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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望 | 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新浪潮”时代

2021-01-23 20: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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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使命与实践

作者：朱靖江

编辑：张劳动

民族志电影在我国影视的宏观历史架构中并非主流，但也不容忽视。它如一条山溪，一个多世纪以来奔流于中国的“影像边疆”，又因源头活水的激荡不绝，始终延续着旺盛的生命力。

特别是这10余年间，由于影视人类学的学术驱动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群参与到民族志电影的创作中，使民族志电影在公众可见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大有提高。同时，民族志电影的实践方法与学术理念也对周边类型的纪实影像创作产生了较强的辐射力。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渐入佳境，2011年至今的1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民族志电影走向繁荣的“新浪潮”时代。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种种途径，如影院、电视节目、影展交流、短视频平台等，体认着民族志电影“记录时代，守望文明”的核心价值。

本文转自：视觉人类学观察

公众号：mucvac

强调学者创作重视影音文献书写

“学者电影”是近年来由一些中国影视人类学者提出的一种学术影片创作主张，即通过强调“学者”是民族志影片的建构主体，明确民族志撰写者的学术诉求。在此观念的引领下，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先后完成（或仍在创作）《地东十年》《我们的南方人》等多部民族志电影，分别对西藏珞瑜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等进行整体式描述。

由于人类学者会对一个地区持续多年进行研究和观照，在时间维度上有深厚的积淀，故而更适合用影视手段来表现其研究成果。时间的厚重感，成为影视手段和人类学研究结合的良好契机。

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另一主要发展成就是对“影音文献”的理论界定与创作实践。自2010年以来，由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各部门与事业单位牵头组织的影音文献纪录片创作和典藏序列，成为民族志电影发展壮大的重要阵地。

其中，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影像志以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纪录工程等大型影音文献项目，发挥了纲领性示范作用。影视人类学框架下的影音文献注重学术理念的贯彻实现，如“注重影像场域”“让文化持有者发声”“以影音研究为导向”等。影音文献创作代表着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一个重要取向，即以人类学影像书写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堂报告厅，古渔雁民间故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及拍摄团队与观众分享拍摄故事。（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提供）

拓展文化视野观照现实社会

由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加入，当代民族志电影的题材不断拓展，关注的文化视野也渐趋宽广。首先是城市文化主题的创作提升了民族志纪录片的时代记录价值，同时也与新世纪以来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互相辉映。如康世伟导演拍摄的《广场上的舞蹈》（2018年），通过记录一群四川老年人对广场舞的热衷，展示他们晚年的生活图景，并反思其青年时代的历史伤痛。李璞导演拍摄的《五道口》（2017年），则将焦点集中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道口，记录这个铁路道口通行的最后时光，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

在这些影片中，城市同样具有原乡一般的文化语境，它凝聚着几代人的生命记忆，甚至具备历史的积淀与文明的肌理。

李璞导演拍摄的《五道口》剧照

其次，以更为开放的视野和共情的立场，记录传统社会的变迁过程，成为民族志电影创作者的自觉选择。如高屯子导演拍摄的《寻羌》（2009年-2019年），记录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夕格羌寨的村民集体搬迁至邛崃生活的故事，故土难离的痛苦与重启生活的艰辛，都被这部跨越10年的影片细腻地表现出来。在拍摄此类民族志影片时，作者与拍摄对象长期交流、沟通，拒绝“景观化”“风情化”的影像表达。

此外，当代民族志电影创作还与前沿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引入了新的观察或分析视角。如广西作家周耒拍摄的纪录片《放雁》（2019年），讲述了一名年轻的壮族天琴演奏者不顾外人斥责，依然坚持自己的表演风格，过着这种艰辛而又执着的演艺生活。

周耒导演拍摄的《放雁》剧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志电影也成为民族民间社区自我表达与文化传承的有效媒介。在影视人类学者、生态环保组织的共同推动下，以西部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的“社区影像”创作延续不断。

近10年间，陆续有数百部由西部乡村农牧民拍摄和剪辑的影片问世，如青海果洛州牧民兰则创作的《牛粪》（2010年）、云南迪庆州农民斯南尼玛拍摄的《虫草》（2012年）、四川阿坝州牧民罗周拍摄的《藓病调查》（2014年）、广西南丹县村民王财金拍摄的《不织茧的金丝蚕》（2014年）、青海海南州慈诚桑旦拍摄的《金刚舞》（2018年）、四川宝兴县杨涛与郭思宇合拍的《卡尔贡噶》（2019年）等，这些创作者都用影像记录自己家乡的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变化。

记录时代，守望文明

我们之所以将2011年至今的十年，视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走向繁荣的“新浪潮”时代，原因不只是影视人类学在此期间前进的境况可观，促进了学术影像的蓬勃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从中央政府到民间社区，从学界到影视工作者个体，从大都会到边疆村寨，都逐渐达成了共识：影像是新时代的文本，而中国之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亟须以影像方式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实记录，无论是作为国家影音文献、社区档案、银幕大片、家庭相簿抑或是网络视频，这些流动的影像能够承载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历史记忆。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学者与纪录电影作者、社区工作者选择了民族志影像的工作方法，如长时期在地观察与跟踪拍摄、建立合作式的创作关系、对文化主题进行细致描摹，以此进行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表述、倡导多声道的文化共鸣等，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种种途径——影院、电视节目、影展交流、视频网站，甚至抖音、快手——发现了民族志纪录片“记录时代，守望文明”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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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者绝非几位或几十位精英式的电影导演，而是被文明使命感召、用各自手中的摄影机记录生活的无数普通人。

正如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鲍江所言，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魅力在于，“学者专家、文博干部、乡村作者、牧场作者、城市作者，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以民族志电影的方式，共同构建起一个分享各自生活与音像创造力的社会场域。这种‘你我关系’的学科实践定位，彻底超越了西方人类学的‘他者与自我’定位，是一部未来可供国际学人借鉴的、完全开放的中国学术‘秘笈’”。

本文发表于《中国民族报》11月20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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