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作则是父母教育子女最好的方式

读曾国藩晚年的日记，敬佩之余，不无惭愧。随便选取一则日记，即可一窥这位先贤的自律、谨严和勤奋。

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十，曾国藩于日记中载：

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五次，谈均久。客散，已午初矣。围棋二局。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核科房批稿簿。至内室一坐。傍夕小睡。夜改信稿十余件，改折稿、片稿二件。二更后阅杜诗五、七古二卷，选闲适一种，竟不可多得。阅《龙翰臣诗集》《文外集》。三更睡。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

当时，曾国藩的职位是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勇毅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制造总局督办，可谓位极人臣，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此段日记能看出这位高官的日常：吃过早饭后清理文件，整个上午用来公务接待，和来客谈事，下两局围棋权当休息一下；中饭后又马上工作，批阅本日的文件，核查衙门各科室的稿簿，然后回内室坐一会儿，再小睡一阵；晚上修改幕僚草拟的十余件信函、奏折和行文的初稿，十一点后进入私人阅读时间，读杜甫的五古、七古诗和老朋友的遗作；子夜十二点以后上床睡觉。

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天“白加黑”，日日无休。但此时已进入曾国藩生命最后的时光，距离他去世不到两个月。他的身体和精力已到了油尽灯枯的状态，盲一目，消化不良，常常肚泻，脚部发麻，手的皮肤皴裂粗糙，面容憔悴无神，但他仍然强打精神做事，而且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衙门科室的公文他要一一核查，以自己名义发出的各类函件，虽无法全部亲自起草，但秘书草拟后他要检查、修改。临睡前读书，这是他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

龙翰臣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殿试的状元龙启瑞，广西临桂人，翰臣是他的号。龙启瑞的父亲龙光甸历任湖南溆浦、湘阴、黔阳县知县。龙启瑞年少时随父亲在湖南读书，因此和湘籍官员近乎同乡的关系，他在北京时就和早三年入词馆的曾国藩结为好友。咸丰七年（1857），龙启瑞迁江西布政使，对曾国藩的湘军鼎力支援，可惜其英年早逝。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八日记中云：

昨日折差自京归，龙世兄有函，寄其父翰臣诗文集，请余作序。两集共十册，余深以为不能细阅为愧。

龙翰臣的儿子请父亲生前好友、当世第一重臣曾国藩为父亲遗集作序，曾国藩公务繁忙而身体衰弱至极，完全可以交给一位擅长此类文字的幕僚捉刀，可他要亲自动笔为亡友的文集写序言，且为不能把文集的文字一一细读感到惭愧。这是曾公一生的待人处事态度——“主敬”。这一点从他迈开麻木的腿脚送客出门亦可看出，而来拜见他的客人大多比其级别低，且知道曾爵相身体很差，即便他就是坐着送客，也不会有人怨他怠慢。

“敬”与“勤”是曾公一生待人与做事的两大法宝。他如此做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给子侄辈和身边的幕僚做榜样。例如，曾公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七的一则日记，反映出他教导儿女尤重“敬”与“勤”。该则日记云：

是日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抄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

“周中堂”指的是为官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大臣周祖培。周祖培是河南商城人，官至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周祖培的父亲周钺是嘉庆六年殿试的传胪（第四名进士），他和两位兄长周祖荫、周祖植先后考取进士，祖荫官至直隶布政使，祖植官至江苏布政使，再加上几位堂兄弟，这个家族有“一门七进士”之美誉。清代的河南，门第之盛，除了项城袁世凯家族，恐怕得算商城周氏家族了。可就是这样的科第世家，子弟的表现竟然如此轻慢无礼，难怪让曾国藩感到惊骇，发了长长的一段议论。

周祖培于同治六年（1867）逝世，曾国藩按官场的礼数奉送了赙金（也可能还有挽联），周家的孝子当然要回信表示感谢。但是，对这样一位当朝功勋最高且有侯爵之位的大佬，周家孝子的态度竟然是十分的漫不经心，毫无恭敬之意。他们自己不愿意写信让门客代笔也就罢了，可写完后主人不过目，以至于字迹恶劣不堪，多处错别字。这不但让涵养很好的曾中堂动了肝火，也是给他们死去的父亲丢脸，而且这位周家少君在士林的风评本来就很差，“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

周氏这样的家族，对子弟不会不重视教育。周祖培专门聘请了浙江绍兴大才子李慈铭为西席，教导他家儿子。李慈铭也是目空一切，言语尖刻，喜欢臧否人物。大约周家子弟没学得李慈铭的才学，倒是把他的名士脾气学会了。

曾国藩在日记中很少对人有诃责之词，即使非议人与事，也是笔墨含蓄，点到为止。此段话语气峻激严厉，除了真生气外，是要以此为反面教材来训诫子侄引以为戒，所以曾国藩借周文翕的信“面谕纪泽”，也对本人和自己家族做了一番反省。曾国藩认为，官宦子弟骄纵无礼的缘由，是为官者本人不能以身作则；因为运气好，做了大官，“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当时，曾氏家族门第显赫，曾国藩对子侄的成长颇为担忧，认为最好的教导办法是“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身教重于言教，信乎。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借以才学自立，待人接物毫无官宦子弟气。特别是曾纪泽，远涉重洋，出使欧洲，为中国争回伊犁，芳名传于史册，而这和曾国藩以身作则有直接的关系。

推荐阅读：《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

入选中青阅读2020年度推荐书单

入选第二届全民阅读·全国书店之选十佳人文社科类作品

现代出版社，定价：59.80元，ISBN：978-7-5143-8531-1

本书是著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的新近力作。在晚清大历史的框架下，从家国与世情两个维度入手，呈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并从他们身边的朋友、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史真相。

本书既书写了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也书写了诸多晚清历史重要时刻的“另类人物”如毓贤、连文冲、耆英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家国情怀，但他们无力挽救王朝衰亡的局面，有些人内心充溢的道义优越感，却反而害了家与国。作者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着眼点，细微观察和客观审视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借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还原晚清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路径，解锁了大清王朝终结的根源和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