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下阴谋论的药丸——阴谋论何以传遍欧美？

编者按：随着新冠疫情的无情肆虐，许多阴谋论开始在欧美国家飞速传播。其中除了例如“5G信号传播了病毒”、“疫苗会将纳米芯片注射到人体内，以便控制人群”外；包括“美国民主党团队正在从事虐待儿童的邪恶事件”，而“特朗普正在领导爱国者团队突围”等阴谋论也得到了广泛转播。本文作者在与阴谋论者对话后，指出了阴谋论本身存在着“非黑即白”（要么支持简单的阴谋论，要么相信官方说法）、用简单的解释来应对一切复杂的事实、带有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保护富人阶级，将矛头对准少数精英家族，使法院、议会、教育系统、媒体等机构失去合法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表示，“邪恶的权力集团要为人们所遭受的一切罪恶负责”式的阴谋论一直存在，但阴谋论在发酵过程中往往会掺杂更多的极端主义和被扭曲的事实，从而引发诸如二战时屠杀犹太人那样的惨剧。看似神秘而有趣的阴谋论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邪恶和矛盾之处，而阴谋论者在怀疑官方说法的同时，却不愿意去质疑他们所坚信的阴谋论的合理性。本文作者是英国小说家、记者詹姆斯·米克，他出生在英格兰伦敦，在苏格兰邓迪长大。

2020年春天，当全世界都呆在室内抑制新冠疫情时，纵火者袭击了英国、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手机信号塔。他们在英国放火烧了（或者试图去烧掉）近百根信号杆；仅在复活节的周末就发生了20起袭击事件，其中的一起是烧毁了伯明翰一家医院的信号杆。纵火犯认为，最新的移动电话技术：5G，才是疫情的真正原因。他们想象出了一个全球阴谋：要么有人通过伪造大流行病来掩盖5G推广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种族灭绝效果，要么是故意利用5G来杀死大量人口，帮助奴役剩下的人。在现实世界中，5G微弱的无线电波无法做到这一点（站在婴儿监视器附近遭受辐射都比5G来得多），但纵火犯对现实世界的情况并不在意。

除了反5G叛乱，阴谋论者对主流的新冠病毒治疗方法的攻击，还表现为对接种疫苗的怀疑。这是一个比5G恐惧症更早出现的担忧，也是政府遏制病毒传播计划的障碍。但阴谋论与新冠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明确。当新冠爆发时，社交媒体、极力拥护党派的广播公司、特朗普时代的民粹主义和阴谋论已经在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另类的政治思想空间，有利于阴谋主义思想的交叉繁殖。新冠病毒和政府的努力控制，在阴谋论者看来，是一个极端事件，伴随着看似令人费解和侵入性的限制出现，这似乎是一个暴虐的秘密暴君团体迄今为止最公开的举动——想要减少人类人口，并奴役那些留下来的人。疫情和官方应对措施被解读为证据，新冠成了串联任意乃至所有阴谋论的线索。通过阴谋论者的过滤器来看，强制戴口罩、关闭酒吧和隔离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些举措在阴谋论者看来是试图利用某种流感来使人们感到恐惧，或者通过用5G微波辐射人们。阴谋论者主张：秘密精英们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阴谋论者的逻辑是：既然它的存在、本质和力量已经被证明，那为什么我们不该去相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安排了911；或者比尔·盖茨计划用疫苗杀死我们，或者给我们注射隐藏在疫苗中的纳米芯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为什么世界大事的整个进程，不是被一群精英家族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就策划好了的；为什么政府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制定的个人自由的界限和他们以打击新冠的名义实施的限制之间不该有联系；这两个骗局“肯定”是由有着同样计划的、同一家公司策划的；为什么，正如被称为匿名者Q的、美国阴谋论的追随者所坚持的那样，政客、大亨和名人不该曾大规模地绑架和折磨儿童呢？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5月份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只有大约一半的英国成年人没有相信以上所说的“阴谋论思维”。

四分之三的人，对官方对疫情原因的解释有所怀疑；大多数人认为疫情“至少有可能”是人为的。近一半的人认为，疫情可能是某些国家针对“西方”故意设计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准备把责任归咎于犹太人、穆斯林或比尔·盖茨，或者相信“精英们制造病毒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性政府”的观点；21%的人认为（程度分别是有一点、中等、非常相信或肯定）5G是疫情的罪魁祸首，有差不多数量的人们，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外星武器”。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阴谋论信仰“很可能是社会腐蚀的指标和驱动因素……边缘信仰现在可能成为主流。以前定义边缘信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即边缘信仰通常只有少数人持有，可能需要修改……健康的怀疑主义可能已经转变为信任的崩溃”。

一个朋友，一名BBC记者，告诉我，他与一位熟人的对话，这位熟人开始谈论5G的危险，并声称“每当一种新的电磁能量能被发明出来，就会引起一种新的疾病，就像雷达的发明引起西班牙流感一样。”

但我的朋友说，西班牙流感发生在1918年，雷达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

“你会这么说的，是吗？”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微笑。

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在英国新冠病毒看似“风平浪静”的夏季期间，我前往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参加了一场反封锁集会。我是从我加入的一个Facebook群里听说的。该组织有很强的阴谋主义倾向，但组内近13000名成员中的大多数（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更愿意认为他们在做的是“寻求真相”，因此该组织得名“英国寻求真相者”（TruthSeekers UK）。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封锁这个“钝器”是有效的，因为它阻止了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但它会带来一个软弱的社会，没有人挑战对个人自由的新限制。一些规定的执行有些过于热心了，比如在荒野上追踪徒步旅行者的警察无人机。但参加这次集会的抗议者，对封锁是不是个错误、强制佩戴口罩是否有意义、保护生计与保护生命之间的平衡等争论不感兴趣。这里的人们相信，在发生的和曾经发生的一切背后，都有一个邪恶的幕后黑手。他们否认病毒的真实性。看到来自英格兰南部的、超过五千多人肩并肩、不戴口罩挤在伦敦市中心，无视禁止大型集会的规定，这似乎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其挑衅性足以证明警察有理由驱散他们。但对于许多阴谋论者而言，没有政治抗议，还谈什么民主呢？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政治抗议，一场反政府的示威，参与者都有真诚的信念。然而，在这场据说是为了高举反抗国家压迫的旗帜而组织的集会上，明星发言人却是大卫·艾克（前足球运动员、阴谋论者）。

上世纪80年代，艾克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名体育节目主持人，为人平和、圆滑、引人注目的只是他的某种如玻璃般冷酷的态度。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在英国只有几个电视频道的时候，每个人都认识他。1990年，在他离开BBC前不久，他在怀特岛的一家报刊亭经历了一次形而上的顿悟。不久之后，通过与已故的贝蒂·希恩（Betty Shine，一位自称的灵媒和新时代的畅销书作家）的会谈，以及在秘鲁山顶上的一场暴风雨中的超验（transcendental）体验，他宣布自己被一个善良的神灵机构选中，作为揭示地球和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真理的工具。

在一次出席泰瑞·伍根（Terry Wogan，英国演员）的聊天节目时，他否认自己是耶稣基督，坚称自己只是最新的先知，并将耶稣列为更杰出的老男孩之一。

那是在1991年。从那时起，艾克一直在研究他的材料和品牌，发展他的追随者、写书，并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和采访。去年，他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但在2018年，在英国城镇的市政场馆，他仍然受到大量观众的欢迎，他的粉丝们安然坐在那里，幻灯片上是乔治·索罗斯带着爬行动物的眼睛，身处在地狱火的光晕中，标题是：“乔治·索罗斯：邪恶的化身”。新冠提升了他的形象。5月，“反数字仇恨中心”发出呼吁，该中心指出有数百万人接触到了网上的资料，艾克将大流行病归咎于犹太人，否认了新冠的真实性，淡化了病毒的传染性，并为5G阴谋论者提供支持。Facebook和YouTube（虽然Twitter尚未）都下架了艾克的网页。这一行动除了可能给他披上烈士的光环外，对他的形象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YouTube，以及像BrandNewTube这样的希望成为YouTube的网站，仍然有很多非著名的、对艾克的采访。谷歌会引导你找到它们。虽然艾克已经被Facebook禁言，但他的粉丝并没有，他的材料链接也没有消失。我上次查看英国寻求真相者Facebook群组时，首先看到的是对他的视频采访。亚马逊仍然在发行艾克的书。

伊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编织的阴谋故事是一个庞大的事件，随着新闻头条的变化而变化、偏离主题、充满内部矛盾，但一些核心元素仍然存在。伊克的故事与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那本颇有影响力的美国阴谋论著作《看一匹白马》（在该书出版时，伊克已改口称自己为先知）有相似之处，也与驱动匿名者Q（QAnon）的伪泄密有相似之处，尽管匿名者Q倾向于避开外星人元素。对艾克阴谋论的粗略和合理化的总结是这样的：数千年前，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属于爬行动物的种族的生物起草了一份不可思议的、缓慢奴役人类的计划，由一个极小的精英（具体的机制各不相同），诸如极端邪恶的人类代理人，或者是人类形态的爬行类生物来执行。（伊克2006年对《卫报》说，我曾与前首相泰德·希思（Ted Heath）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两只眼睛，包括眼白，都变成了乌黑的。”）

该计划仍在继续展开，经常会错过预言的最后期限。只有普通人从无知的沉睡中觉醒，并注意到艾克和他的同类揭示的所谓“真理”，才能“拯救人类”。根据艾克的说法，很多精英都是犹太人，而他的阴谋论，就像许多阴谋论一样，有强烈的反犹倾向。（我在这篇文章的初稿中使用了cabal这个词，这个词来自经典的希伯来语单词qabbalah，意为“传统”。）他在书《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中，他说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大屠杀中发生了什么，“一个蔑视广大犹太人的小犹太人集团与非犹太人合作，制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我到达特拉法加广场时，没有看到艾克的影子。皮尔斯·科尔宾（Piers Corbyn）发表了讲话；他的哥哥、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不能为弟弟的言行负责。皮尔斯·科尔宾是一位物理学家，曾经是一名商业气象学家，他相信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他的新目标是罪恶的封锁，他已经被捕好几次了；在这一天结束前，他又因帮助组织游行而被逮捕（后来被罚款）。他通过刺耳的声音响告诉人群，新冠并不比流感严重，新冠带来的死亡人数比封锁造成的死亡数更少。他宣称，无论你是否相信这种病毒是一场骗局，都没有任何理由实施新冠病毒下的封锁。人群毫不怀疑他们的立场。他们开始高呼一部在网上大受欢迎的、名为《瘟疫》的伪纪录片的名字，在这部纪录片中，一位名叫朱迪·米科维茨的美国科学家讲述了一连串关于瘟疫的谎言：病毒是由北卡罗来纳州和马里兰州以及另一个地方的实验室联合制造出来传染给人类的；美国新冠的首席负责人安东尼·福奇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隐瞒了病毒几乎无害的事实。“计划出来的瘟疫！”成千上万的人齐声喊道：“计划出来的瘟疫！计划出来的瘟疫！”

在科尔宾说完之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个叫Kate Shemirani的停职护士（她也认为新冠是个骗局，但认为其症状是由5G蓄意引发的，目的是为精英阶层提供一个给民众接种精神控制疫苗的借口），介绍了马克·斯蒂尔（Mark Steele），他是来自英国盖茨黑德崎岖的前保镖，是一个名为 “快救救我们（Save Us Now） ”的反5G组织的负责人。斯蒂尔向众人讲述了他对5G辐射的有害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其对年轻人的影响。1994年，斯蒂尔在纽卡斯尔的一家酒吧外在醉酒下用手枪开枪，意外射中一名19岁女子的头部，导致她残疾，被判处8年监禁。

我走近舞台，觉得自己很突出。我是唯一一个戴着口罩的人。最后，我走近了纳尔逊纪念柱底座上的一个基座，基座上有巨大的兰塞尔青铜狮子。舞台在两头狮子之间，一群人爬上底座，想看得更清楚些。几十名警察戴着外科口罩，但没有防暴装备，站在距离人群边缘几码远的地方。一群警察朝我们走过来，开始用推挤的方式走向舞台。我想警察会不会打算停止集会？但警察寡不敌众。在教堂底座处，一位中年男子举着拳头，开始带领人群高喊“你们真可耻！”他身穿一件苏格兰高地人的格子呢外套，以及一件印有“与羊性交”字样的T恤。警察停住了脚步。一缕像棉花糖一样的白发出现了，开始从他们身边走过。群众的愤怒变成了喜悦。“大卫！”传来喊声：“大卫，我们爱你！”警方还没有准备好停止示威活动。人群围了一道警戒线，以确保大卫·伊克的安全走上舞台。

后来，我给多米尼克（一个对阴谋论非常熟悉的人）发了邮件，告诉他我在集会上。尽管他知道我认为他对新冠的认识几乎都错了，但他很高兴听到我去了特拉法加广场。“听说你上周参加了集会，真是太棒了，你让我非常开心！”他回信说。“你觉得这次集会和大卫·艾克的演讲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与过去的许多演讲一样。他在演讲中所说的话实际上回答了你在上一封邮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

伊克的演讲远远没有达到有历史意义的标准。他专注于自己的预言能力，并在唯一令人难忘的片段中嘲讽了当下的“法西斯主义”：“虚假的新冠大流行证明了法西斯主义的存在。一种病毒，我必须承认，病毒为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你不能接近他人6英尺。”“所以现在病毒准备了一根该死的卷尺！（掌声）。”“你不能和你的“泡泡”外的任何人呆超过15分钟。”“现在病毒又有块该死的表了！（笑声）。”“我们将强制佩戴口罩，但要到下周周末才会实施。”“现在病毒居然还有一本该死的日历！（笑声和欢呼声）。”

——为什么只有半个脑细胞的人就能看出这是一派胡言？因为这是他们编出来的！

我知道，如果我指出伊克言辞上的弱点，可能会把多米尼克吓跑，即使我没有提到反犹主义或变形蜥蜴。但我不想通过假装相信阴谋论来讨好他。毕竟，他对那些接受新冠现实的人相当粗鲁。我给他回信说了安全距离和出售日期的区别，需要与炸药保持安全距离并不意味着炸药有测量尺，必须在某一天吃鸡肉才能避免生病，并不意味着鸡肉有定时器。我问他想不想一起喝杯咖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今年早些时候，年轻的德国记者亚历山大·艾德林（Alexander Eydlin）为《时代周刊》（Die Zeit）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名阴谋论者，又是如何不再成为一名阴谋论者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的最新调查显示，与英国和美国一样，德国约有一半人口倾向于认为，邪恶的秘密组织在控制着事件。艾德林称自己是“一个政治左倾的世俗犹太人，来自中上阶层，父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良好的社交网络”。他说自己一直在寻找自己相信的东西，并为他那些阴谋论者朋友们勾勒出来的解释性的美和另类价值体系感到着迷。他写道：“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前，邪恶的位置非常明确。”“它以魔鬼的形式出现，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出现，可以被打败。现在我们怀疑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邪恶，甚至无法知道它是否存在。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不能被定义为单方面得好或公正’的生活。”

艾德林建议不要把阴谋论者视为政治极端分子：那只会让他们把极端主义的概念本身看作是邪恶的阴谋者所撒的另一个谎。试图用事实论据来推翻他们的观点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受到攻击的信仰体系也是一种身份。艾德林写道：“最后，那些想要证明我错了的人的固执论点并没有说服我。相反，我和一些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他们不会和我分享奇怪的想法，但也不只是把我看作一个疯子。他们是在花了些时间理解了我粗鄙的想法之后，才跟我争论的。”

今年夏天，我在佩克汉姆的赖伊公园第一次见到多米尼克。我当时正和家人在草地上休息，一个穿着整洁的牛仔裤和衬衫，有着圆圆的、愉快的脸庞的、睡眼惺忪的年轻人，拿着一叠传单向我们走来。他问道：“你想看我写的东西吗？”他把其中一张放到我手里，然后走了。他说话的方式让我以为他是在发诗，但当我看了那张纸：一张A5纸的两面印着四页内容：这是一份阴谋论的小册子。它的标题用红色字母写着：“为自己思考......质疑‘权威’”。第一页是一幅标有“封锁（LOCKDOWN）”的漫画，画面上，鲍里斯·约翰逊身穿白大褂，手持注射器，站在两个戴面具的警察面前，将一个手持“政府谎言”标语牌的梳着辫子的抗议者摔倒在地。

我浏览了一下传单的内容。它似乎是由谎言、误解、夸张和断章取义的片段组合而成，支持邪恶计划理论相关事件，所有这些都是从网上摘录的，没有注明出处。我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我。是不同国家的死亡率比较表，配上一句“媒体永远不会给你这样的比较”，而世界上几乎所有新闻网站、报纸、杂志或电视新闻节目不是都发表过多个版本了吗？是认为在大流行开始前，在美国进行的新冠防范演习证明了新冠是邪恶精英策划的，尽管组织者已经就此发布了新闻稿吗？

还是多米尼克费尽心思，把网上涌来的错误信息打印出来，亲手送到公园里的我们面前，让我们在那里享受简单的、没有争议的、草地上的阳光般的真相，使得这些错误信息看起来更真实？还是因为一位亲密的老友最近向我透露了他对病毒的阴谋论观点？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必须介入，不是为了改变多米尼克的想法，也不是为了阻止他散发传单，而只是为了让他意识到，有人会抵制他散布的谎言。我走到他面前（他正在给一群坐在草地上的年轻人分发材料）把他斥责了一顿。我没有口才。我说他的传单全是垃圾，他应该把它们销毁。他说我应该毁掉我的口罩（当时没有人戴口罩）。我走开了。在网上，这种自封的理性主义者和自封的神秘真理的传播者之间的徒劳交锋经常发生；而在真人间发生的交锋也没有更令人满意。我一张嘴就意识到，在他的传单上找出这个谎言或那个误解是毫无意义的。把它看成是可批评的事物，是一个分类错误，就像指责安·兰德（Ayn Rand）笔下的对话很糟糕，或者指责特朗普不像个总统一样。我想起了与阴谋论者争论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你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逐一挑战无限的错误，还是谴责整个信仰的大厦，这通常意味着称阴谋论者为疯子或蠢货，而这时阴谋论已经赢了。这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每次只能扑灭一平方英寸，或者一次全部扑灭，因此这场大火永远无法被扑灭。

我更仔细地看了多米尼克的传单。这次阅读似乎比前一次更不可思议，但我内心的愤怒已经消失了。在特朗普和英国退欧的时代，从听到一些新的羞耻，到接受它的时间已经缩短了。过去，我常常要花上几天的时间，通过库伯勒·罗斯模型来分析每一个在公共场合真理和荣誉的小小死亡，但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过程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当我们在湖边撞到多米尼克时，我为我的失态向他道歉。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写一篇关于那些和他想法一致的人的文章。他非常谨慎。我查到了他的名字和电子邮件地址链接到一个叫lbry.tv的网站账户，他称之为“我的频道”，里面是一套盗版的阴谋主义书籍和视频，标题是“你们的政府想要你们死”和“细菌的真正科学——病毒会导致疾病吗？”我记得我曾天真地建议他多看点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上网。我在想什么书呢？也许是艾克《母体的孩子们：一个跨维度种族如何控制了这个星球数千年——且掌握着地球》？或者是匿名撰写的《匿名者Q：伟大觉醒的邀请》。通过亚马逊Prime免费送货。

多米尼克，我猜他快30岁了，曾经读过更好的书。在我们的电邮交流中，他告诉我他有心理学学位和社会工作文凭。他从没告诉过我他有没有一份正式工作。他把自己现在心境的起源追溯到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时候，那时他一直被世界上的问题困扰，并寻找其根源。他订阅了《新国际主义者》杂志。他读过诺姆·乔姆斯基、约翰·皮尔格、格雷格·帕拉斯特的文章。他写道，他慢慢意识到，在看似随机、无关的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只手。在听到“阴谋论”或“新的世界秩序”等术语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读了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和马克·柯蒂斯（Mark Curtis）的作品，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无论美国和英国的当权者是谁，他们都在执行同样的政策。

库珀的《看一匹白马》，是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对我来说——在这之前我也能想象到——像乔姆斯基和蒙比奥特这样的激进社会批评家的，雄辩的、国际主义的、崇尚公共的作品，与库珀紧张不安的自由主义的尖叫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库珀的书散发着虫草和圣经的气味，注入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想，充满了对UFO的描述，并给出了美国与外星种族秘密交易的详细历史。然而，对多米尼克来说，这是“缺失的一块拼图”，向他介绍了新世界秩序、光明会和共济会等阴谋图腾。他对其中题为“静悄悄的战争的无声武器”的章节特别感兴趣。库珀（为了逃税而出走，2001年死于亚利桑那州阿帕奇县与治安官的枪战中）将此作为1954年比尔德伯格集团的一份秘密政策文件，概述了美国如何成为一个被精英阶层发现，可以像电力网络一样运行的试验台式的社会。“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合理的”，多米尼克写道：“如果你是少数人，而你想控制多数人，你就需要形成秘密网络，这样能够将你制定的议程下放到社会中去，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控制权”。

这与库珀书中的一段话相呼应：“我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理论，即世界事件是由一连串互不相关的意外事件所决定的。不可思议的是，认为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不会以一种共同的纽带、共同的利益和一项足以决定和指导世界未来的长期计划联合在一起。对于那些有资源的人来说，不这样做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知道，如果我是这样的人，而阴谋还不存在的话，那么我将是第一个组织阴谋来控制未来结果的人。”

换句话说，阴谋的预言家，与虚构的阴谋者相等同。秘密奴役计划的目标是粗糙的，因为它们反映了阴谋论者有限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这与艾德林的观点相悖，他认为阴谋论者愿意整合矛盾，这否定了他们试图为复杂的事件找到简单的解释的说法。他写道，许多阴谋论者为了将事件整合到他们的世界形象中，而必须接受的扭曲事实，并不能证明他们渴望得到简单的解释。但这是真的吗？当阴谋论者描述他们顿悟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大局，看到解释和联系一切的普遍的元阴谋。但这图景并不大，它是小的。这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试图将每个谜题的答案缩小，直到它能与阴谋者头脑中能够掌握的、那个“玩偶之家家具大小”的答案相吻合。

也许把阴谋论看成是一堆小事，一盒装着民间伪信息的麦乐鸡会更好。解决阴谋论的任何缺陷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缺陷。阴谋论完全依赖于数量，靠的是给大脑的任何部分提供无限的小刺激，靠的是对秘密知识的饥渴。胃口永远不会满足，但盘子里总是满满的。库珀用这个短语来描述密谋者的“无声武器”——“它射出的是情境，而不是子弹”——很好地描述了阴谋家的话语，包括他自己的语言。催生阴谋论的决定性媒介，是共享的在线视频剪辑或流媒体。现在，当主流广播公司都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很难将阴谋主义电视的广阔世界与传统电视区分开来。典型的阴谋论剪辑视频长达一个多小时，采访者态度愉快，听起来很有道理，他邀请那些有特权了解真相的人之一，比如大卫·艾克（David Icke）上节目，他就像是谄媚版的周日早上时事节目的嘉宾一样，在那里滔滔不绝。

艾克式的阴谋论话语，从来都是无话可说，无话可答。我在特拉法加广场遇到的，马丁这样的步兵也在模仿这种风格。和多米尼克一样，马丁也不符合描述阴谋论者的刻板印象，他不是不修边幅的怪人、嬉皮士、石匠，衣衫褴褛，没有理发，没有戴着徽章。他是一位来自斯温顿的平面设计师，他有一个学位，他穿着整洁而传统；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工作，因为新冠迫使他的主要客户P&O邮轮停船。我们谈了大约40分钟。我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也没有承认过他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也没有对自己看到的真相表示丝毫的怀疑。他平静地带着一种固执而正当的恼怒口吻，就像一个英国人抱怨邻居建一所新音乐学院的计划那样引导着我继续提问，并且说出：“新世界秩序，计划将世界人口减少到5亿奴隶；英国广播公司（BBC）在911事件发生前就报道了世贸中心7号楼的倒塌。在头顶盘旋的警用直升机明显是阴谋者的策略，目的是淹没集会演讲者的声音。普雷斯科特·布什资助了纳粹主义。在伊朗发生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明显是有组织的袭击。新冠疫苗会对接受者进行消毒，并植入追踪装置；很快每个人都会被迫在手上植入芯片；阴谋者同时希望将他们的计划保密，又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中央银行需要被摧毁，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创造货币；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以及其他一些有着精英血统的家族采用了犹太人的身份，所以批评他们的反对者会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这些精英血统是精神病，精神变态且崇拜撒旦，他们回到了巴比伦。这一切都记录在圣经中，并不是说他有宗教信仰，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由撒旦的犹太教堂管理的。阴谋家希望人们成为左翼份子，因为左翼喜欢控制政府。特拉法加广场交通灯上的性别标志显示了光明会在工作，大规模移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为占用了他这么多时间而道歉。

阴谋论者的话语是一种无休止的挑逗，总是承诺会有一层新的启示，或者提出一个新的角度。这种诱惑不仅适用于那些认真对待阴谋论的人。怀疑论者从中得到一种扭曲的刺激：当每一颗珍珠从阴谋论大师的口中掉落时，都会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即居然有人相信它。问题是，它是有效的；它一直都很有效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阴谋论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当你观看1991年伍根对艾克的完整采访时，当伍根提示观众时，他们会笑。但在这中间，演播室里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绝对的沉默，因为艾克在编织他的虚构故事，镜头锁定在他的脸上。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这是滑稽的，其他人则认为是残酷的，但一定有许多人被他的表演所折服，被这个知道绝对答案的，被这个“在余生里都会在5秒钟内给出真理”的人所折服。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书封

1952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创造了“阴谋论”一词。他将其定义为某种永远单一的理论，就像博弈论或混沌理论一样：只不过直到后来人们才开始谈论“阴谋论”。这一变化是概念转向了对阴谋论者有利的方向。用复数形式来谈论阴谋论，是把阴谋论锚定在具体的事物上，即使说话的人认为它们是无稽之谈：它们仍然是关于某一特定事物的理论。波普尔关于阴谋论的概念，是一种可以依附于任何事物的个人倾向，正因为它嵌套在持有者的大脑中。

波普尔认为阴谋论是非常古老的东西，与宗教冲动有关。他写道：对于“荷马的诸神的阴谋解释了特洛伊战争历史”的信仰已经消失了。诸神被抛弃了。但他们的位置被强者或团体——阴险的高压集团所填补，他们的邪恶要对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罪恶负责——比如锡安的长老、垄断者、资本家，或帝国主义者。同时他明确表示，他并不否认实际阴谋的存在：相反，它们是典型的社会现象。例如，每当相信阴谋论的人掌权时，它们就变得很重要。而那些真心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在人间创造天堂的人，最有可能采用阴谋论，并参与到一场针对不存在的阴谋者的反阴谋中去。因为他们未能创造天堂的唯一解释，就是魔鬼的邪恶意图，魔鬼是地狱的既得利益者。

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就像特朗普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用一个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作为借口，领导着一个或多或少公开的共和党阴谋，来阻碍民主党在11月的得票。更黑暗的例子是纳粹的崛起，这一运动将其阴谋主义传播给了大多数德国人，然后进行了历史上最可怕、最复杂的真正阴谋，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

阴谋论专注在不公正、技术和纷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任何难以解释的事情上。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个主导的关键：对种族或特殊群体的排挤，对撒旦主义或虐待儿童的指责，都是阴谋的常见标志，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自由主义，把政府作为最终的敌人——特别是那种把资源从最富有的人身上转移到最不富裕的人身上的社民政府，那些政府会在限制富人的个人自由和加强平等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超级富豪家族的想法在阴谋论中的核心地位，这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只有少数家族被包括阴谋论内；阴谋论往往会忽略富人这个阶层。引人注目的是，最常被指责为新世界秩序撒旦派首领的两位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把自己财富中最大的一部分捐给了有意义的事业，一个支持民主原则，另一个则支持改善最贫困者的健康状况。盖茨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他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疫苗研究提供了巨额资金，而不是因为人们可能认为害怕被奴役的阴谋论者会攻击他的论点，即他曾经经营的公司为他们的大部分电脑提供了软件。这就好比，在阴谋论者看来，微软的比尔·盖茨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美国大亨，而身为慈善家的他则是一个邪恶的另一个自我。最宏大、最持久的阴谋论都是围绕着伟大的平级工程而展开的：法国大革命是共济会的阴谋，俄国革命是犹太人的阴谋，欧盟是反英的阴谋。

这不是一个关于阴谋论起源的阴谋论。这是一种观察，阴谋论者的利益和财阀自私的利益存在着一致性。他们都对权力机构——法院、媒体、政府和立法机构——持一种愤世嫉俗的和不信任的态度：阴谋论者认为这些机构是秘密精英的邪恶代理人，而财阀们则认为这些机构限制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上台的阴谋论者，其当选是不寻常的，不仅因为美国建制派认为自己可以不被阴谋论者所俘虏，还因为在特朗普身上体现了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两极敌意：讨厌税收、法规和无礼的记者的财阀，以及对国家深层存在反人民阴谋，抱有偏执妄想的阴谋论者。也许他成为匿名者Q现象中的一个角色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形容匿名者Q更像是一种宗教，而非阴谋论，它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想象了两个对立的阴谋：一个是邪恶的阴谋，希拉里·克林顿、好莱坞名流和一帮邪恶的民主党人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行动，绑架数十万儿童，把他们囚禁在地下隧道里，折磨他们，强奸他们，喝他们的血，用他们来进行撒旦仪式；还有一个好的阴谋，由特朗普和美国军方的忠心英雄团队领导，其成员正准备突围，捣毁恋童癖撒旦集团，拯救儿童。在《匿名者Q》中，特朗普被塑造成杰克·瑞恩（根据汤姆·克兰西小说改编的电影中由哈里森·福特饰演的强硬、聪明、爱国的家庭男人）和大天使长迈克尔的集合。

“匿名者Q”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英国、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而且得到了一些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写关于匿名者Q的文章时，存在着一种危险，你可能会让它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有趣、更神秘。这很有趣，但是用锤子打自己的脸也很有趣：新奇，痛苦，而且非常愚蠢。这件事始于2017年10月，当时4Chan上的一系列帖子显示，一个或几个自称Q的匿名人士预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即将被捕。4Chan是一个公共论坛，孤独的年轻男子在这里用窃笑表情包、种族主义笑话和怪异的色情片互相逗乐。从那以后，Q已经发了近5000条微博，通过使用一系列只有Q才能生成的密码来确认粉丝的身份。Q从4Chan转到了另一个公共论坛8chan，后来更名为8kun，每一个论坛都比上一个更带有嘲笑、种族主义和色情色彩（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德州埃尔帕索和加州波威制造杀戮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也用8chan张贴他们的仇恨宣言）。

虽然Q的观察者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Q的阴谋论风格发生了变化，但阴谋论幻想的基本要素却没有改变。一个邪恶的、贩卖儿童的撒旦主义者网络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但在民主党和好莱坞内最为强大。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通常被称为“侯赛因”）是其中的头目。特朗普通过伪装成一个普通的美国总统，来掩盖自己的真实使命，准备与他们一决高下。Q给出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以神秘提示、缩写词、暗号和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并希望追随者能够解读其中含义。

尽管Q的影响取决于追随者相信这些帖子来自美国国防机构的核心，但如果没有得到帮助，他们似乎不太可能找到读者。如果不是4Chan的两位版主保罗·福伯（Paul Furber）和科尔曼·罗杰斯（Coleman Rogers）说服了苦苦挣扎的youtube用户特蕾西·迪亚兹（Tracy Diaz）开始制作视频，为这些帖子做翻译和润色，这些帖子可能早已过时。这些视频很受欢迎。NBC新闻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迪亚兹和罗杰斯可能就是Q，匿名者Q运动的传播是当那些永远不会接近4Chan的人开始对每个帖子进行剖析和争论时开始的，先是发生在YouTube和Reddit上，然后在Facebook上。网站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可访问的格式转发帖子。一系列的“研究者”，有时也被称为“面包师”，从痴迷到随意，在Q的原始发明上添加了一层又一层的虚构。网站和互联网企业家发现，通过利用人们对匿名者Q的兴趣，他们可以增加流量并赚到钱。过气的Instagram网红和默默无闻的健康专家，通过从虐待儿童的角度大力推广匿名者Q阴谋论，并找到了新受众；当杰弗里·爱泼斯坦被捕，然后死亡，并且安德鲁王子无法解释他与他的友谊时，那成为了匿名者Q的黄金时刻。实际上匿名者Q非常依赖群众创作，其叙事摆脱了单调乏味的密码，它仍然期待特朗普对他领导的政府发动军事政变，并朝着阴谋论当前的主导形式进发：一个有着无限分支的撒旦主义恋童癖情节，一个未来荒诞的预演，在那时任何人都可能在Facebook上被指控犯有最可怕的罪行，并且会有像中世纪女巫审判那样的程序。

反对“以疫情为理由的社会控制”并不意味着你成为了阴谋论者，但在美国以外的反封锁、反口罩运动中，匿名者Q的迹象无处不在。英国新冠怀疑论的知名人士之一，路易丝·汉普顿（Louise Hampton）在视频中自称是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她发现自己接到的电话都是来自因为害怕去医院而身处医疗困境中的人，而非来自存在新冠症状的人。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她的帖子被标记为匿名者Q的缩写#WWG1WGA，指的是该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式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Where We Go One，We Go All.）。慈善机构“拯救儿童”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与另一个无处不在的匿名者Q标签#拯救儿童#脱离关系。在我参加的集会上，有人把他们的抗议标语放在了Pret A Manger咖啡店，特拉法加广场分店的橱窗里。拯救我们的孩子——别他妈的我们的孩子！ 一个标语写到：“救救我们的孩子，别强奸我们的孩子！ ”； 另一个则是：“#革命#，#伟大的觉醒#如果狗因为伤害孩子而被处死，那么也应该处死NONCES！” 我想知道，这与英国政府抗击新冠有什么关系？在2020年的政治舞台上，“妖魔化对手”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已经成为了现实。

有人试图把匿名者Q的追随者，描绘成带来直接危险的人物：《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警告说，匿名者Q具有“美国基地组织的特征”。很少有像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德加·韦尔奇（Edgar Welch）这样的阴谋论者，他在2016年带着三支上膛的枪，走进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披萨店，打算营救Q口中被囚禁在“Pizzagate”的儿童。但Q并不是在敦促人们直接采取行动。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称他们为“爱国者”），坐下来，不要担心，享受特朗普计划展开的壮观场面。他在2017年进行一次预测（这次预测在之后失准了）时说：“拿好爆米花，在周五和周日计划就会兑现。”他在2018年告诉一位不耐烦的支持者：“相信计划。退后一步。”Q已经27次告诉追随者要“相信计划”，而他们不需要实际参与实施这个计划。

阴谋论的危险不在于它们推动了颠覆社会的行动，而在于它们削弱了合法性，分散了注意力，转移了注意力：它们让大量的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为愤世嫉俗、贪婪和极端褊狭的人留下了空间。他们把一部血淋淋的肥皂剧当作是真实的、“研究”的结果来宣传，从而让人们分心，不再通过提出真实的社会问题来质疑权威。他们还使人们相信，法院、议会、教育系统、媒体等机构都可以是恶意的，从而使他们失去合法性。

与多米尼克和马丁这样的阴谋论者交谈，就会发现自己被可怜地当成一个轻信的中间派，被归类到“不，但是......”的世界里去。“你认为绑架、强奸和谋杀儿童并喝他们的血是好的吗？”“不，但是......”。 “你喜欢神秘的公司、不负责任的亿万富翁和遥远的当局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生活吗？”“不，但是......”“你对难以理解的、侵入性技术的无情传播感到高兴吗？”“不，但是......” “新冠是假的”运动强烈反对鲍里斯·约翰逊，他可能希望作为“英国脱欧”这一阴谋计划的助产士来获得更多的同情。罗素·穆尔黑德和南希·罗森布伦，在他们最近的一本关于阴谋的书《很多人都在说》中描述了合法性的丧失：“人们认为，与这些机构相关的人不再有资格去说服或立法，去推理或胁迫，去要求我们同意或至少遵守规定”。这让我觉得，这正是我现在对鲍里斯·约翰逊的感觉。但我的怀疑并没有延伸到对机构本身抱有完全的犬儒主义态度。多米尼克在传单中写道：“你投谁的票并不重要，它从来就没有意义。政府是由相互联系的、全球精英组成的犯罪集团，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一群精神病患者完全奴役了人类。”

在某种程度上，阴谋主义流行最可悲的地方不是对阴谋的妄想，而是对学习的妄想。正如缪尔黑德和罗森布卢姆所写，“知识并不要求确定性；它需要怀疑”。为什么像多米尼克这样聪明的年轻人会相信一个二元的，只有红色和蓝色药丸存在的认识论世界？在这种知识流中，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流可供选择，一种是他偏爱的“真理”，另一种是所有拒绝他真理的人，都毫无疑问地相信的“主流”、“官方”版本的知识。他们在实践确认偏误的同时，还能从哪里对其本身的危险性发出警告？这些都是阴谋论者群体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伦敦书评》，原题为Red Pill, Blue Pill，James Meek on the conspiracist mind，作者詹姆斯·米克，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