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做口述史 ——唐纳德·里奇访谈

编者按：唐纳德·里奇是美国口述历史学界的代表人物，曾先后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和美国参议院历史室特邀历史学家，著有《大家来做口述史》《牛津口述史手册》等作品。为了了解唐纳德·里奇的学术生平，“福州船政文化口述历史计划”项目组通过邮件采访了这位国际口述史领域的权威。

受访者：唐纳德·里奇（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美国国务院特邀历史学家）

采访者：邓啸林（通过邮件采访）

翻译者：马湉（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专业第一）

唐纳德·里奇在做学术报告。

中国的读者只知道您的学术经历，但是对您的成长经历不是很了解。请问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从事口述历史事业？

我能与口述历史结缘，实属巧合，这要从我的博士论文说起。我的论文围绕詹姆斯·M·兰第斯（James M. Landis）展开，他是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一名政府官员。我做论文的时候，他已去世十年了，但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有二百箱关于他的手稿。在这些文件中，我找到一份他晚年的口述历史访谈录，但并不完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完整版本。这对我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在访谈录中，兰第斯先生用自己的话讲述着他的生平，但他还是省略了许多重要内容。于是，我转而采访他的家人、同事和其他重要相关人士。通过一系列访谈，我改进了我的研究，并最终写成了一部关于兰第斯先生的书。我也因此幸运地在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获得职位，负责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在近四十年里，我开展了各类访谈，它们首要以美国参议院为主题，其余的则涉及我所写的其他书。1976年，我加入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得到了更多正式训练，不久之后，我便成为了该协会的活跃成员。1986年，我成为协会主席；十年之后，我的妻子安妮也担任主席。另外，我们两个也是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活跃成员。

您的两部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和《牛津口述史手册》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好评和广泛关注，在您看来在创作这两部著作的两个历史时期，您对口述历史的理解有着怎样深化的过程？是否存在一个从事口述历史的范式？

在我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后，特威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的一位代表找到我，策划出版一套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从1990年到2000年，我们共出版图书26卷。特威恩出版社表示，该系列应包含一部手册，专门介绍如何做口述历史；基于我的个人经历及我在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参加的各种会议，我决定亲自撰写这部手册。该手册于1995年出版，并在各种口述历史课程与工作坊中派上用场。后来，特威恩出版社并入一家大公司，我们的口述历史丛书计划也随之终止。然而，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我商定，于2003年出版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二版，第三版也于2015年面世。该书之所以多次再版，是因为口述历史是一个充满变化的领域，新出现的技术与研究方法使其不断更新。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也请我主编《牛津口述史手册》。我在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和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结识了许多人，故邀请他们为此书撰稿。其中一些人选择书写他们专长的题目，另一些则尝试探索新话题；我对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很满意。编撰《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和《牛津口述史手册》二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我进一步了解到读者们的反馈与建议。从我上个世纪70年代接触口述历史以来，口述历史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这两部书中有所体现，包括解读访谈的诸多新方法以及使用访谈的广泛途径。

唐纳德·里奇先生代表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在中国，口述历史虽然很热，被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专业应用，但在历史学领域却没有得到相匹配度的认可，主要是由于历史学家对口述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因此我们想请您介绍下美国口述历史在整个美国史学界的位置及发展情况，以为我们国内口述史学界和史学界参考。

从你的描述来看，口述历史在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各地的情况颇为相似。口述历史是一个交叉学科，因为许多领域的研究都会用到某种形式的访谈。虽然各类访谈常有差别，但各领域的参与者大可相互借鉴。然而，历史学者们常对访谈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历史学者研究的时段距今久远，他们不可能去采访那些时代的人；另一原因，则是历史学者们往往被训练去关注书面材料。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怀疑情绪已减弱，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在这些地方，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用到访谈，包括使用那些多年前做的、现以被存档的访谈。我想指出一点，历史学者们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对所有的材料皆持怀疑态度；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材料，他们都被鼓励去核实所有信息。当我们提高标准，我们的成果才会受到尊重。

杨祥银教授最近出版了《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一书，在书中他提到，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经历了“档案传统”、“新社会史转向”、“记忆转向”、“叙述转向”、“共享（的）权威：口述历史关系反思”、“数字转向”、“情感转向”等不同历程，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对于其中的“数字转向”，目前中国国内出现了以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为代表的史学传播，这不能不影响到口述历史，您是怎样看待这一新现象的？

我同意杨祥银教授对美国口述历史各阶段的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口述历史的范围还很窄。当时，我最初结识的那些口述历史学家们经营着大型档案馆，并倾向于采访政、商、军界的杰出人物。与这种“着眼于上层”的研究路径相反，之后的口述历史范围更宽，囊括了诸多社会和文化问题；同样，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方法也更加细致，包括“记忆研究”和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共享权威”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口述历史开始经历技术革命的冲击，我们记录与保存访谈的方式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呈现访谈的方式也有所变化。现在，我们上网就可了解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项目信息，我为美国参议院开展的诸多访谈也被放在网上供人们阅读；作为一个口述历史学家，我为此感到欣慰。另外，我上网就能看到这么多访谈集，省去了奔赴各地的麻烦，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很感激能拥有这样的资源。

在目前中国的口述史学界，有着两种风格，一种是以传播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口述、文献、实物互证，您认为哪些研究范式更应该被提倡，中国的口述历史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我想，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用途往往多样无定式。不限于单个学科或领域，这也许是口述历史的巨大优势。因为口述历史有众多应用途径，口述历史学者们也不断尝试新方法，并重新解读旧材料。我们要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耐心倾听新的发展动态，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注意到您曾任美国参议院历史室特邀历史学家，而在中国的中央官方智库中，往往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占据要津。所以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的史学家是怎样参与政府决策的，以及其相应的体制保障，这样也可以为中国的史学家们提供借鉴。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口述历史与公共史学关系密切。公共史学研究者可能会像我一样供职于某家公共机构，或通过博物馆展览、表演、网页或其他经营项目来影响广大人群。在这些项目中，口述历史颇有效用，因为它能收集许多易于使用的信息。口述历史呈现人们多彩而又充实的经历，这些经历由当事人亲自讲述，故能吸引广泛听众。在美国参议院，我做了许多事，包括研究、写作、设计展览及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做口述历史只是我的任务之一，但它是我最喜欢的任务，我从中获得的信息也有助于我开展其他工作。我认为，所有的决策者都能受益于专业历史学者提供的信息，因为学者们熟悉之前发生的事，清楚什么政策有用，什么无用，以及之前的政策为何能被采用。有时，弄清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与之前的决策者或政策执行者交流。当前的决策者可能遇到复杂的局势，当我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时，我感到很欣慰。

口述历史宪章式的又一作品《牛津口述史手册》。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对口述史学和公共史学关系的看法，还有对中国的史学青年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我认为，研究公共史学很有意义，我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学者能投身这项事业。我们研究收集到的信息十分重要，如果只在学术界流通，未免可惜。我们应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每一个人。公共史学学者需面向广大听众，正是这一需求让学者们更富创造力、想象力和试验精神。然而，我们也需要设定高标准，不断优化我们的实践，确保我们的成果准确、真实、优质；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和公共史学是相通的。我很赞赏正在中国进行的各种口述历史项目，也盼望听到中国口述历史的新发展，并把它们写入《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