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读韩松“轨道三部曲”︱盛世危言与中西分野

韩松轨道三部曲，韩松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引言

我做了个梦。梦里遭遇了另一个宇宙中的另一个我，反观自身，惊出一身梦中的冷汗。读文学作品而产生立竿见影的副作用，或者说“反噬”，这还是头一次亲历。我说的正是韩松的“轨道三部曲”：《地铁》《轨道》与《高铁》。

不敢说我完全读懂了这个科幻系列。我自认还算资深科幻迷——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王晋康方始活跃于《科幻世界》时，我已是该刊死忠粉，迩来二十有五年矣；但诚如韩松自己在今年为三部曲所作《后记：未来难以改变》中所言，它们其实也是灾难文学。虽则作者谦称“科幻本身并没有调研报告或未来学文献的作用，它作为小说，仍然是作者情绪及观感的表现和宣泄”，但末了还是诚实地说出了最后决定不易其稿的理由：“因为，我看到，今天发生的，正符合十年前想象的。而今后大抵也会如此。未来已然注定，很难加以改变。”

以更接近纯文学的维度衡量，这三部曲的体裁对我尚属新鲜。故下文如有过度解读之嫌还望作者和读者见谅——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本也是书评的“合法进路”。本文文风也可能受小说影响，在此一并预警。

故事梗概与譬喻所指

首先它们是三个互有关联的故事，但皆可归入“反乌托邦”，即对可怕未来的想象。最早的《地铁》中，高速发展的地铁化身为“永远行驶在黑暗之中、过站不停的地铁列车”。起初乘客们愤怒、迷惑、恐惧，但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列车朝着未知的未来继续狂奔，进化开始将他们转变为逐渐退去人性的五花八门非人物种。《地铁》的背景还能见大院文化元素散落字里行间。未来虽诡异，仍不失京味。

《高铁》的灵感可能源于2011年7月的动车重大事故。小说中高铁列车在事故后仍高速行驶，与正常时空割裂并转变为封闭空间的高铁文明。一派和谐社会的田园景象，随着列车提速似乎仍不断发展——高铁演变为承载拥有高技术但民风淳朴的农业文明的移动基地，重新蛮荒化的大地上则残存破败城市的遗民，他们依然能制作奢侈品与高铁文明交换农产品。还记得“城市本来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到来而准备着的”吗？当列车驶入十九世纪的欧洲后，剧情开始向着最终的毁灭急转直下。

《轨道》的背景则转到了亲切的上海：人民广场站、在交通大学做研究……文中称其为S市。这故事基本是关于“失败的末日”：反复倒计时，总也毁灭不掉——死不成成了比死亡本身还要糟心的事。各种“真相”被一个个揭示，每个好像都能自圆其说。据说地上世界早已灭亡，这其实是个地铁世界；而最终是为了向下穿越地心、到达M国。但《读书》的主编助理告诉“我”，M国人远遁太空之前即已探知我国的计划，为躲避新制造了人工宇宙并拉到地球内部来隔离我们……

显而易见，与象征全人类失控科技文明的《雪国列车》（参阅江晓原：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读书》2014年第7期）不同，三部曲是高度本土化的譬喻。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

三部曲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特别是熟悉科幻文学传统的读者：不是都已经“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吗？我们的境界难道还不如儒勒·凡尔纳？

但经历过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洗礼的我们，会更容易钦佩作者的远见。不愧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又对中美关系有持久的兴趣、观察与书写实践。靠远洋货轮与洲际航班维系的全球化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与欧洲之间恢复通航仍遥遥无期，第二波疫情的全球反弹却已展开。而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出色表现，呈现出与欧美间的巨大落差，更让不少久已习惯于事事推崇西方的人士大跌眼镜。总体上中国抗疫战绩优于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光明就有阴影。或以生物为喻：同样的一组基因既使人精力充沛、繁衍众多，又在盛年之后带去各种病痛之苦。能适应所有地理、经济技术条件与地缘格局，各种游戏都玩得转的完美文明或社会，有可能存在吗？

若将当代中国（从“文革”后起算）、奉行“自由民主”的欧美日韩，与古代中国、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做比较，结果将会发人深省。这样的比较与这三部曲总体思绪相结合，还引申出以下的“二次譬喻”：

古代中国或曰传统“中国道路”就好比传统的轨道交通：平日里相对安全舒适，但为照顾大规模统一起见，规则死板，原则上不许乘客乃至车厢过多发展个性、自主决定去向、乱说乱动。只要不出事，便是一派太平盛世光景；但一出事就是特大事故。从靖康之耻到明末天崩地解，生民之苦、屠戮之惨，仿佛要为长久的太平还债。

传统的西方道路（不含三世纪后的罗马帝国等旁逸斜出的变例）就好比传统的公路交通。平日里相比传统中国，显得更混乱而危险——以大学城剑桥为例，从牛顿时代到现在四百年间，按中国标准实在算不上治安良好：殴斗凶杀时有耳闻，街头流浪者也多得不像话。而近代欧陆，其科学技术进步最速、文化最有活力的几个世纪，也正是列国战争最频密之时。

西方道路的代价皆可追溯至更古。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与两次建立帝国的连绵战乱相始终；公元前三至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化科学的高潮则伴随着希腊化诸国以五次叙利亚战争为标志的持续争霸。这条路的优势在于灵活适应新局面。但这样的优势，就像早期人类婴儿那有碍顺利分娩的过大头颅承载的多余智力：要不是冰河时期险恶多变的特殊环境，早被自然选择筛掉了。多数古代民族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实属合情合理。

中西分野的最根本依据

据说，中国传统文明作为高度路径依赖的超大型共同体登峰造极于两宋。但细考之，则大一统传统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真正发端也不过就能追溯至两宋。两宋虽未能事实上统一中国，却形成了一套足以稳定地覆盖汉地的文官制度，迥然有别于“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残唐五代。这是宋元明清四朝“超稳定结构”的直接依据。甚至蒙元最终也只好向这套体制靠拢，逐渐放弃原本更接近罗马帝国对待被征服民族政策的世界帝国结构。

三部曲作者对传统中、西文明从何处分道扬镳有着难得的清醒认识，至少集中体现于两处：

一、“李水宽博士”所著《美的历程》：

轨道交通的一切问题，都是同一问题，即审美问题，审美问题就是文艺问题，文艺问题其实是军事问题。这才是灵魂性的东西……（《轨道》）

这段话在《轨道》中一模一样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我”刚买到《读书》时所见节选（整个三部曲中《读书》都作为关键道具频繁出现，也颇令笔者亲切。笔者之亲近学术始于大学时代某个已毕业的表姐借给笔者的、用半透明纸包书皮的《读书》）。另一次，则是主人公“又打开算命师售我的《读书》……为K朗读……”。

二、吴未来（他代表整个民族的根本愿望和长远利益）将军的少校女秘书：

……这一切凭靠的，却不是高人一等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也不是依仗科技——虽然这看上去是他们最明显的优势——而是在应用有组织的暴力手段方面，他们技高一筹！敌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忘记这一事实，但我们时刻铭记在心。（《高铁》）

这些话听起来仿佛有些偏颇，却颇能反映“西方”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而为普通的亲美、哈日、哈韩一族所不熟悉。正如李零评论《剑桥战争史》时所说的，为何这部号称世界军事史的专著不谈中国、不谈《孙子兵法》，该书中文版序作者列了三条理由，前两条都是礼貌的搪塞；第三条才是真的——归根结底，还是“谁也打不过西方”：“不管是进步还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的希腊、罗马）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而《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更直白：以相对平等的公民兵和正面决战为特色的西方战争模式，既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又因其在对外冲突中常能以少胜多，反过来又塑造了西方社会——上文所引“审美即文艺，文艺即军事”的说辞，大可远溯至两千多年前。

作者写作这个反乌托邦三部曲时所怀有的焦虑，也能从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时代就像列车一样，来到了一个倾翻点的边缘”；“咱们没有殖民红利，没有技术红利，也没有资源红利，就得重新祭起人口红利这个法宝了”；“根据测算，这（2050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如果此时还不能出现突破性的文明转型，那么失败便不可避免”。

什么样的失败呢？

想象中的决战无限延期乃至永不发生，好不好呢？另一种失败也许是长期备战的阴霾下，向着“文革”状态倒退的可能性。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三部曲中随处可见各种“文革意象”。S市曾是“国家创新先行示范区”，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中心；M国虽是提速先行者，但这儿已取代M国，成了竞速的最佳天地……所有这些好年景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上。

而作者所谓“今天发生的，正符合十年前想象的”也正应了疫情以来加剧的去全球化倾向，《地铁》中K的前男友总是悲愤地说：“难道，地下的生活，才是大家真正的目标吗？灾难面前，不要相信全球化哟。”

展望：改编前景与阅读建议

仅就文学性而言，以这三部曲的幻想空间——或者说脑洞——之大，思想性之深邃，不改编成世界观宏大的国产游戏就委实可惜了。其风格略近于《暗黑破坏神》（Diablo）系列，阴郁幽暗犹有过之。拍成影视剧也大可期待——只是原著中有些地方尺度过大，估计需大幅改编。但与好莱坞“漫威宇宙”“异形宇宙”相比，扩展潜力毫不逊色。

笔者是个轨交爱好者兼爱猫者。某年试图收服校园野猫受伤去莘庄打疫苗，目睹晚高峰的七莘路大塞车之盛况，忽发感慨：堵车之祸首，非关道路容量，而系红绿灯信号借个体司机之手往后传递太慢——即便不考虑玩着手机等红灯的无良司机；若由交警发信号让两灯间的全路段所有同向汽车同步启动，可大为纾解——却遭义正词严的谴责，谓我“有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探索中的新型中国道路正好比是以高铁、高速公路为骨干，以传统公路、轨交为支脉的混合交通。它能否为中国乃至世界开辟一个新前景，顺便也弥合自身的矛盾呢？从2020年疫情的全球各国表现来看，至少目前还略偏乐观。

最后寄语读者：若感觉开头几页的文学性描写有点看不下去，可不必拘泥细节，有个大体画面感便可，以免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