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卫红：秦兵马俑没有“将军”，“将军俑”又是怎么回事？

摘要：

本文选自考古学者许卫红的《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一书。

她说：“没有金印，没有对应的虎符，缺少标配，我们推测秦兵马俑中并没有将军，“将军俑”得加个引号。”

01 我发掘的将军俑

截至目前，兵马俑发掘了共计千余件陶俑。有九件高级军吏俑被俗称为将军俑，分别出土于一号坑和二号坑。

将军俑头戴像两个犄角一样的冠帽，前额刻有缕缕抬头纹。体型略胖，腹部微挺，有“将军肚”。甲衣腹背之处的甲片很小巧，像鱼鳞一样，排列得密密麻麻，四周有一圈彩绘，前胸、肩膀、后背还有7到8个花结。

我参与发掘出土的百余件陶俑中，有一件是将军俑。很巧合，这件将军俑正好是所在区域发掘的第9件，编号是G9:9。（前缀G9是指出土区域，第九过洞。）

将军俑

“老九”成为我们对这件俑的昵称。擒贼先擒王，老九身份高，挨“刀”多，身首异处，“死”得悲壮。尤其是头部，严重残碎，碎块几乎不超过巴掌大，残片散布范围涉及6平方米。老九的躯体部分原本应该面向正东、双足立正，即使后仰倒下，脚丫子也不可能乾坤大挪移。而实际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它脚下的踏板主要碎成两块，东西错位3.1米，一只脚足尖朝向东北，塞进前乘车的车厢下，另一只脚伸进第二乘车的陶马肚子下，足尖朝向西北。

这种移位若非人为就绝对是鬼使神差了。相对于一般士兵俑，它的损毁重点集中在头部，恐怕难以用激情犯罪来解释。谁和它有不共戴天之仇？项羽的军队恐怕难辞其咎。

老九的头残碎，足移位，中间这一大部分却比较完整，尤其是甲衣四周的彩绘。在狭窄空间内既要保证彩绘不脱落，又要保证三五人的力气足够一次将其抬起，我想不出周全的挪移办法。他留守原位时间最久，相邻兵俑纷纷进入修复阶段，离开了他们的长官，光杆将军“坐阵”俑坑，形单影只。“通体彩绘保存极好，移位难度极大”，我向领导请求支援。

挪动陶俑残片是体力与脑力结合的劳动，一般选择在早晨进行。“早饭咥了俩馍，干活有劲。”师傅们经常这样打趣。

一截俑腿，一个人托举递上来，静止状态下坚持不了几分钟。“你麻利点！把人举得狰（陕西方言读zèng，累的意思)滴！”有的陶俑躯干部分从胸到腹下浑然一体，从过洞到隔墙，再转移到修复区，全体总动员，托举哥，传接姐，依次布好阵型，扶梯上铺好软垫，缓慢地插在陶俑与地面之间的空隙中，慢慢将陶俑挪至扶梯躺好，抬起形似救护队的担架。稍小的残片由一人双手托举，“拿好，拿好，我松手了啊！”另一人双手托接，不能用单手拎，以防突然残断。整个环节中每个人都得拿出吃奶的力气，若是惜力偷奸耍滑，出了纰漏将酿成大祸。

陶片提取

属于同一件陶俑的陶片尽量同一天提取，认陶片是首要的功夫。理想主义者说：“把陶俑残片一件一件取出来就行了呗。”实际上，陶俑四分五裂，残片广布，不同个体的残片互相掺杂，这个拼图的活不好干。

在这一方面，老工人们的技术过硬，端起左臂残片，脑子里马上反应右臂在哪个位置见过。“这是××号的手指”，“这是××号的脖子”，残片断茬一碰，八九不离十。拼图也需真功夫，没有三五年的实践，难练就。

拼对

在我的印象中，爱荣姐拼图的技能最突出。她性格外向，爱说，牢骚话多，如果突然不吭气，目光呆滞，一定是开启了残片检索模式。相隔几米远的两块残块合体成功后，爱荣姐爽朗大笑，甚是得意。从1974年兵马俑发掘开始，直到2014年因病去世，她以临时工的身份在考古队干了四十年。

2017年夏季，我和老九重逢了。他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残片的拼、粘、接工作已经完成，脱落的彩绘局部被贴回原位，头复位，双手交握于腹前，端正站立。泄愤式的砸击给它的面部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缝，有点破相，倒也无伤大雅。从发掘到最终修复成为供大家观赏的展品，整个过程历时五年。

拼好的陶俑

办理好参观手续之后，我径直走到他所在的展柜前。四目相对的瞬间，我对老九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2 巧制衣装伴将军

尽管老九被毁坏得非常严重，但除了彩绘处理起来有点困难，确定身份并不费劲。这类身份的陶俑衣着打扮特点明显，冠、铠甲、长袍都是同款。

一般士兵俑或者扣一顶软塌塌的单帽，或者干脆啥也不戴。而将军俑头戴冠，冠顶有两个像羊犄角一样的冲天圆筒，文献称其为“鹖冠”。鹖，一种勇猛的禽类，善斗。古装戏如穆桂英挂帅，武将戴雉尾冠，插两根长翎子，就是这个意思。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戏剧中的羽毛很长，又五彩缤纷，增添了武将们的勇猛气势。

所有陶俑都穿有内衣，或为裋褐或为长襦。一般士兵俑只有一层，长度到膝盖或者更短；将军俑不仅层数多，也更长，到了小腿部分。衣服长短标识身份，短衣服向来是劳动者的装扮，长袍大褂干不了活。

大部分陶俑都披甲，由于军种、职责、地位不同，样式繁杂。驾车的御手俑重点防护手臂，骑兵俑重点防护上身。将军俑的铠甲，中间是细小的甲片，像鱼鳞，因此被称为“鱼鳞甲”。鱼鳞甲中心位置的甲片材质是金属，其他款式的甲衣应该是兽皮。当然这些都属于推断，毕竟兵马俑只是雕塑品，并不是秦代铠甲的实物。

做出这种推断，既考虑了外形，又参考了彩绘的颜色。甲片外表刷褐色或偏黑色的大漆，黑色即玄，古代有“玄甲”之说。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大量石质甲胄，其中有两领甲衣也被认为是“鱼鳞甲”，比一般的甲衣多用了近200块石片，可见秦军铠甲确实有分类。

小甲片的灵活性好，如果以金属材质来做，防护性能显然要优于兽皮，但是金属片动起来难免会割伤皮肤。因此，鱼鳞甲的甲片只用在腹、腰两处，其余部位仍然用兽皮，整体甲衣的外缘还有精致的包边。

花结及包边

一点一点把包边清理出来，满目充斥艳丽的彩绘纹样。有的纹样和湖北江陵楚墓、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物相同，是规矩的几何纹，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构图。有的纹样很零散，用色也随意，织机织不出来，应该模拟了绣品。

铠甲缀合需要缝合线，这点在陶俑塑造上也有体现。我清理的时候仔细研究“缝合线”，发现彩绘的雪青色中夹杂有很纤细的红丝。在实际生活中，杂色丝线叫缗线，是合股的丝绳。有学者推测秦代铠甲的缝合线原料是动物筋，这不对。

鱼鳞甲衣防护性能好，刺绣包边美观又舒适，这样的铠甲绝非一般人能披挂。最精彩的是，将军俑铠甲的前胸、后背、肩膀上还都有花结，随风飘拂散开，是一种很写实的刻画。

上图：9号俑右肩遗迹花纹图；下图：9号俑背甲边缘图案（绘图：吴红艳）

如果不是亲历了发掘，还有一个细节我绝对想不到，那就是雪青色的缝合线和纯红色的缝合线呈交错状分布。一点一点剔除泥土时，我好像看到了秦军甲衣的缝合线是怎样地出针、入针，随后脑洞大开。是服劳役的女人缝制了这件甲衣吧？她是以何种心态在穿针引线？她有家吗？想过逃跑吗？

她无处可逃。秦国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必须在户籍科上户口，不需要呱呱坠地后马上去办理，基本是15~16岁正式入籍（睡虎地秦简《傅律》），黑户当论罪受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系统里的人口统称为“编户民”，编户民不得随意迁徙，国家对逃脱名籍的流窜犯进行严惩。若游士滞留而无凭证，所在的县罚一甲；居留满一年者应加诛责。符，即通行证，形式为竹片或木牌，用以登记姓名、职务、籍贯、年龄、身高、胎记、面部有没有痦子，肤色是白是黑……总之要有识别性。若有敢走后门帮助他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要付出罚为鬼薪或城旦的代价。

成语“作法自毙”，说的就是户籍制度的始作俑者商鞅。在最后受到诬陷和猜忌的关键时刻，他准备东逃魏国，途中欲宿客舍，办理住宿登记拿不出有效的户籍证件，被客栈老板拒之门外。到了汉代，户籍制度继续实行，经常打击那些“脱亡名数”的王侯、官吏与豪强。汉景帝四年（公元前 153年）规定“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传”即今天的身份证或者介绍信。（《汉书·淮南厉王传》）

如今老九威风凛凛地站在展厅里，而我却在悲怜着巧手为他“缝制铠甲”的人。

03 秦代雕塑大师

修复完成的老九，气宇轩昂，五官端正，身材匀称。没有塑造失当的“先天不足”，也没有搬运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带来的“骨折”。除了因“蓄意谋杀”造成的脸部“破相”，以雕塑作品的角度审视，身体比例非常符合真人的生理结构。

从艺术品制作技艺上讲，完整的人体雕塑比单独的头像、胸像要难做得多，高于1.2米的人体很难把握比例。秦俑士兵身高一般在1.7~2米，又是数千件的批量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每一位参加制作陶俑的工匠都能掌握人体比例结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名气太大了，赞誉中已经掺杂了泡沫。说陶俑有瑕，我的内心纠结不安，可考古研究是一项严谨的科学工作，必须跟着材料走，有一说一。发现陶俑有瑕的表面现象，接着要分析成因，这又是一个令人纠结的过程。我这样认为：

一、陶俑本来就是象征，俑即偶人，像就行了。

二、秦始皇陵的修建历时三十余年，征调人次有七十余万，参与陶俑制作的人员应该有三个梯队。

梯队1：工师。即专门从事制陶生产的技术人员，水平高。

梯队2：学徒。秦朝各种行业都有对学徒的培养规定，“新工”由“工师”负责教授，学业成绩有高有低，学期一般为两年。而且是边学边干不脱产。

梯队3：临时工。这些人的身份比较复杂，大致包括隶臣、下吏、城旦、隶妾、更隶妾、小隶臣妾2。这之中有轻微犯罪的刑徒如城旦，有官奴如更隶妾。

一个“更”字的存在，隶妾的身份便出现了变数，职业非常不确定。她们是由官府提供的劳务派遣人员，本质上属于官府所有，无人身自由，在官府不需要的时候由官府出面租借给私人做劳务输出。就像是一块砖，没有固定岗位和专业技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由于经常变换工种，专业技能差，政府规定这种人的劳动定额只需达到长期工的1/4即可。

不同梯队，技术水准自然有差距。

三、即便是秦代的工师，也没有学习人体结构的机会。中国古代不曾以美术培训为目的对人体进行解剖，有机会偶尔参与解剖人体的人，主要是医生。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是不太能接受死后再被开膛破肚。甚至是裸体素描，也是直到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才开始的。秦代陶工对人体的比例结构不熟悉也不奇怪，有些陶俑存在比例失当的问题，正是时代的局限。

不过，将军俑的身体比例不存在失当的问题。测量得出的数据基本符合民间流传的一些绘画口诀，比如“三庭五眼”“一肩担三头”“三拳一肘”。三庭就是把脸的长度分为三等份，从前额发际线到眉骨、从眉骨到鼻底、从鼻底到下颌各占长度的1/3。看来将军俑的制作人是陶工中的大师级人物。

中国的历史文献都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整个兵马俑陪葬坑在秦史的记载中都名不见经传，更何况是陶工。袁仲一先生从事秦始皇陵考古一辈子，他找到了考古根据，为这些人立万扬名。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礼记·月令》）

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睡虎地秦简）

陶俑上一些隐蔽的地方刻画或戳印有文字、数字和人名，对应了秦代“物勒工名”的手工业管理制度。产品需要标明制作者，尤其是国家公器，从部长、厂长到工人，三级责任人逐层注明，如果没法刻，就蘸红漆写。袁先生说，前面的字表示陶工的来源地，后面的字是人名，代表了当时制作陶俑的师傅级工长。比如“咸阳衣”即来自咸阳地区的陶工，名字是“衣”；前面第一个字是“宫”的，来自中央官署，是主管烧造砖瓦的“宫司空”，如“宫朝”“宫得”“宫臧”；还有少部分出身于右司空和将作大匠。

陶俑上的文字（摄影：张天柱）

“宫”字类陶工来自“央企”，好像能独立承担将军俑的制作，不像有瑕疵的陶俑，制作者来源地比较复杂，甚至有一件陶俑刻有三处地名，令人不解其意。

陆续发现的103位工长中，我有点偏爱“衞”。发现它是在一个酷夏的中午，当时俑坑里非常闷热，我陪西北大学可视化研究所的师生加班做扫描，昏昏欲睡间不知怎么就突然在陶俑腋下看见了字的笔画。哈，缘分吧，我的名字中也有“衞”字。

衞

04 谁在秦国能当将军

老九一类的高级军吏俑，尽管我们称其为将军俑，但他们真的是秦朝的大将军吗？

在秦国当将军必须有相应的爵位—军阶，相当于现代的军衔。将军俑甲衣上的花结数量有的是7个，有的是8个，可能就属于军阶标识。

秦国军阶爵位有二十级，最高的是关内侯和彻侯。为了激发武士们在战场上的积极性，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废除爵位世袭，改为奖励军功。有两条基本原则：

一、凡立有军功的人，不问出身门第、阶级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

二、取消宗室贵族享有的世袭特权，不再像以前那样仅凭血缘关系的“属籍”，就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总之，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越多，得到的好处自然也就越多，所以经常发生抢功的争斗。睡虎地秦简记录有一次内讧，在攻打邢丘（今河南焦作）的时候，两个士兵为了争抢首级竟然互相残杀。

多砍敌人首级的前提是能保护住自己的首级，频发的战争之后能熬出头，该有多么不容易。像赵国的赵括那样只会纸上谈兵的毕竟是少数，一次长平战役之后小命就没了。将军俑前额上的抬头纹，凝聚的是身经百战、饱经沧桑的经历。不过秦代实行义务兵役制，男子从16~60岁都是征兵对象。年龄大，倒不一定能位居高官。

考古发掘尤其要重视共生关系，三座俑坑是一个整体，其中埋藏的东西相互关联。在将军俑的身边往往能发现指挥用具，比如战鼓和青铜铎。击鼓冲锋，敲铎鸣金收兵。指挥战斗的人当然是指挥官。

指挥官却不一定等于将军。9件“将军”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将军？需要结合文献再考证一番。

将军是职业军官，出现的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之前不存在常备军，没有职业军人，也就不会有职业军官。像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生前身兼数职，主持重大祭祀活动游刃有余，负责占卜解读天机，带兵打仗所向披靡，能不能称“妇好将军”？2016年，首都博物馆曾有关于妇好的展览，题目是“王后·母亲·女将”，女将这个用词很准确。

将军有动、名词之分。现在街边经常有象棋摊，博弈一方举子“啪”的一撂，高呼“将军！”这是动词；在“上将”“中将”“少将”中，“将”是名词。动词转名词，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时期的晋国。（《通典·武官上》）

晋国军队分为两军，献公自己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昭公二十八年，两军改编为三军，国卿魏献子将中军。魏献子家世好，是晋国望族，自己也很能干，文武双全，不仅能把控朝政，还擅长军事征战。有一次他做东，与同僚阎没、汝宽饮酒，酒酣之时同僚对魏献子说：“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以将军一词代替了魏献子的名讳。从此之后“将军”才被广泛用于名词。

“全能的魏献子，您不能所有工作都自己干，得大家分担啊。”分担工作就是分享饭碗，同僚说的话是在含沙射影。平时魏献子大权独揽，其他人不敢置喙，酒壮怂人胆，阎没、汝宽酒后吐真言：你把活都干了，我们该挨饿了。一句酒话载入史册，更是后来晋国一分为三的铺垫。魏献子的后人参与了分裂晋国，建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

晋国设将军的时候，秦国刚搬迁到陕西宝鸡地区的雍城，正忙着对付西边的戎狄，实行世袭军功的制度，基本没时间考虑军队的改革问题，设将军一职是三百年之后的事了。战国晚期，秦国迁都咸阳，秦昭襄王嬴稷上位成为国君。嬴稷逆袭事出偶然，同父异母哥哥武王嬴荡举鼎而亡，没有子嗣。嬴荡、嬴壮、嬴稷是同父异母的三兄弟，嬴壮又比嬴稷年长，在官场上已有历练，正在庶长的位置上。嬴稷上位，嬴壮肯定会不服，于是有了长达三年的“季君之乱”。作为宣太后的儿子、魏冉的外甥，嬴稷在动乱时期任命自己的舅舅魏冉为第一任将军，保卫首都咸阳。这个职位的设置实属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魏冉之后，秦国还设过大将军、上将军、裨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比如大将军王翦、白起、蒙恬，裨将军蒙武，将军张唐。也有很多武将，比如杨端和、王龁，他们率兵打仗，但并不是将军。真正秦国的将军堪称凤毛麟角，翻翻史书也找不到几位有委任状的。兵马俑坑中一下子冒出九位“将军”，以后随着发掘的推进，也许还会有更多，这显然有悖历史实情。

05 将军俑名不符实

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是局部发掘的一座西汉帝陵，位置在秦咸阳城东部，如今通往咸阳机场的高速公路从旁而过。阳陵陪葬坑也出土了兵马俑，属性和秦始皇陵兵马俑相同。不过，阳陵兵马俑队伍中有车骑将军金印，说明其中有将军。那么，秦代谁能使用金印呢？秦法规定，将军、丞相和国尉配置金印紫绶，即黄金印章和紫色绶带。秦始皇时期，国家政体是三公九卿，丞相、国尉、御史大夫是皇帝之下的三巨头，其中御史大夫只是银印青绶，将军的配置比他还要高。然而，至今秦兵马俑坑只出土有圆形金泡钉—马笼头的一种配件，却没有金印，甚至一枚铜印都没有。

现在的影视剧常设置这样的情节，要打仗了，皇帝在大殿上宣布“命谁谁为什么什么大将军，谁谁为随行，带兵多少，粮草多少”。被任命的将军回应一声“诺”或“遵旨”，带着一干人等离殿。将军，不常置，“命谁谁为大将军”的说法源于历史记载。（《后汉书·百官志》）

紧接着镜头一转，杀声震天。这个镜头一转，剪辑掉了中间的一个情景，那就是将军得先从国君或皇帝手中接过一件东西—调兵的凭证，虎符。没有虎符，空口无凭，想调动军队就是叛乱。

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有一折拿手剧目《信陵君窃符救赵》。剧目内容源自战国时期的故事。公元前257年秦伐赵，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不肯出兵，他的异母弟弟信陵君等人一起行动偷出虎符，带领8万大军救赵。因为虎符是私下偷出来的，即使最后取得了胜利，信陵君还是不敢返回魏国。

秦国调兵的虎符实物，有一件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秦代杜县使用的杜虎符。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40字：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杜虎符（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用法说得一清二楚，君和杜县军事长官一人一半，凡要调动军队50人以上，左右会符，合在一起才能行军令。文称“君”，说明器属于战国晚期的秦国。

象棋、京剧是国粹，杜虎符是国宝。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就这样在一景一剧一物中传承了下来。虎符是信陵君有义的前提，50人以上调兵权限归君王所有，如此一来，整装待发的数千秦军岂不是更得有虎符？

没有金印，没有对应的虎符，缺少标配，我们推测秦兵马俑中并没有将军，“将军俑”得加个引号。事实上，没有将军才符合历史实情。将军不常置，掌征伐背叛，事讫皆罢，出军才命将。将军俑只是俑坑中身份比较高的军官，真实身份不高过尉官，比如校尉、都尉、郡尉、司马。校尉隶属于中央军，都尉和郡尉隶属于各省。尉官级别相当，司马稍微低一些。

中级军吏

兵马俑坑中没有将军，有人会问：“秦始皇死后没带将军吗？”“秦始皇唯我独尊，将军就是他自己吧？”重读一下《史记》对地宫描述的12个字“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就知道了。除了后面的“奇器珍怪”之外，前面显然还有“宫观”“百官”。关于尉，我还在咸阳城发掘时遇到一位真人，这是后话了。

《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许卫红，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1月

内容简介：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和秦咸阳城发掘领队许卫红根据30年来亲历的发掘现场，结合秦帝都咸阳60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从考古发现的物质凭证，讲述史书上没有记载的秦人生活场景、秦国崛起的秘密，以及秦人创造的绚烂文化。跟随考古大咖，真正看懂兵马俑，读懂秦王朝。

在博物馆柔和灯光下展出的是国宝，而不被人注意的烂土、残砖、石块同样镌刻着独有的秦国密码。

他们从空心砖残块、骨器残片拼合出史书上缺失的秦国匠人、军官、公务员、贵族的真实生活场景，从出土的秦诏版发现秦二世胡亥的另一面，从石磐残块看出秦帝国雄厚的实力和对传统礼制的继承，从出土铜剑、车迹彩绘，发现秦人的细致浪漫、超前的环保节约理念以及对外来文明的兼收并蓄。

考古从来不是为了探宝，而是透物见人，与古人对话。无论是被展出的精美文物，还是无法被移动的遗址遗迹，考古人都亲手抚摸过，研读过，唤醒他们内在的生命力和鲜活的故事，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如同长卷画轴，慢慢铺展。

作者简介：

许卫红，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现任秦咸阳城考古发掘活动的领队。曾跟随“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先生参与了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三号坑的考古挖掘工作。2009年担任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科的科研领队，这是兵马俑第一次科学系统规划的考古发掘，秦俑的诸多新发现也在此次考古工作中被世人所知。

曾在《国宝档案》和《百家讲坛》“镇馆之宝”担任主讲人，个人事迹曾得到《嘉人》和《中国妇女杂志》的采访，曾在一席开展考古主题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