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不完的垃圾｜乡村垃圾分类，可能比城市更好做

近期，播客“声东击西”邀请“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聊了聊，如何在中国农村推广垃圾分类。陈立雯曾在澎湃新闻发布过“垃圾回收四十年”系列，她先后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她开始在乡村推广垃圾分类工作。本文经授权整理了此次播客的内容。

声东击西（徐涛）：最初是如何对垃圾产生兴趣的？

陈立雯：我在河北的乡村长大，那时的环境、自然条件非常好，春夏秋冬都能直接接触土地和荒野，不知不觉在心里留下了烙印。

2009年初开始做环保，我所在的公益机构北京地球村组织了一个活动，去参观北京南部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垃圾场的那种酸臭、恶心的味道，一下子冲击了我的味觉，几十米高的垃圾山冲击了我的眼球。

在华北平原地区，为了填埋垃圾，首先要挖土，做防渗处理。之后不断往上填，一般会填一两层，一层有将近10米高。同一个填埋场，我们一年会去几次。第一次去时还不高，或者还是空着的，过了三个月再去，高度“蹭”地就上去了。

我有个朋友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当时在研究废品。我跟他去了废品回收市场，之后又去了北京五六环之间的废品交易市场。很多人能把这些买来的、捡来的可回收物品分得清清楚楚——塑料甚至被分为几十类。可回收物被他们分类后拿去卖，或者运到下游工厂里作为生产所需的再生原料。如果没有这些产业链条，可回收物就无法成为再生资源。

我发现，废品回收不只是一个经济活动。垃圾不只是物体，而是和人有关的——不管是环卫工人，还是废品回收的人。我在乡村长大，生活比较节俭。如果我们可以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垃圾问题可以从人的角度解决。

对于我来说，做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09年到2015年，我在全国各地做了一些调研，接触了很多住在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周边的人。

可能极少数人会想，垃圾去哪了？垃圾山周边有没有人家？随着城市发展，填埋场可能会建在本身就有人住的地方。比如，北京的阿苏卫填埋场在北六环，我们调研时，村里人说，20多年了，夏天再热也不敢开窗户——因为臭。

2010年4月，我去调研的受垃圾焚烧影响的家庭在江苏南通海安县。有一家的孩子脑瘫，因为妈妈怀孕时住在离垃圾焚烧场200米的地方。老百姓不知道焚烧厂的废气可能会给孕妇带来威胁。这个孩子2008年5月12号出生，后来发现他重度脑瘫。再后来，他的父亲发现，孩子的一些生长特征就是垃圾焚烧排放的有害物质的中毒表现。比如无色无味的一级致癌物——二噁英。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天晚上，小孩的父亲让我们去看看，他的孩子由于重度脑瘫，诱发癫痫，把舌头都咬破了。我们去过他家四次，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笑容。

2014年，我们去了武汉国鼎山的垃圾焚烧厂。一些小孩因空气污染而产生了呼吸道疾病，动了好几次手术。有些住在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人搬不走，不得不住在那里。他们的心理压力以及健康受到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如何发声，上面提到的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很有勇气的。

声东击西：你们去调研，会解决实际的问题吗？

陈立雯：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调研，通过申请信息公开、和企业及当地政府对话，尝试推动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相对安全的排放。但这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垃圾的根本问题是，垃圾产生后该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落脚点，最大程度地缓解垃圾问题，减少对填埋或焚烧的依赖。那时大家想到的办法就是——垃圾分类。

2015年我去国外读书，因为调研给我带来很大压力，有种能量被耗尽的无助感。读书是一个知识储备的过程。我记得研究了一个案例，讲印第安人在资源使用中被边缘化的过程。这其实跟城市化过程中，拾荒人群失去话语权是一样的道理，其实根源问题是资源和土地的使用方式。

2017年回国后我就想，到底要做什么？

当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有机农业，一个是垃圾。正好有一个前同事跟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个项目，在一个村里面做扶贫，遭遇了严重的垃圾问题，问我能不能看看怎么做垃圾分类。因为要做旅游开发，就不能有垃圾。

工业化以前，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垃圾的。土地里种出来的东西被吃掉，秸秆之类可以喂牲畜，牲畜粪便可以堆肥成为种植的养料，这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被打破了，有外来购买就有包装，就会产生垃圾问题。到2000年以后，塑料在农村越来越多。当时在农村有两种办法，一是全部烧掉；二是像我老家，把垃圾堆到坑洼的地方，包括池塘里面。

我记得汶川地震后，我们去了四川松潘。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那个村有垃圾收集，我们就跟着老人家的三轮垃圾车，想看看垃圾最后去哪儿了。我完全没想到，垃圾斗一翻，所有垃圾直接进了江，继续污染水系。

2017年时，河北省南峪村垃圾的最终去向是20公里外的一个山上。陈立雯 图

其实，农村非常适合做垃圾分类，尤其是干湿分类后，可以就地资源化。农村垃圾有两大类，一类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产物；另一类是工业生产的化工产品。分离出第一类垃圾，通过堆肥或其他方式回田比较容易。

另外，垃圾分类最终要做的是人的工作，要打通每个家庭。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但乡村是熟人社会。所以我当时的预判是，如果在农村做垃圾分类，没准会比城市更好做。

我记得刚到第一个村工作，很多人说，农村要做什么垃圾分类？潜台词是，城市还没做，去农村做什么？

声东击西：你在第一个村是怎么启动垃圾分类的？

陈立雯：第一个村是河北省南峪村，我们有点大胆。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垃圾桶、买垃圾分类收集车、找堆肥的地方，所有东西都落实了，才去向老百姓推广。我们众筹了一笔钱做这些事。

2017年7月初到了村里，8月8号开始驻村工作， 9月4号正式启动垃圾分类。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备受鼓舞。

老百姓不知道垃圾分类是怎么回事，但不排斥外人来做，觉得外人来帮我们解决垃圾问题了。有一个大爷每次见到我们都说，我可以给你去找个工作。我就说，你等着，回头我们给你发两个桶。

后来，我们在村里做垃圾分类启动仪式，老百姓都来帮我们贴说明贴纸。9月5号，我们第一次进行垃圾分类的收运，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当时每家拿出来的垃圾都是混合的，我们就用夹子夹出来，教他们。很多人三次就学会了，基本没有障碍。在那个村里只碰到两户人家不愿意分。因为觉得麻烦，只想随便丢出去。其实，要求所有人都达标是不现实的。

河北省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动员会，横幅是旧的，上面贴了打印的新字。陈立雯 图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有一个妇女出来倒垃圾，但垃圾是混合的。我们当时就跟她讲了，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不会讲话，也听不到。巧的是，她女儿虽然不在村里，但在垃圾分类的微信群里。女儿说，她爸爸认识字。我们就用写和画的方式教她爸爸，第二天就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挨家挨户做了两周工作后发现，只要做好所有的硬件准备，老百姓就可以分得很好。

声东击西：开始时，大家可能比较有热情，这件事能坚持下去吗？

陈立雯：第一个村我们没经验，过了几个月回去发现，有一些家庭不分类了，村委也没有管理。所以到第二个村时，我们意识到，挨家挨户解说的工作不能我们做，应该交给村委，或者交给村里能管这件事的人。后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当地政府有意愿做垃圾分类的。

2018年，我们做完第二个村时意识到，村一级没法完成垃圾分类的治理。因为村的主导体系是村委，无法形成制约，但乡镇一级有政府约束。后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跟我联系，我提了一个条件，能不能找一个乡镇。最后就找到了东阳乡。

东阳乡党委书记王书记对垃圾分类有认同。他问我：垃圾分类会不会很花钱？我说：一个村不会超过10万。他说：那可以接受。

2018年11月，我还在老家，王书记让乡委政府的一个主管带着企业和两个村委来找我。他们看了我老家的情况后说，你们房前屋后全是垃圾，都敢做垃圾分类，我们东阳乡已经做垃圾收运四五年了，当然更有胆量做了。

2018年12月初，我去了东阳乡。去了后才发现，王书记已经带人考察过浙江的好几个地方，而且他自己是学环保出身的。他非常明白，垃圾只是收起来清走，其实没有解决问题。

有了乡政府和广丰区的支持，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垃圾分类桶很快就布置好了，分类收集车也布置好了，堆肥厂不到两周就建好了。我们当时把街上的大桶撤掉，换成每家每户用来分类的两个小桶。

有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乡里人说：大桶不能撤，万一大家乱丢垃圾怎么办？王书记说：既然陈老师有经验，我们就要相信她。

撤桶第二天，街上就有一群人讨论。有一个原来当过村委的人很生气地说：赶紧把大桶弄回来，我们怎么丢垃圾？我说：不是给你发了两个小桶吗？他说：这个怎么放得下？

他其实不知道那两个小垃圾桶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在撤桶前，没有跟所有人说清楚。

听到喇叭声响，村民出来分类投放垃圾。陈立雯 图

我们后来又在村里观察，有人说，小孩用的尿不湿里可能有粪，气味会吸引狗来刨垃圾桶，垃圾桶小，很容易被狗刨倒。

我当时觉得这些抱怨是好事，因为他们愿意参与进来。如果我们耐心介绍，他们会慢慢接受。现在，他们觉得，垃圾分类后更干净了。

其实，农村地区的大桶间隔距离远。丢垃圾要走很远，嫌麻烦的就会随便扔。但是如果自家门口就有一组桶，就变容易了。东阳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把可腐烂垃圾丢到绿桶后，很多人觉得可以拿来作肥料，就自己拿回地里种菜。以前，垃圾收到填埋场要称重结算。垃圾分类开展后一个月，垃圾量比上一年同月减少了一半。

一些村委在前期只是参与垃圾分类，到了后期理解了垃圾分类，就用自己的办法跟老百姓做工作。在熟人社会里，如果有村委挨家挨户做动员，老百姓很快就能跟上了。

声东击西：最后大桶去哪了？

陈立雯：大桶放在垃圾车上收垃圾。东阳乡在垃圾分类施行近两年后，收支达到了平衡。而且，现在花的钱也少了，包括运到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费、运输等费用。最重要的是，村委会、老百姓被动员起来了，垃圾分类改善了干群关系。

刚开始，也有村委跟王书记说：不做可以吗？王书记就说：全乡都做，你也得做。做完以后，那个村干部觉得，没有想象中难。

还有一个村委说：我又不懂垃圾分类，怎么跟老百姓说呀？

等做完了，他体会到了成就感。因为，老百姓不排斥这件事，而且很认同。所以，我们需要慢慢训练村委，让他们也能讲解垃圾的治理问题。

南峪村的分类收集车是邻村修车铺大叔改造成的低底盘三轮车。陈立雯 图

我们现在有三个战略方向，一是持续做垃圾分类实践，不断获得实践经验和教训；二是做教育中心，我们在东阳乡建立了乡村垃圾分类的教育基地，已经有很多人来取经了；三是基于已经做了垃圾分类的地区，继续做垃圾减量。

声东击西： 你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立雯：最大的挑战是持续管理的问题。以东阳乡为例，如果王书记调走了，垃圾分类能不能形成常态化的运行管理机制？我们想通过两个渠道来尝试解决，一是帮乡里制定考核机制；二是让规模再往上走一个台阶，比如覆盖广丰区和上饶市。区域性规模越大，可持续的风险越低。

其实，经济也很重要。农村地区处理一吨垃圾要300元左右，这不算污染控制和建垃圾焚烧厂的钱。这些钱都来自公共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但我们总觉得花的是别人的钱。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可以随便丢垃圾。

垃圾分类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消费者选择产品时是下意识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在公共治理中如何约束消费的选择。比如，如何把一次性用品换成可重复使用的材料？ 

声东击西：能推荐一两本书吗？

陈立雯：在我初入环保行业时，我看了《寂静的春天》，它是触发美国环境运动的重要节点。也推荐大家看一部纪录片《塑料海洋》。塑料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但也造成了很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是健康问题。现在很多慢性病都和塑料的使用有关。

纪录片《塑料海洋》宣传海报

我自己做环保，也要身体力行。我从来没有点过外卖，快递是无法避免的，也会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我相信个人的力量，也认为社会治理的约束非常重要。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