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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红楼形而上之梦

韩水法

2021-01-15 15:13

一，怎解其中味

《红楼梦》的问世，造就了中国文学的观念革命，引发了无数读者的无端心事。作者身世、小说内容是否影射现世、作品本身完成与否、续书作者、版本乃至评点人脂砚斋的身世，吸引了几代士大夫和文人争做解人。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大学和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红楼梦》研究一度成了不同学术路线和方法争锋的前沿。

王国维、蔡元培和胡适，这三位中国现代学术及其制度的奠基者和领袖，都做了《红楼梦》的专门研究，而这也成为检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视点。不仅如此，这三家的著作又分别奠定和代表了红学的三大派别和潮流，即哲学和艺术的阐释，政治的索隐和学术考证。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凭其傲视群伦的哲学慧眼，王国维从思辨的高度解读《红楼梦》所揭示的人类痛苦的根源以及摆脱痛苦的途径，诠证它包含了人类最为深刻的关切，从而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王国维从人生和与艺术、《红楼梦》的精神、它的美学价值及其伦理价值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此种关切。王国维以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为开篇词，阐释人生的本质无非“‘欲’而巳矣”。[i]文化愈进步，知识愈扩展，欲望则弥多，而所感受的痛苦便弥甚。“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ii]人要摆脱痛苦就要杜绝欲望，而“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iii]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之所以为“宇宙之大著述”，[iv]不仅在于说明人生之为悲剧的原因，亦在于阐发解脱之道，因此，它所阐释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v]蔡元培在《红楼梦索隐》起首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vi]因此，他要弄清这部小说讽喻了哪些事件、影射了哪些人物，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显然，他的思路与王国维迥然有异。在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受到嘲弄而被嫌弃。然而，蔡元培的有些见解不妨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陈。”又比如说，“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vii]但更有道理的还在于另外两层。其一，《红楼梦》可以视为政治小说，尽管不一定要与历史人物和事件挂上钩；其二，政治乃是这部小说一个无可剔除的维度。

胡适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用考证来厘清作者及其身世、成书年代及版本等，因此，这个路数并不关注这本伟大著作的哲学、人文和社会的意义。俞平伯的红学承继胡适传统，而有所拓展，是兼具考证的文学研究。

后来的红学虽然以文学方法为主流，实际上多数属于杂糅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上述三种路数依然可以视为主要的脉络。为理解作品中人物、事件、结构乃至建筑、服饰和器物的意义，研究者必须了解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政治、教育直至经济诸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自己的研究虽然难以获得确凿的证据，但其路数依旧有其方法的意义。晚近流行的探赜书中各种器物之奥义的做派，大有索隐的意味。纯粹文学的研究，即以红解红，就如以老（《老子》）解老，则是颇有难度的工作。

王博的《入世和离尘》一书接续了红学的两大传统而发扬光大之。第一，红学的北大研究传统。蔡元培胡适两氏开创的北大红学以兼容并包为其范式，思路开阔而风格自由。第二，《红楼梦》的哲学阐释，亦即王国维路线。王博的研究抽离了《红楼梦》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以《红楼梦》文本为根据，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命运着眼，解读出人的终极困境和超脱之途。它不是纯粹哲学的理论，而是基于文学的哲学诠释，以红解红，以揭明和获取其中的形而上学意义，诚然，超脱之途依然经由释老：认识到处于虚无中的“自己充满了力量”。（《入世与离尘》，页266；以下此书只注页码。）

二，万艳悲不同

鲁迅先生先前说过，不同的人从《红楼梦》中看出不同的人世和意义，这个洞见亦可变换为另一种说法：《红楼梦》乃是由多条主线、多部旋律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作品的这种复杂性正是其迷人的根源，前面所论及的三大流派就是它的一个明证。这些可能的关联和视域的发现和揭示，则有赖于新的视角和方法。

胡适旧藏《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入世与离尘》正是从这些可能性中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作者选取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十二位女子，分别重述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命运，以其才华、性格和见解所赋予的独特视角来重历和反思《红楼梦》世界，而以宝玉的视野为全书作结。这种手法颇似现代小说的多维叙述，一部小说由其中的若干主人公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对同一故事及其人物的不同叙述而展开和构成。多维叙述手法让读者或观众以不同身份多次进入同一故事并以不同眼光阅见同一些人物。这也是现代电影常用的手法。《红楼梦》的人物和事件在这样的笔调之下，展开为多个颇为个人化的小世界。

凭借如此手法，王博正可展示他独到的洞察。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四姐妹被合在一篇中来写，以他们的名字、各自的命运及其冥冥之中的关联，并以四姐妹的眼光对《红楼梦》世界做一俯瞰，重释贾氏大家族的兴衰运程。四姐妹的名字暗含原应叹息的谐音，而王博进一步发掘出前人未曾关注的另一层意思，即他们在大观园的住宅还暗含了春夏秋冬的转折。（页81）“四春名为虽四人，实则一体。贾府百年的历史被压缩到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内，浓缩到四姐妹的生命之中。”（页47）王博就此总结说，“这也就是贾府由始而终，自盛而衰的缩影。繁华之后，余下的只是叹息。”（页81）

从这个角度来说，贾府和大观园在黛玉和宝钗的内心和眼中自然是不同的世界。黛玉原是先天地与宝玉造就了《红楼梦》世界的人物，而一个情字就是他们牢不可破的纽带。王博在宝钗篇一开头所引那句“任是无情也动人”大有深意。从结构上来看，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关系属于后天尘世的关联。然而，宝钗的特色就在于她拥有一切尘世的优势，即便那先天的情愫在她面前也要甘拜下风，而对宝玉来说，任是无情，却也动人。《葬花辞》诉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常被人解释为贾府环境的严酷，而其实它更应是黛玉自持之心的反衬。在薛宝钗看来，大观园和贾府的世界，无非就是人世的日常。与这位今生今世的宝钗相比，除了与宝玉的先天情愫，黛玉没有任何其他的优势。令人扼腕的是，她自己也意识到可能最终顶多落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然而，她并不甘心，以其极其微薄之力来做最大的抗争。王博说，黛玉“所要做的只是和自己的命运抗争”，（页187）的是十分中肯。她之不合贾府的时宜，诸如小性儿、促狭和傲物，无不是抗争的表现。

王博将芙蓉诔解释为黛玉之诔，并引周敦颐《爱莲说》来为黛玉写照，这在不经意中点出黛玉的一个本性，“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黛玉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人物，这是黛玉的先天悲剧，亦正是现世的宝玉所不理解的，自然，现世的黛玉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觉悟。净植两字也与葬花辞中的“质本洁来还洁去”相通。黛玉与这个世界难以契合，亦缘于她现世的单纯，这就是所谓的不蔓不枝。如果再联系到中国文学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那么悲剧亦在情理之中。

在红学研究中，钗黛之间究竟是合一还是对立，甚至比他们与宝玉的情感更有吸引力，王博取兼美之说，以为曹雪芹对两人并无明显的扬抑。他们两人都有惊世的美貌，超人的才华，但与黛玉不同，宝钗还有尘世的机智，她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大志是以“藏愚”和“守拙”为途径的，而这两者都符合当时社会的礼法秩序。在与青年姐妹和宝玉一起交往和嬉戏时，她并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才气，而在应对这个等级秩序中的其他人物时，她就极有分寸和心计，偶尔崭露峥嵘。出于她的才情、品味和志向，她无法不喜欢宝玉，囿于她狭窄的选择范围，宝玉当是她的最佳选择，但宝玉却厌恶仕途经济，而这造成了她的双重悲剧：其一，她对宝玉却念兹在兹，宝玉对她虽然亦有爱恋之意，但因观念上隔了一层，无法一往情深，这情是不对等的。其二，她最终在礼法世界和世俗生活中胜出，但宝玉却连个空名份也不给，出家而去，落得个金簪雪里埋的结局。

现代叙事理论发现和概括出了小说叙述手法和结构的许多类型，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予以操作性的解释。譬如，小说等作者在撰写作品时就会预设不同层级的读者。理想的读者是作者最期盼的，他能够完全领会作者通过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作者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这样的读者的对话过程。不单如此，双方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竞争。这就是说，作者期望理想的读者成为他的知己和解人，但是，他又不愿意让作品那么轻易地被这位即使理想的读者所看透，所以他要设置各色伏笔、暗线和疑谜等，以为难那位理想的读者。当然，他依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最终会被人完全地理解。作者预期的更多地是一些普通的读者，他们只是一般地、部分地或粗疏地理解作品，而不会全面地解读。在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之后，作者或先行明白，有一大堆研究者等在那里大显身手，但这在古代作者的想象之外。

曹雪芹深知作者与读者的这种关系，而中国文学和艺术一向就有知音的传统模式，他也是熟练而充分运用这种技法的高手。“谁解其中味”的质问就是明确的标志，且颇有向读者挑战的意味。事实上，《红楼梦》尚在写作之时，解人就已经出现，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就是那位神秘的脂砚斋。脂批揭开了《红楼梦》中一些隐谜和线索，包括作者的身世和八十回后的某些线索，同时却又埋下了一些新的谜头。

王博也是这样一位别有心得的解人，是可以与作者喝酒谈心的读者。这不仅要熟悉《红楼梦》，还要精通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老庄易经、传统历史，也要熟悉诗词歌赋乃至解字猜谜，而这些原本就是王博的特长。就如《红楼梦》似乎依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样，曹雪芹仿佛飘荡在此书之中，透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与读者对话。而《入世与离尘》就设置了一个个对话的场景，作者有时犹如情不自禁，身入《红楼梦》之中，与曹雪芹，与他笔下的人物，侃侃谈去，娓娓道来，这自然就是最妙的解读境界。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没有对生活的深刻的反思，这样的对话难以中肯而切实地进行。

三，天然出浪子

王博认为，《红楼梦》完全“是为宝玉作的，整个世界，金陵十二钗，以及所有的人和事都从他的眼中写出，心中流出。”（页218）这就是说，宝玉的前世今生造就了《红楼梦》的整个世界，串连起了其中的主要人物，而又与他们一起串连起所有其他人物和事件，最后又以宝玉来了结红楼梦的大千世界。这正是王博此著的又一个特色。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形象中，宝玉的独一无二，使得曹雪芹即使花费了许多笔墨，也不能够派给他一个确切的名分。脂砚斋批曰，“所以谓古今未有之一人耳。”就文学作品而论，塑造出一个难以归类的角色，正是它的绝大成功。王博指出，“世间所无，理或有之……文学的意义在于把某一种生命发挥到极致。”（页261）而人们确实常常借文学作品以体悟生命的那些可能的极致。在第二回曹雪芹用贾雨村之口，构拟了一种判定宝玉属性的理论，而将其归入一身而秉赋正邪两气的人物。在曹雪芹看来，他们“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如生于读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陶潜、阮籍和柳永等都被归入这类正邪兼具的人物队中。王博以为，曹雪芹或许也是正邪两赋一类的人物。（页223）不过，宝玉显然与陶潜和阮籍在性情上大有异趣，而与柳永或有更多的相似。

《红楼梦》有两条神话线索，一是无才可补天的通灵石头，二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恩情。这两个神话之间的关联作者并没有交待得很清楚，但它们分别赋予宝玉以两个品格，即“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遗才和鸿蒙开辟以来的第一情种。顽石的人间之行并非历练，而是地地道道的浪游，兴尽而归。这或许也是《入世与离尘》命名的一个原由。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宝玉仕途经济的责任先天地就被蠲免了，而人间男子的优势资质诸如聪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俊俏（一副好皮囊）、侯门公子以及能博女子好感的温情体贴，他却无不享有。

由此，曹雪芹塑造了一位传统的士林浪子典型。传统文人和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其进阶就是科举，而其成就在于功名，而用警幻仙姑的话说，这就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些这样人物，人或在士林，身有官职，志并不在仕途经济甚至家庭，而是纵情山水、文学和情爱。在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士林浪子就是李白和柳永，他们沉溺于写诗填词，浪游于山水之间，而放纵人间情感。士林浪子亦并非人人可为，要有才华，尤以文学才情为长，深情、多情而放达，好远游，一副好相貌与一个好记性。倘若再凝练一些，那么士林浪子的特色就是有才情、多情和纵情。士林浪子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人性和人格的内涵，他们自然坦荡，并不戴浩然巾，而其人其作品亦加深了国人对情感的自由及复杂、对人与山水关系认识的深度。诗三百篇第一首《关睢》自由而率真，然而不妨思有邪，或在正邪之间。从此往后，直至《浮生六记》的沈三白，一直激起士林文人的共鸣。

与李白、柳永等人不同，宝玉是曹雪芹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乃是一个先天注定的浪子。他没有社会经验，既没经历过科场失意，人生挫折，也没有沾染过江湖的风尘。但他之厌恶科举和仕途经济则远甚于那些现实世界的浪子。他浪迹于侯门公府之内。曹雪芹借大观园为宝玉设置了一个理想的林泉山水之地，真真假假的浪子世界。或者可以说，李白、柳永和姜夔等人是山河浪子，而宝玉则是大观中的园林浪子。

人们或认为浪子滥情，何以能够深情？宝玉被看作深情的公子，黛玉每每为这种情意所打动，以至于从宝玉那里求得放心，而宣言“为君那得不伤悲”。然而，即便秉具这样先天的爱情，对黛宝玉可谓生死不渝，宝玉却也依然流连于其他女性的美貌、品格和才华，甚至单纯的关怀。这正是传统浪子的本色，而使曹雪芹为之绝倒的品格。

确实，宝黛爱情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是青年男女的纯情。它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而在不同的古代社会，它们也会遭遇不同的障碍，如宗教、地位、种族和世仇等等，罗密欧和朱丽叶就是另一种经典的例子。只是这种纯情大体只属于青年，曹雪芹明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借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便有这样的意思。在现代人的爱情史上，宝黛爱情的类型已经演化为一个短期的现象。人类社会的开放性消除了妨碍宝黛爱情的许多阻格因素，但这也使这类生死不渝的爱情趋于衰弱和消失。相应地，传统社会的士林浪子在今天这个时代亦不复可能了。

四，契诃夫法则

曹雪芹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的各种体裁烂熟于胸，又极富生活情趣，熟悉各种传统的文字游戏诸如酒令灯谜等。这些知识和才华使得《红楼梦》的文学水平和价值，以及艺术趣味达到了其他作品难望项背的高度，而曹雪芹通过它们为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埋下了各色伏笔。一赋一咏，一谜一令，一石一院，无不暗含奥义，更不用说每个人物的姓氏名字。仅仅这些就使得《红楼梦》情节跌宕起伏，令人索解无已。曹雪芹未完成全书而早逝，成稿到八十回戛然而止，又造成了主要人物命运归宿的最大悬案。于是，红学的一个重点就是通过前八十回埋伏下的各种线索、预言和暗示，揭示诸如主要人物的结局。人们也得庆幸，曹雪芹先行给出的预言、伏笔和暗示既让读者能摸索人物和故事的大致走向，又吊足了读者持久的胃口。王博熟稔于这一手法，他说，“一切都是暗示和预言，这种暗示和预言渗透在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件多余之物。”（页211）

契科夫与托尔斯泰

在解读这些人物的命运时，王博不动声色地破解了许多这样的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答案。我们可随手取来几个例子以作分析。李纨是大观园的特别风景，除了宝玉，其他人皆是待字闺中的女孩儿，她则是带一儿子的青年寡妇。作为节妇，她是传统社会妇女的榜样，但曹雪芹笔下对她充满了哀怜，以诗而志其曰“桃李春风结子完”。最后李纨大约因子贵而受封诰命，但“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因为缺乏完整的生活和精神。王博发他人所未见，依照曹雪芹的理路，又深入一层，他说，“李的谐音则是‘理’或者‘礼’，姓名合起来考虑，李纨乃是礼教的一个完美践行者。”（页83）她代表了一个冷冰冰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正是宝玉所不喜而憎恶的，（页92）这个世界在李纨那里完成，却终于为宝玉所抛弃。

《红楼梦》两个神话之间的隐约关联就是木石姻缘，对此王博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解。在他看来，石与木乃是不动心的象征，他引证佛典得出结论说，“大德只是如木石般无心”。（页23），而石头进入凡世人间，变得有情，最终却又归于大荒山的无心境域。因此，在王博看来，《石头记》书名表明了“心灵的旅行及印记”，而这段旅行的方式也颇独特，即“石和玉的一底一面”的呈现，（页242）宝玉以先天的无心（石）历经人世的情天恨海（玉）而归于无心。

实际上，《入世和离尘》之名也是作者对此书奥义的一个解读，在论及宝玉与妙玉的关系时，王博说，“入世和离尘，这两种相反的态度被安置在一个生命中，于是，紧张成为必然。宝玉是紧张的，妙玉也是紧张的。宝玉的紧张是在世界之中，却不时有离开的冲动，妙玉的紧张则是在世界之外，却还惦记着进入。”（页151）如此这般的紧张当然也可以扩展至宝玉与其他人的关系，譬如，宝玉随时准备从人世抽身退出，而宝钗却随时准备进一步深入其中；宝玉主动要求入世，亦可主动离尘，而黛玉被动入世，也无可奈何地离尘。

《红楼梦》为读者设下了许多疑谜和伏笔，引得无数聪明头脑为此费尽心思，无疑，它们也是造就这部伟大作品的重要元素。简而言之，《红楼梦》至少包含了四种意义深远的疑谜和奥秘。第一，时代背景，这原是作者刻意回避而研究者无法释怀的。第二，曹雪芹在作品中布下的各种预言、暗示、伏笔和线索。第三，断稿之案，与第二点结合，它造就了一簇簇极具魅力的悬疑。第四，脂批既给出了若干谜底，却又留下了许多新的谜头。

对这些重重叠叠的悬谜，除了第一点，王博著作都有相当的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解语。王博原本对汉字、周易颇有造诣而对老庄别有会心，这样的知识和敏感，使得他在《红楼梦》疑谜丛林中如鱼得水一般自在。

曹雪芹对古典戏剧烂熟于胸，而演出和演员也是《红楼梦》的有机部分。不唯如此，《红楼梦》的叙事亦浸润于戏剧的表现方式，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极其情景性，人物的角色、语言和个性均显鲜明，动作一气呵成，直观地冲击人的感官。它有两个值得强调的特色。第一，开篇引子预示了一场人生与社会大戏的因缘与结局，第二回又借冷子兴之口演说荣国府，借贾雨村之口解释宝玉“来历不小”的理论，第五回又借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和《红楼梦》套曲，预演了开辟鸿蒙而来的“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第二，随着故事的展开，持续地设置了不同层次的线索和伏笔，又不断地抖开。王博对此一特点，心领神会，做了颇为精到的阐释，而让人体会到他要强调的这些命运皆为冥冥中排定的宿命，以及曹雪芹不易为人解悟的用心。

《红楼梦》的诗词歌赋曲令联语无非人物性格和命运等的预言，而诸如建筑、器物直至景物，也大都有类似的作用，它们一同为《红楼梦》世界的展开和收场布置了先天因缘和后天因果。这种手法令人想起了西方戏剧理论的契诃夫法则。契诃夫强调，“请将一切与故事无关的事物都从故事中移除。如果你说第一幕中有把枪挂在墙上，那么在第二幕或者第三幕中这把枪必须发射，不然就没必要挂在那。”反过来说，一切在故事或戏剧中出现的事物不仅在此后会被用上，亦预示了故事或剧情的某种发展。契诃夫法则现在也广泛运用于电影等领域。我们看到，《红楼梦》其实早就以更为高超的技艺展示了这一法则，并避免了契诃夫太过直白的样式。

五，兴亡的汉语记忆

天地悠悠，而人生倏忽，刚刚够人们醒悟到其去也速且杳无痕迹。《入世与离尘》在结语处提出这样的悲剧意识，并从波斯王的浩叹说到中国古人持久的怆怀，以阐发生命悲剧的彻底性和共通性。而悲剧之至悲乃在于生者之至痛的清醒后思。

《红楼梦》贯穿了多条或隐或显的观念和历史的线索，并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遭际息息相关，虽然它要将真事隐去，有关它的社会学考察则无可避免，而这或可称为宏观的索隐。这里我要谈论另一个话题，这就是汉语文献中所包含的悠久而深重的兴亡记忆，它在《红楼梦》中以家族兴亡模式展现了出来。

中国社会的瓜瓞绵绵和汉语文献持久无间的累积，形成了丰富又深厚的历史记忆。在这片土地上，朝代的兴亡更替，家族的盛衰荣辱，都以汉语记载在历史、诗歌、笔记、戏剧、话本和故事里，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或重复这样的经历，同时亦一再重温这些传世的文献，于是它们就从历史记录转化为汉语的语言印记和秩序，成为语言本身的记忆，这就是兴亡的汉语记忆。无疑，它也持续地塑造着特定的汉语情感。这种对历史命运无法摆脱无可奈何的情感，对那些怀抱家国责任的士大夫和文人，这类高度敏感的心灵来说，难以说明，难以释怀，亦难以抑制，兴亡的代价巨大而无法承担，而不得不承担，兴亡的心灵创伤惨痛难以忍受，而不得不忍受。

《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红楼梦》有一个令人费猜却又不言而喻的事实，故事的主场位于京都，而四大家族的根基却在金陵，大观园的女儿也是金陵十二钗，而非京都十二钗。人们自然可以曹雪芹家族史来解释，但这个理由太过单薄，因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兴亡的汉语记忆中，有两篇经典文献对领会《红楼梦》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哀江南赋》从金陵写起，实际上也结束于金陵：“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梁朝之覆灭，在庾信看来，要归因于梁宗室内部残酷争斗和自相残杀。《红楼梦》七十四回探春痛斥那群抄家者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就对上了《哀江南赋》的主旨。《桃花扇》有两条缠绕在一起的线索，爱情与南明皇朝的内部倾轧，不仅将领之间相互残杀，士大夫之间也你死我活地恶斗。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对李自成和张献忠集团，对清兵的仇恨。探春在七十五回又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虽然有家族内斗与国家内争的不同，但道理却是一样的。这自然也包括在冷子兴所说的“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子孙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的范围内。在兴亡的汉语记忆中，国破家亡总是连在一起。

《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中，南曲名家苏昆生编唱了一套北曲《哀江南》，以描述金陵兵燹之后的残破荒凉，终曲里这么几句唱词或是人所共知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与《红楼梦》的“忽喇喇似大厦倾”而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相比，孰更沉痛？若非亲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苏昆生何以要“放悲声唱到老”？

《红楼梦》套曲的终曲《飞鸟各投林》与《桃花扇》的终曲至少在兴亡的汉语记忆上蕴含了对应关系。《桃花扇》1708年刊出初版，随即在北京等地上演。吴梅在《顾曲麈談·谈曲》中记载，“康熙皇帝喜欢看《桃花扇》的演出，毎看到《設朝》、《选优》等出，就皱眉顿足说，‘宏光宏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viii]据推算，曹雪芹生辰最早当在1715年，约15岁左右随家迁居北京，象他这样一位精通戏剧的人，对那时风靡一时的《桃花扇》，即便没有看过演出，也一定熟读过剧本。两者兴亡情感和记忆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哀江南赋》反省和悲叹国家衰亡与个人和家族命运的连带，《桃花扇》讲述政治倾轧、国家灭亡与男女情爱的缠结，而《红楼梦》则仿佛单单讲述在家族兴亡与男女情爱关系。江南和金陵成了汉语兴亡记忆的核心元素，江南为这三者的兴亡之地，而金陵则成了所有失意、失志和失败人的最终归宿，“哭向金陵事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