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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身份认同一直并将永远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

英格丽·罗西里尼

2021-01-14 15:57

【编者按】

英格丽·罗西里尼（Ingrid Rossellini），哥伦比亚大学文艺复兴史专家，她是好莱坞女星英格丽·褒曼和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的长女，对西方古典文化浸染多年。她在哥大取得意大利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纽约大学、哈佛、普林斯顿等高校任教。

《认识自我：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西方人文艺术史》一书是她撰写的一本给大众的西方文化史。“认识自我”这句格言，最早出现在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代表人类自我意识的启蒙，直到200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乃至今天，都深深影响着西方文明的进程。西方人个性是如何形成的？西方文化是怎样发展成今天的模样？罗西里尼在书中探索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思想的发展过程，以横跨历史、艺术和心理学的方法，引用大量艺术品，向大众讲解了自我与艺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讲述西方人“认识自我”的历程。本文为该书前言，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授权发布。

你是谁?

如果此刻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除了常见的性别、国籍和种族之外，基本会把重点放在他们的个人特征、选择和偏好上。有一种常见的假设，个体的自我是一种完全自主和原始的实体，能够自主选择他（她）决定接受什么的方式，是告诉别人你独立于传统观点和他人期望的一种途径。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每个人的身份就像一个可以随意选择、设计和组装部件的工具箱，一项亲力亲为的事业。

虽然这一说法基本正确，但心理学家总会提醒我们，我们的童年经历仍是塑造成年自我的重要因素。为了解我们的现在，就要回顾我们的过去。而我们人类共同的历史，同样可以这样表达：了解我们曾经是谁，仍是了解我们今天是谁的关键因素之一。

难道我是在说：认识自我是一种心理指引，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建立一种更有意义、更充实的关系？其实也没错，但绝对不是以过去传统的方式。我是想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心理学书，而是一本带有心理学倾向的历史书——换句话说，这本书描述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关键时刻，强调了对于“自我”的不同定义，是如何促成价值观和理想的创造的，而这些价值观和理想，几个世纪以来塑造并推动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乃至社会的构成。

之所以选择这种特殊视角，因为我受到了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福斯特尔·德·库朗日的启发，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人类性格的本质和发展给予同等重视，单单回顾事实不足以充分看待历史。这个观点告诉我：历史是一幅复杂的挂毯，由事实编织而成，也由我们人类强加于这些事实上的叙述编织而成，用来尝试理解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经历的现实。

这本书不是什么学术论文，而是给非专业读者的指南，虽然他们真诚地想探索过去，但常常畏惧于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在过去几十年里，情况只是变得更糟：因为我们通常称之为“人文学科”的门类，在学术课程中越来越被忽视，对许多人而言，理解早期的思维方式变得越来越难，并且令人沮丧。

为了消除这种困惑，使这本书尽可能浅显易懂，我选择规避专业方法上那种典型的过细风格，而是提供一种跨学科的综述，虽然简化，却仍然提供了主要历史和文化模式的综合信息。为了使这一讨论更加易懂，我还会提到许多关于视觉艺术的内容。这种选择是基于一种事实：几千年来，至少在15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前，视觉艺术是唯一可行的大众传播手段，能够向大部分文盲人士传播政治上的优秀典范，当时的哲学或宗教意识形态，被认为最适合作为人类效仿的榜样。

我们将探讨一个重要主题：当我们审视不同时代所培育的理想时，它涉及到传奇和神话事实的反复创造——为了激发灵感，传统所培育的叙述往往过于强烈，以至于我们无法严格检测其可信度，正如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神话就是从未发生却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请允许我我带你回到古希腊的德尔斐，那里的人们向阿波罗寻求（to appear）神谕。他是希腊的理性之神，也是唯一愿意回应异教徒询问的神祇。

我使用了“to appear”这个词组，是因为阿波罗神谕是模棱两可的，而非启示性的，它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指引，只是提供隐晦暗示和零散信息。这些话就像他的信使、名叫皮提亚的女祭司的话语一样令人困惑和含糊，皮提亚是在神志恍惚状态下为阿波罗传话的，她声称自己被神附身了。神谕的矛盾之处是，它迫使人们去解释那些含糊不清的话语，寻求的神谕就又含蓄地回到了那些寻求它指引的人自己心中。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被间接引导使用他们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来思考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挑战和答案，而不是求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这一明智策略的关键，体现在阿波罗神庙上方铭刻的一句格言当中——“认识自我。”其基本含义是：由于你赋予生命的意义就是推动你行动的动力，因而在问自己该做什么之前，先问问自己到底是谁。

从古至今，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千百年来交出的种种答卷，就证明了这一点。

以我们现代的身份认同为例。为了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我们会告诉他：要去寻找那些使你成为特别的、有创造力的人天赋和品质。并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发展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一个人才能成为以社会为代表的“更宏大的自我”中的一员。

如果听到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例子，早期的希腊人或许会吓得不轻。在古希腊人看来，把终极价值归于关注个体自我而非集体自我，这种选择和偏好，就算不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严重不道德的观点。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一个人的出生地不仅是地理位置，也是他的家庭和社区所在，因而也是他身份的首要来源。你出生的地方和你所属的社会群体决定了你是谁，因而也决定了周围人对你的期望。今天，我们对“认识自我”的理解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与那种旧时心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认识自我”的命令，本质上是指你应该借助理性的指导，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履行你作为更大社会一员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

这种戏剧性的解释上的巨大差异，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这本书将会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我们的天平已经明显转向单一的自我，但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仍是当下存在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这告诉我们，尽管历史的模式不断演变，但身份的概念始终涉及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各自是谁？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个方面，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激起了无休止的争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当他著名地宣称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时，我们难道是天生倾向于与他人一起生活？或者，社会是一种有用但彻底不自然的工具，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生存的概率而创造和维持的？尽管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或也许已经得出），但是我们都同意，即使我们认同了社会倾向性出于本能，但这种本能与支配蚂蚁和蜜蜂生活的僵化不变的集体协作精神毫不相干。事实上，我们过于人性化的倾向，即偏袒、自私，远远高于我们的共同目的，而这始终是建立一个完全和谐统一的社会最大的障碍。

当然，在早期历史上的较小却有文化凝聚力的群体中，让个人与社会所代表的更宏大身份保持一致，要比在全球化和技术相连的世界中自由、多样化和快速变化的现实中容易得多。鉴于这种复杂性，培育一种具有公民意识的身份认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困难，正如我们在当今世界的观点和思想的两极分化中所见。

到底该怎么做呢？这本书没有假装对这样一个难题给出答案。本书提出的所有建议，是回到历史的早期，试图重新发现我们当代人格的基石。我相信，只有探索过去祖辈看待我们内心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为处理我们天性中的矛盾而展开的叙述，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还有，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即使这本身不能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提高我们审视自身的关键能力，也有助于增加我们目前必须的清晰度，哪怕增加得不多，以便我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以更有成效和积极的方式迈向未来。

本书内容分为五部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早期、中世纪晚期、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第一部分探讨了古希腊人的信仰，即“人是一种介于动物和神之间的生物”。理性，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品质，其目的是通过控制所有的激情，来维持一种关键平衡，包括过度膨胀的自傲和野心，希腊人将其定义为“傲慢”。从荷马史诗到城邦的发展，再到哲学的诞生与到民主制的建立，希腊人建立在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基础上的巨大信念，造就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文明之一。然而,尽管希腊人尽其所能，但他们也在文化中埋下了一些最顽固的偏见和歧视的种子——比如贬低所有非希腊人，称他们为“不文明的野蛮人”——（事实上，希腊借鉴了许多更古老的近东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并将某一性别的品质归因于理性概念。理性是一种只有男性才可拥有的品质，女性则被彻底排除在外，她们被视为性快感的象征，是物质身体的无理性激情和欲望的化身。希腊人认为女性的心智太过脆弱，无法驾驭身体的冲动，这种观念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禁止妇女参加所有社会和政治活动，是这种偏见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virtue”（美德）一词源自“vir”，拉丁语中意为“人”，而“hysteria”（歇斯底里）一词使用至今，表示情绪不稳定，它源字“hystera”一词，希腊语的“子宫”。

希腊哲学传统所确立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合理确定整个宇宙的统治力：正如心灵统治着身体，宇宙被认为是从一个神圣而卓越的理念中获得了和谐与秩序（希腊语的kosmos，意为“秩序”）。为了与这种神圣力量和谐共处，人类必须对自己和社会采用同样的规则，即调节自然界其他方面的和谐合作。这种观点，导致希腊人强烈鄙视一切暴君和独裁者：那些允许傲慢践踏判断和理性的人，傲慢地认为自己的才能足以统治社会。讽刺的是，城邦时代的结束是由古典时代最恐惧的东西带来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描述了希腊城邦（polis）[ ]的概念对罗马征服者的巨大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只有通过城邦所要求的军事、公民和政治参与，才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只有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发挥其内在的才能和潜力，才能实现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城市”（civitas）。

在罗马整个历史上，从西塞罗到近代的开国元勋，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认为理想社会最佳的例子是罗马共和国时期，随着奥古斯都政权的崛起和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共和国时代结束了。奥古斯都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统治并没有与罗马时代的早期精神相悖，而是一以贯之，他试图向臣民灌输一种信念：在遵循他的领导下，罗马将完成它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命运——这是众神赋予这座城市的角色，以表彰它在法律、文化和文明上伟大贡献。尽管罗马作家和艺术家的叙述，大大推动了这种正面的形象，但它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奥古斯都之后许多皇帝的腐败，直接导致了维系罗马伟大的道德结构的瓦解。

第三部分分析了在野蛮人入侵和西罗马帝国沦陷引起的浩劫之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分支，也受到希腊文化传统和东方教派神秘主义的极大影响）。希腊人和罗马人，包括亚里士多德乐观地相信人类是理性的，天然倾向于与他人共存以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基督教强烈反驳了这一观点，他们肯定人类在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之后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如果没有信仰的帮助和恩典的从中协助，人类就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责。罗马的沦陷就足以证明，由于人类的罪恶和缺陷，任何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因为人类的利己性总是会战胜集体性，而仇恨会战胜同理心和正义。在这种新的、悲观的心态下，世界变成一个充满悲伤和苦难之地，一个审判罪恶的人类的地方，上帝会在世界末日审判他们。随着宗教在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固，教会填补了世俗国家留下的空白，承担了领导和标杆的角色，除精神作用外，还包括了在文化、政治、行政和体制上的作用。

第四部分展示了弥漫在中世纪早期的悲观情绪是如何在11世纪开始消散的，当时，随着野蛮人入侵的结束，欧洲逐渐迎来了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期。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城市的重生和新商人阶级的兴起，他们渴望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不受以前封建时代由贵族领导的等级制度的束缚。

这些新兴的集镇对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创建立了大学，使学习得以在宗教那种与世隔绝的控制之外传播。这种学术复兴，最明显的受益者就是世俗国家，由于许多受过教育的律师和官员的服务，世俗国家的行政和法律职能大大改善。随着世俗权力变得更加强大并产生组织，它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严格控制社会的教会机构难免出现冲突，这使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激烈竞争成为中世纪晚期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希腊文化遗产的发现(讽刺是，它被穆斯林保存下来并归还给西方，而基督教欧洲曾对穆斯林发动过数次十字军东征)，人们的观点和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种创新思想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成功调和了基督教的原则与这位希腊哲学家对人性的乐观看法。从此，人的角色从根本上转变了，从负罪的、有道德缺陷的生物，变成卓越的、有才能的上帝合作者，负责实现神的伟大创造中固有的潜力。

这种新观念，就是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根源。

为了理解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复杂和地理分布广泛的时期，我选择将我的分析局限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尤其关注最具象征性地体现时代精神的两座城市——佛罗伦萨和罗马。在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让位于对古典时代政治理想的怀旧与回归，与奥古斯丁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政治理想满腔热情地恢复了人类城市的价值和重要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通过运用希腊人与城邦、罗马人与共和国的智慧，意大利的城邦最终可以实现一种公正、稳定的社会理想，作为一个缩影，反映出上帝创造的整个宏观世界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编码秩序。

很不幸，认为人类的独特性和例外性能确保一个永久、稳定、自由的社会，这种信心是短暂的，它被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所征服，共和国的梦想也就此终结。随着佛罗伦萨的新主人对美的培养，艺术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愉悦的美学品质，而非为了促进公民美德，艺术此时的目标是要强化一种宫廷心态，主要是极力称赞美第奇们所代表的君主权力。

1453年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被穆斯林攻占，令许多人感到慌乱的是，使佛罗伦萨全面活跃的共和主义热情，被美第奇家族扼杀在了新戏剧性的最高处，以及，当马丁·路德反抗教会的普遍腐败时，他发起了不断分裂基督教世界的新教改革。对如今已是君主政权的富裕、强大的罗马教皇而言，最惨痛的事件发生在1527年，当时，有一支支持路德的德国雇佣军洗劫了罗马。

历史的钟摆再次朝着悲观和失望的方向摆动，人们对曾高度赞扬的人性光辉产生了新的怀疑。希望仿佛日渐消失，但历史一再表明，春天总在冬天的黑暗中归来。

这一切告诉我们，人类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并将永远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而非固化的现实。从此意义上说，“文化”一词能使人联想到农业概念，这很有启发性。思想就像培育作物，一旦扎根就不会保持原样。它们成长，它们成熟，它们转变。最重要的是，正如本书反复指出的，思想就像随风飘浮的种子一般广为传播。这同样很重要，它提醒我们，尽管在西与东、南与北之间存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身份认同，仍是一切文化现象——包括人民、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中最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