2017年）中，南宋的内容占了绝大的比重。平田茂树的《宋代政治构造研究》（汲古书院，2012年）中也有从周必大《思陵录》《奉诏录》看南宋初期的政治结构等内容。小林隆道的《宋代中国的统治与文书》（汲古书院，2013年）的第一编《宋代的统治与文书利用》就是由《夷坚志》、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南宋的“备”与“牒”构成的论述。青木敦的《宋代民事法的世界》（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中的南宋女子分法再考、淳熙臧否及其失败、11-13世纪江西社会的法文化等，重点皆在南宋。小川快之的《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汲古书院，2009年）的考察则从南宋延伸到了元明。梅村尚树的《宋代的学校》（山川出版社，2018年）主要是驱使南宋史料进行的研究。

虽然兼及南宋，但很少专治南宋。这既与日本学者通观两宋的认识有关，也是著述方式使然。日本学者很少以专书的形式从事理论建构，多是积累到一定时期，甚至是一生，把自己的既刊论文进行精致的逻辑重构，实际上是以专书面貌出现的论文集。因此，才北南宋混杂，反映自己一生的研究轨迹。还有些学者一生并没有结集专著出版，不少单独刊发的论文，业已取得了辉煌的建树。比如已故的千叶焈先生几乎将宋代所有有案可稽的后妃都写过论文。研究两宋后妃，这些论文是绕不开的存在。还有东洋文库研究员渡边纮良先生有关于南宋初年范汝为暴动的论述和南宋官制“八路定差法”的考证。

检索了一下，迄今已经出版了近160部的“汲古丛书”当中，明确标明“南宋”的只有一部，这就是大泽正昭的《南宋地方官的主张》（汲古书院，2015年）。此书的副题是《读〈清明集〉〈袁氏世范〉》，透过研读这两部南宋典籍，重点考察了作为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地方官的认识、判断和对策。其实，大泽正昭是以唐宋农业史研究而闻名的学者。这部书是他长时期主持译注《明公书判清明集》的成果。像大泽正昭这样，研究领域由北宋转向南宋的日本学者不少。平田茂树近年来也专注于对魏了翁、洪咨夔书信的研究。

在日本，专治南宋史的当属寺地遵，他于1988年出版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溪水社），是开日本专治南宋史端绪的著作。这部着力于考察南宋高宗朝的著作，在政治过程论的理论建构方面颇得学界重视。刘静贞教授将此书译成中文以后，先后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出版，已为国内学者所熟知。在南宋思想史领域，近年来有一位80后学者的专著问世，这就是京都大学博士福谷彬的《南宋道学的展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年）。这是一部置于政治史视野之下对南宋道学进行的“瞻前顾后”式的综合考察。关于南宋财政史研究，爱知大学副教授长井千秋著有《南宋财政史研究序说》，此书有日本国会图书馆公开的电子书，纸质书尚未见出版。国会图书馆还公开有曾留学浙江大学的新潟大学博士榎并岳史的博士论文《以神道碑为中心对南宋理宗朝政治状况动态把握的尝试》。中嶋敏先生的弟子安野省三在明清史研究领域饶有建树，跟我们一起参与东洋文库的《鸡肋编译注》研究班，以80高龄居然写作出版两本著作《庄绰〈鸡肋编〉漫谈》和《续篇》（汲古书院，2012年、2014年）。

在文献学方面，以南宋为主的著作，还可以举出70后学者、东京大学副教授榎本涉编纂的《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勉诚出版，2013年），相关著作尚有西谷功《南宋、镰仓佛教文化史论》（勉诚出版，2018年），以及笕文生、野村鲇子合著的《四库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英年早逝的广岛大学副教授冈元司曾在杭州大学留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生前发表不少相当有分量的南宋史研究论文。去世后，由我们集资为他编纂出版了《宋代沿海地域社会史研究》一书（汲古书院，2012年）。已经从东海大学退休的小林义广教授，近年来专注于南宋江西吉州地域社会的研究，已发表有十余篇论文。不负期待，在本文执笔之际，一部厚重的《南宋江西吉州的士大夫、宗族与地域社会》，便由汲古书院遵著者所托寄来，摆在了案头。

还有一位值得介绍的专治南宋史的学者，尽管尚无专著，但很有潜力，这就是熊本大学副教授小林晃。他以研究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为主，从孝宗朝的侧近政治到专权宰相韩侂冑、史弥远都有论文发表。

拥有一定数量的在读博士生的存在，更是代表着日本南宋史研究乃至中国史研究的未来。我大致看了一下近些年发表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有关南宋史研究的论文，荦荦大者，列名举要。有井黑忍以金、南宋关系为主轴论述第二次澶渊体制的《受书礼所见十二至十三世纪欧亚东方的国际秩序》（收录于远藤隆俊、平田茂树编《从外交史料探索十至十四世纪》，勉诚出版）；高桥弘臣《南宋临安的仓库》（《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35）、《南宋临安的粮食问题》（《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37）；小二田章《〈咸淳临安志〉的定位》（《中国》28）；新田元规《程颐、朱熹先祖祭祀方案中的身份含义》（《中国哲学研究》27）；宫崎圣明《南宋末期贾似道与宗室、外戚的对抗关系》（《历史学研究》935）；森本创《南宋初期的茶马贸易与吐蕃诸族》（《骏台史学》154）、《南宋初期的马政与川陕地方》（《明大亚洲史论集》19）；远藤总史《南宋外交仪礼都复兴与再编》（《南方文化》44）；村田岳《〈癸辛杂识〉“置士籍”考》（《集刊东洋学》118）；原瑠美《南宋临安对马的使用》（《马讲述的东亚世界史》）；甲斐雄一《南宋诗文与出版》（《中国》33）；奥田裕树《南宋士大夫考》（《历史研究》59-1、2）；山本健太郎《“祖宗之法”与宋代的国都》（《中国社会与文化》32）；清水浩一郎《南宋末期理宗朝执政的兼职与序列》（《宋代史料的回顾与展开》，汲古书院，2019年）；毛利英介《十五年的等待：南宋孝宗内禅与对金关系》（《金、女真的历史与欧亚东方》，勉诚出版，2019年）等，不遑枚举。

包括南宋史研究，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毕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与时俱进。跟第一世代、第二世代乃至第三世代的学者以独学为主的孤立研究相比，第四、第五世代的学者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抱团取暖”，在日本文科不景气的当下，更注重集体协作，互相切磋。以年轻人为主的日本宋代史研究会一年一次，已经举办四十余次，并且按主题编辑了多本论文集。每月一次的大阪宋代史谈话会，已经举办了几百次。从2005年到2010年，小岛毅主持的“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重点”，几乎把日本主要的中国文史研究学者都网罗在课题组织之内。这一课题出版了几十本相关研究成果，多数都与南宋有关。

第二，“十里一徘徊”，注重总结回顾。在90年代末，在佐竹靖彦、近藤一成的组织下出版有《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此书有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中译本。十年前，远藤隆俊、平田茂树、浅见洋二又组织编写了《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汲古书院，2010年），包括政治史、法制史、财政史、地域社会史、家族宗族史、城市史、地方志与石刻、儒教思想、佛教道教史、文学、绘画史、五代十国史、辽金史、日宋交流史，全面总结了8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三，“跳出三界外”，打通断代与学际界限。现代日本学者已经很少自我画地为牢，从历史叙述单一化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几大块走出。不仅北南宋混同，上溯隋唐，下及元明清，历史、思想、文学、考古、美术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常常济济一堂，互相碰撞，接受刺激。

第四，放眼世界，展开交流。跟老一代学者相比，从视野到行动，新一代学者更具有开放性。在二三十年前，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发现引述讨论的大多仅限于日本本土学者的日文著述，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译作也很少。在学术会议上，也很少看到外国学者的身影。现在则不同了。论著的引述、杂志的译作，日本以外的研究成果相当普遍，而学术会议中的外国学者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常有合办会议的状况。日本学者的眼界已经相当开阔，对欧美和中国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再陌生。包括老一辈的土肥祐子在内，东洋文库的石川重雄、爱媛大学的高桥弘臣等学者都与国内南宋史研究中心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联系，受聘为兼职研究员。

第五，研究领域广泛。相比较前三个世代的学者，新生代的学者尽管缺少综合训练，但课题的选择则变得比过去传统的领域拓宽很多。许多博士生的论文题目很专很窄，但却填补了一个个以往不曾注目的空白。

第六，展露头角的学者不多，默默耕耘的年轻学者不少。在日本中国史研究走向衰落的表象背后，这种现象其实显示着底蕴。60后、70后乃至80后的中青年学者当中，将来一定会有人成为挺拔的大树，让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再添光彩。

同样是海外汉学，日本跟欧美有很大的不同。作个比喻，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是置身于房间之内的观察，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往往或许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欧美学者是站在房间外面的眺望，对房子的地理位置乃至整体轮廓看得清晰，但对房间内部则不甚了了。日本学者由于曾经同处汉字文化圈，又从中学到大学都有汉文亦即古代汉语的训练，在史料解读方面并不比中国学者逊色多少。因此他们对中国史的观察，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决定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优势所在。包括日本，对于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乃至汉学研究，有一点需要清楚地认识，这就是，他们的研究是站在自身角度对一种异文化的观照，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有与自身历史或文化的比较。

海外汉学无论多么兴盛，顶多会生长出若干棵参天的大树，不能指望会出现成片茂密而长久的森林。这一点，日本也是如此。包括中国史研究在内的汉学的学术之林，只能出现并生长于中国本土。不过，即使是几棵大树，便足以使我们仰视，那片绿茵也值得我们瞩目。海外汉学论著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会是一股清新的风，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良多的启发。

（本文摘自王瑞来著《日知余录：海客谈瀛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