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鉴｜“入世”紧要关头遇“炸馆”，中美如何跨过这道坎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为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被清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WTO。

一、中美为了各自的利益推动中国加入WTO

（一）谈判艰苦卓绝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长达15年，期间跌宕起伏，艰苦卓绝。如此艰难漫长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特别是中美间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的最后一轮谈判，其艰难程度令当年的谈判者至今难忘。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吉恩·斯帕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异常艰苦的谈判，中方人员将行军床搬到了外经贸部。巴尔舍夫斯基在此次谈判期间，有一次连续54个小时只睡了20分钟。

（二）跨越巨大障碍

1999年对于中美关系是极不平凡、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关于中国入世谈判也是如此。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中美两国已经大大推进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共同目标”，并约定继续谈判。但是，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5月10日中方宣布推迟两军高层交往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并中止人权领域对话（未含贸易领域），并向美方提出道歉、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和严惩肇事者四项严正要求。

经过中方的严正交涉和施压，美方也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和比较诚恳的道歉姿态。5月14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话，接受了后者的道歉，并表示，当务之急，美国政府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迅速公布结果。克林顿总统再次表示了由衷的道歉，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可见，两国最高领导人都不愿因“炸馆”事件而导致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倒退。中方希望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不致受到影响，希望继续入世谈判。克林顿政府也希望通过重启该谈判来恢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

随后，两国政府开始排除干扰，积极恢复双边关系。9月6日中美重开中国入世谈判。9月11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出席于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着重就中国入世问题交换了意见。江泽民表示，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中国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希望尽快成功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作出努力。双方团队加紧了谈判的步伐。10月上旬和11月上旬，两国首脑又两次通话，决定加快完成谈判，以期在11月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前达成协议。

（三）国家利益至上

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当时的中国，因为未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转为WTO成员，出口屡屡受限，尤其是占到出口总额30%的纺织品，总是得不到相应的配额。而在美国，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每年都要审查，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入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中国争取到成为全世界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地位，不再遭受贸易歧视。就美方而言，“支持中国入世，不仅仅关乎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美国更大的国家利益”，“不仅将延续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还将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有助于塑造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未来，有助于巩固美国为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全球领导地位。”

（四）力争行业利益

在中国入世谈判期间，双方在各自的国家内部也都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难。中方不少人对对外开放有顾虑，害怕降税对相关行业造成冲击，尤其是汽车、农业、电信、金融等行业。中国入世成功后官方未举办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折射出各行各业对此的分歧之大。美方则针锋相对，直到谈判的最后，美国仍要求扩大电信、保险和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朱镕基事后回忆起最后这一次谈判时还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二、中国加入WTO使中美都获得巨大利益

（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通过中美合作，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了WTO，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一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历史性高度。中国入世扭转了新千年伊始全球化下滑的趋势，推动商品、服务与金融的全球流动，价值总额从2000年的约12万亿美元，或占全球GDP的37%，飙升至2007年的约30万亿美元，或占全球GDP的53%。同期国际游客人数从6.74亿人次上升至2010年的9.49亿人次。

二是开启了向更加数字化的全球化的转变进程。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趋于平缓，金融流动出现急剧下降，服务贸易仅呈温和增长。与此同时，互联网从新千年的起步阶段发展为如今即时链接全球数十亿人与无数企业的巨大网络，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向数字化转变，商品、服务、金融和人员的全球流动变成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全球流动。与没有任何流动的情况相比，全球商品、外国直接投资和数据流动使当前的全球GDP增加了约10%。这一价值仅在2014年就达到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流动占2.8万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传统商品流动更大。可以预见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商品、服务、金融和人员的全球流动将进一步放慢，数据流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速提高。

三是WTO制度和规则更广泛地向全球扩散和实施。就全球化的本质而言，它更应该侧重全球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全球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全球化既要求建立全球分工格局，也是非中性的制度和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和实施的过程。中国入世不仅推动全球分工格局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而且让占人类1/4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接受了美国主导制定的WTO制度和规则。

（二）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注意力转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全球化让美国经济更有竞争力。2001年至2019年，美国对外贸易额从23911.05亿美元增加至56333.89亿美元，增长了136%；对外直接投资从14603.52亿美元上升至59595.92亿美元，增长了308%；GDP从10.58万亿美元增加至21.37万亿美元，增长了102%；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7230美元提高到49763美元，增长了82.8%。

就中美双边经贸而言，美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从120.81亿美元上升至1162.03亿美元，增长了862%；美国对华出口从250.25亿美元增加至1644.80亿美元，增长了557%；2018年美国拥有多数股权的在华投资企业对华总销售额高达3926.64亿美元，而2001年才365.47亿美元，增长了974%；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从2001年12月的786亿美元飙升至2019年12月的10699亿美元，增长了1261%。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24.9万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283万人次，增长1037%，给美国带去旅游收入从24.35亿美元上升至335.33亿美元，增长1277%。2000/2001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59939人，至2018/2019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369548人，增长了517%，占外国在美留学生总数的百分比从10.9%升至33.7%。

（三）中国也获得巨大的回报

入世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加速，经济、贸易、投资加快增长。从2001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从5096.5亿美元提高到45761.26亿美元，增长了798%；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从3955亿美元上升至22873亿美元，增长了478%；GDP从1.34万亿美元增加到14.4万亿美元，增长了97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070元人民币提高到30733元人民币，增长了655%，中国的脱贫减贫取得了重大进展。

就双边经贸而言，中国累计对美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3.85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376.85亿美元，增长了969%；美国自华进口从2001年的1058.86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4723.21亿美元，增长了346%；2017年中国拥有多数股权的在美投资企业对美总销售额为649.95亿美元，而2010年才46.52亿美元。美国赴华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64.4万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156.8万人次，增长143%，旅游支出从2000年的14.74亿美元上升至48.78亿美元，增长231%。美国赴华留学生2003年为3693人，2018年为20996人。

三、中国加入WTO使中美均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反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在中国加入WTO时，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已不绝于耳。一是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且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分布也不平衡。二是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各国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对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相对落后。三是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才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显然，反全球化是中美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次，中国加入WTO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入世后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和动荡，直到现在还在默默克服这些痛苦和动荡带来的后遗症。尽管如此，中国仍坚信“加入世贸组织是通过竞争促进我们进步，这个是完全对的”。

再次，美国在收获全球化巨大利益的同时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不均问题。一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企业长期坚持按照“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经营，造成产业大规模转移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二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对于全球化造成的失业问题未通过有效的国内政策予以解决。三是美联储工具箱中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工具。四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成型太久，要通过改革解决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面临巨大的挑战。

四、经验与启示

首先，领导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决断至关重要。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在最后关头遇到了“炸馆”等事件的强烈冲击，但两国领导人又都清楚，中美两国间是有重大共同利益的，中美关系对两国都是重要的，因此不能任其随波逐流，不能让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双边关系从此一蹶不振。正是中方“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的战略表态，以及美方“不让这起由美国造成的可怕事件使美国偏离与中国共同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的决心，引领双方逐渐克服因该事件带来的种种困难，逐渐恢复信任和改善气氛。同时，中方对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持积极态度，而美方支持中国入世的承诺也没有改变，才使得中美最终携手跨越了巨大的障碍，达成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助推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

第二，双方要体现互谅互让的精神。光有两国领导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决断还不够，还要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让对方了解各自的进展、相互妥协的空间，才能找到多元利益的汇合点并互谅互让。事实上，中国在谈判中做了很大让步，连美国贸易代表都认为这些让步（1999年的）在三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为了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既要坚持原则，确保本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要尽可能照顾对方的核心关切和利益，必要时要有所妥协。因为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的任何谈判，没有相互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第三，双方都要做好内部协调。双方决策者都需要动员国内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干扰。对外谈判和承诺要与对内动员和改革相互促进。中国在入世前的艰难谈判过程中，为了争取国内大量反对入世者的支持，负责对外经贸的副总理李岚清“要求国内反对加入WTO的部、委、办或国企领导直接参加谈判，让他们直接听外国人的想法，也直接告诉外国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让外经贸部的谈判代表代替他们去说。这样反而使得这些反对派有了更多全局观，这些部门参加谈判时，不仅仅从各自部门产业角度，而且能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认识自身部门和产业的角色。”

克林顿政府在推动国会通过《中国贸易法案》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克林顿总统亲自于2000年3月8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发表演说，请两院议员支持中国加入WTO。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之所以那么艰难，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克林顿政府为了赢得两院议员中多数的支持，竭力为相关议员所在选区争取到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

在中国入世后的19年里，中国内部根据入世要求，从理论、观念到制度深化改革，推动整个国家全面融入全球化。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企业通过与全球化公司对标，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和应对贸易摩擦，百姓逐步接纳了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观念，整个社会的规则意识越来越强。

中国政府还努力为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统筹推进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工作，从而防范和化解了中国入世带来的重大风险，确保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根本上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来解决，将问题转嫁到其他国家头上于事无补。这也是中国入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项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