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撒马尔罕大使厅西壁壁画究竟画了什么？

1965-1971年间，在V.A.锡斯金（V.A.Shishkin）和L.I.阿尔鲍姆（L.I.Al’baum）的主持下，考古队于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23号发掘地点发现康国宫廷遗址。1965-1968年间，已发现居址30多间，其中壁画保存较好的1号建筑，为11米×11米的正方形房间，墙上残存多重主题的华丽壁画。该建筑即著名的大使厅（Hall of Ambassadors）。

大使厅房间入口在东侧。沿着四壁设有高0.5米的粘土台阶。这些台阶中，位于正面（即西壁）中央的台阶较宽，推测是放置王座的地方。墙壁的上部残缺，西侧和北侧最高处2.7米，南侧最高处2.5米，东侧最高处1-2米（以台阶起点为基准计算的高度）。

大使厅四个壁面皆绘有壁画，出土时因墙体上部受到破坏，导致诸壁壁画上部亦随之缺失。其中西墙壁画上部只见巨大的宝座，宝座上所绘是神祇还是世俗的康国国王或突厥可汗，已不得而知。壁画下部若干细节亦已漫漶不可辨。此二者以及西墙壁画的主题便成为此后研究者讨论的主要内容。

最早讨论大使厅西壁壁画的学者是阿尔鲍姆。在她1971年撰写的一篇短文中，南壁被认为是西壁的一部分，后者所绘为赤鄂衍那（Chaghanian，《册府元龟》作“支汗那”）使节给撒马尔罕统治者带来一位公主和珍贵的礼物，她判断西壁壁画人物M4为康国国王拂呼缦（Varxuman），并推定大使厅壁画描绘了拂呼缦被宣布为索格底亚那的摄政王（ikhshid）的场景。在大使厅发掘结束之后，1975年，阿尔鲍姆正式刊布了发掘报告〔图一，编号详见图二〕。在正式报告中，她沿用了上述观点，认为大使厅南墙壁画展示了撒马尔罕新娘及其婚礼仪仗出行的场面。骑者（L13）是西壁粟特铭文中提到的赤鄂衍那使节，前导大象的上方，原本绘有赤鄂衍那公主。鞍马和四只鸵鸟应该是献给拂呼缦的礼物。阿尔鲍姆的上述观点主导了大使厅壁画的早期研究。不过，她据以判定西壁人物M4为拂呼缦的是该人物颈部的粟特铭文，但该铭文在后来被确认为误释。同时，通过相互参照几组较稳定的服饰组合，阿尔鲍姆指出，在西墙和南墙上某些人物被描绘过两次，但事实上很多细节与阿尔鲍姆的观点相矛盾。例如她所说的两度描绘的人物，面部并不一致。

图一 L. I. 阿尔鲍姆对大使厅西壁壁画的复原(1975年)

1978年，阿弗拉西阿卜考古探险队的领队G.V.希什吉娜（G.V.Shishkina）决定组建一个团队，用黑白两种颜色对壁画进行复原。她原拟描摹所有壁画内容，但实验室漫长的修复过程阻碍了研究团队的工作。大使厅壁画全图虽于当年绘成，却并未发表，只是存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阿尔鲍姆关于大使厅南壁的复原方案仍被广泛接受，成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基础。

1981年，A.M.别列尼茨基（A.M.Belenitsky）和B.I.马尔萨克（B.I.Marshak）采纳了阿尔鲍姆对西壁人物M4的上述判断以及西壁与南壁内容的关联性，认为大使厅的铭文表明其内容是向统治者拂呼缦赠送礼物的场景，而这可能是从端墙开始的婚礼队伍。对于西壁人物M4为何没戴王冠，这两位学者认为：“没有戴王冠不该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即使是萨珊国王也不总是被描绘有戴王冠。在瓦拉赫萨（Varakhsha）祭祀场景的布哈拉统治者也没有王冠”。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马尔萨克一直坚持南墙与西墙存在上述关联。

1982年，Л·И·列穆佩认为大使厅西墙壁画是王者议事的场景，粟特的统治者正在接待来自赤鄂衍那、柘枝、费尔干纳、高丽以及中国等国的使节。他说：

画面中央是统治者的绘像，是画中最大者，占了整个大厅5-6米的高度。从他的左右两方各国的使节手捧贡礼向他走来。左边一组领首的是一名书记官，而后是由七人组成的“进谒撒马尔罕的赤鄂衍那使节团”。这一点可从其中一人衣服空白处写的粟特文题辞得到证明。他们身穿奇异图案的长衫，头系带子，作两列向粟特王的宝座走来。右边的画面可看出二次重画的痕迹，重新画了一组献礼者的行列从另一端向中央走来，好像也是七个人。画上也有说明这些人物的粟特文题辞。根据外表判断，是柘枝和费尔干纳的使者，也许是维吾尔人（突厥人）和新疆的居民。他们都抬起脚跟用脚尖走路。最靠近宝座的一人面向里北朝观众，脚踩无法看清的台阶向上趋身，手捧贡礼高举过头，向上坐的王献去。……但是，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阿弗拉西阿卜宫殿的壁画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的完整而精美的展现。它的诸项原则独特别致，与众不同，运用得又圆熟自如，具有无可争辩的光彩，这只能出自大师们老练有素的手笔。

同时他强调，虽然壁画破坏严重，仅有保存尚好的部分可供仔细考察，但是要以整体的视角来把握全画，例如画面的布局、人物的运动方向等。而在做这样的观察时，要特别注意东方画师们对于空间的表现手法。

1989年，意大利学者希尔维·安东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对撒马尔罕大使厅西壁壁画的内容进行考证，认为描绘的是初夏波斯历新年诺鲁孜节（Nawrūz）里，各国使臣在突厥武士陪同下庆贺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册封的场面。她指出，南壁壁画中的出行队伍L13→L4A是向东行进，而非朝西墙而行。南墙、西墙壁画的内容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此后，关于大使厅四壁壁画与历法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多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大使厅北壁与南壁内容在历法上的时间共性，并据此判定大使厅壁画的绘制年代。

在仔细思考了马尔萨克1990年的演讲摘要之后，1993年，德国学者M.莫德（M.Mode）出版了《粟特人与世界的统治者——7世纪古代撒马尔罕历史画面上的突厥人、萨珊人和中国人》。他认为，大使厅壁画主要表现的是7世纪中叶康国国王拂呼缦即位的场景，画面上方可能还突出表现了西突厥可汗，以体现粟特国王即位的正统性以及对其继承王位的认可。在这组壁画中，通过绘制突厥可汗与粟特王公、唐朝皇帝的关系图以及突厥部族起源传说图像，表现突厥可汗的权威。其中大使厅西壁〔图二〕描绘了萨珊波斯的耶兹迪格德三世（即伊嗣俟，Yezdigird III，M4）、曾经的撒马尔罕王西希庇尔（M4A）、当时的撒马尔罕王拂呼缦（左侧第2段描绘的9根棍子象征昭武九姓的联合，王的形象可能描绘在它的旁边）和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右侧第1段描绘的11根棍子象征西突厥咄陆部五姓、弩失部五姓和可汗的联合，可汗的形象可能描绘在它的旁边）。中间上部应该是粟特神祇的图像。

图二 M. 莫德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1993年)

根据多次到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观摩原作所得，M.莫德绘制了正壁（西壁）和右壁（北壁）的全图，并对阿尔鲍姆的描述做了若干修订。在大使厅四壁之中，莫德对西壁所作修订较多。例如，M27（铭文记载的人物）实际上是向后描述的。此外，M4和M5中间还有一个人像描绘的痕迹，莫德给它编号为M4A。他提出，重新绘制的西墙上那些保存不佳的人物形象，与1978年确定的示意图并不吻合，而且也不能在这里使用。例如，1a号人物实际上面对着1号人物并与其交谈。7号人物显然是笔直地站立着；1a号人物、7号人物和6a号人物的动作都源于作者的主观重构。西墙所见的大使招待宴会不是发生于撒马尔罕，而是西突厥可汗夏季或冬季的行宫。对此，S.A.亚岑科指出，墙上的题铭却恰恰相反：大使们来朝觐撒马尔罕国王——拂呼缦。反过来说，那种认为对应的题铭可能“比壁画本身晚几十年”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M.莫德采纳了O.I.斯米尔诺娃（O.I.Smirnova）在1970年发表的意见，认为撒马尔罕所出钱币上的刻铭“šyšpyr”是《新唐书·西域传》“史国”条的史国王沙瑟毕（即西希庇尔王），并进而认为南壁描绘的是撒马尔罕王拂呼缦在史国为其前任沙瑟毕举行追悼会的场景，西壁M4A定为西希庇尔王。对撒马尔罕（康国）和片治肯特历史的误解是造成该误判的主要原因。对此，日本学者影山悦子（Etsuko Kageyama）一再指出：M.莫德将西壁壁画人物M4A比定为西希庇尔王（即沙瑟毕）有误。冈本孝（Takashi Okamoto）在1984年已经提出，斯米尔诺娃在1981年便已意识到钱币上的šyšpyr更可能是指康国王世失毕，而非沙瑟毕。因此，M.莫德对左壁（即南壁）的解释没有根据，他对正壁（即西壁）的解释，也须重新考量。根据M.莫德的假说，4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萨珊波斯的统治者伊嗣俟。

1994年，马尔萨克、M.萨多斯卡-达金（Malgoržata Sadowska-Daguin） 以及F.葛乐耐（F.Grenet）等三位学者合作撰文对西壁壁画提出复原方案，对M.莫德的复原和阐释也做了部分回应。文中指出，大使厅南壁描绘着撒马尔罕国主拂呼缦在波斯新年出行到双亲陵寝祭祀的场景。他们同样认为出行队伍在南壁并没有结束，应该是接续着正壁（即西壁）的左侧。正壁的左侧，可能是象征世界秩序的宇宙的图像，表现将拂呼缦的先祖们送往天国过幸福生活的场景，拂呼缦本人也在其中。此后该思路成为马尔萨克认识大使厅南壁壁画内容的基调。但文章并没有提供他们对西壁的复原图。

1999年，马尔萨克在P.朱万（P.Chuvin）所编《中亚艺术》（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撰写了《4-9世纪的粟特美术》一文。P.朱万在书中用极小的图像刊出了马尔萨克关于大使厅西壁壁画的复原图〔图三〕。这是学界关于大使厅西壁壁画整体的第一个复原方案。

图三 马尔萨克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图(1999年)

一个法国研究小组多年与葛乐耐、A.巴贝特（Alix Barbet）和F.欧里（François.Ory）共同致力于大使厅四壁的记录和复原。其中A.巴贝特负责壁画的拍摄，F.欧里则负责描摹绘图。2002年，F.欧里描绘了修复后的壁画，葛乐耐据此重新复原了整个大使厅壁画，复原图由葛乐耐和F.欧里共同完成后〔图四〕，葛乐耐又对若干细节略作了调整。同年，M.莫德在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东方考古系的网页上刊布了复原方案〔图五，图六〕。在细节的处理上，M.莫德延续了1993年的观察，进而提出两个复原方案。若暂不论准确与否，显然，在后来西壁的诸复原方案中，要以M.莫德的最为详尽。在这两个复原方案中，他本人更倾向于方案Ⅱ。

图四 F. 欧里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2年)

图五 M. 莫德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I(2002年)

图六 M. 莫德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II(更合适的)(2002年)

至于狮子宝座上的人物，M.莫德认为应该是突厥可汗，因为按照四个大国、四面墙的图像程序，突厥墙表述的是草原霸主突厥汗国，所以主尊应该是突厥可汗，他和白匈奴可汗并坐在狮子宝座上饮酒，而脚下是突厥武士迎送丝路各国使臣的朝贺。M.莫德提出东西突厥可汗并坐在神圣的狮子宝座上，正对大门（东门），此即“二突厥可汗并坐宝座说”。这是区别于1993年观点最大的不同，但他并不否认西墙最上部曾经存在马尔萨克推测的某位神祇的形象〔图七〕。

图七 M. 莫德构拟的大使厅西壁壁画康国国王拂呼缦即位的场景

2003年，S.A.亚岑科（Sergey A.Yatsenko）着眼于对大使厅四壁壁画人物的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并重点对西墙之上的突厥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总结对粟特化突厥人服饰系统的调查。当然，其中也涉及到人物和壁画布局、性质的认识。摘要如下：

1）三组司仪。其中靠左的一组位于人群的边缘（M26、27），第二组（在中间）位于三位赤鄂衍那大使面前，正在聆听站在唐朝大使前的粟特翻译人员翻译（M5、6）；第三组（在右边）官员被描绘于石国与高丽使者之前（M18、19）。这些人都带着黄金项圈。

2）在所有西墙上的突厥人中，最重要的是位于中央人群中的那个主要人物（M36）。

3）在所有其他右侧的人群中，M41被最好地呈现出来。在每组人物中，两位坐在领导者身旁的官员正在相互交谈，其中每组的另外几人则悄然聆听。

在聚集于右侧中心人物周围的整个随从人员中，有一组官员持有相同的手杖（M42以及一个保存较差的位于其上）礼貌地坐着，但是他们不是坐在地摊上，而是蹲在地上。他们（像M18一样持有相似的手杖）小拇指上戴着指环（可能两只手上都戴着）。……

在左边的坐着的官员中，“旗和鼓”的组合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中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相似例子可参见M.Mode 1993, 28-29, abb.8-9）。在左边和右边坐着两个穿着黄色长袖大衣和红色头巾的人（M32以及其右侧的）。穿着黄色长袖大衣和红色头巾的M41在右侧人群的中心位置。（除了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四位官员坐在地毯上，分别位于左右两边；此外还有两组低等级司仪（一组是M33、34，朝向左侧唐朝大使的方向行进；一组是持有红色手杖的M42及其上部的人物，他们跽坐在右侧没有地毯的主要人物身后）。

很显然，穿着黄色长袖大衣的高等级突厥人以金色锦缎为标志。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西墙上每三个坐在地毯上、身着黄色长袖大衣、头戴红色方巾的官员都有其随从，手持较短的红色权杖“kurpacha”，或是站立，或是蹲坐；官员们自己则持有相同的权杖坐在地毯上（M30、31是M32的随从；对其相邻的人而言，位于其上已未能保存的是他的随从；对于其正上方的人而言，其右侧的M37、38是其随从）。似乎可以推断，右侧坐着的官员们（画面上半部分已经不存）与左侧呈对称布局。也就是说，两位坐在一起的高等级人物有两组不同的较低等级的随从。很显然，在壁画中，两对站立着手持长短手杖来迎接大使们的官员，其等级较低；而与之类似的两位官员，则等级相对较高（M33、34，42及其上部人物）。在右侧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列旗帜，但其体量较大，并且不在两位重要的官员之间，而是在其组合的外围。

因此，西墙壁画组合从整体上是按照对称模式合理布局的。除了上述结论之外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两列人群是以身着蓝色长袖大衣的最主要的M36为中心，呈扇形向周围展开的。其下，两组手持手杖的司仪正在迎接外国大使（在每一组司仪身后又有三个人：赤鄂衍那人和突厥官员）。在主要人物的左右两侧有两组旗帜，其旁边分别坐着一组身着黄色锦缎大衣、头戴红色方巾的官员。在这些官员左侧有四位官员坐在地毯上，其右侧则有2位手持红色权杖“kurpacha”的司仪站立或出现。

4）显然，朝向坐着的人物笔直站立的3位官员（M15-17），表现出官僚体系中等级最低的那些人。在所有其他突厥人中，他们没有持任何武器，很明显他们也不佩戴黄金带，而是佩戴银质（？）带（M15、17并未完成且没有完全着色，而M16则描绘得格外清晰）。他们没有戴金属项圈。这些官员有4条长辫。不过，此处所提这些人物所穿的长袖大衣，在剪裁和装饰方式上则与其他突厥人的服装没有区别。

通过对组合位置、属性以及服饰细节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以下的突厥社会群组。

位于西墙组合中心位置、穿着蓝袖大衣、享受乐伎演奏的M36，可以被视为撒马尔罕阿史那步真可汗的代表——吐屯。他们除了其他职责外，主要负责监察城市及周边的部落。

第1组：由主要人物与一组立于右侧的官员组成。M6、9、27正通过翻译人员的帮助与大使成员交谈（M27：赤鄂衍那大使的讲话内容写在衣服上）。M19手持一只长手杖，其上端后部呈“Г”形。M27手持一根宫廷打马球所用的球杆。

第2组：手持“Y”形权杖“kurpacha”的人身上佩戴着圆形小袋，梳着五条发辫，每根手指都戴着一枚指环。他们是西墙上坐着的等级较高的官员（M28-31、35、37-40、42）。站立的一组官员中左边靠后的几人（M5、18、26）也与第二组有关。

第3组：M15-17未携武器，也没有佩戴金属项圈，有4条发辫。他们的蹀躞带很明显的是由银制带装饰的。鉴于他们出现在宫廷宴会中，身着萨珊波斯丝绸制成的长袖大衣，并且佩戴蹀躞带，我们很难将这些人与较低等级的普通战士相提并论。

S.A.亚岑科认为在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和一整套复杂的突厥官僚系统，可以合乎逻辑地证明拂呼缦王的独立性，并且合理地揭示出他如何融入当地贵族。他还探讨了大使们到达撒马尔罕的时间及环境。

2003年，在前一年所拟复原方案的基础上，葛乐耐将最初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互联网上。2004年，又刊发于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展览的目录上。该复原方案〔图八〕与2002年他与F.欧里制作的复原方案略有不同，即上部王座前对狮的姿态，从此前的左右蹲坐正视，调整为左右相背卧姿回视。而且，王座两侧并无侍从。但是，同年4月23-25日，“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举办。在2005年刊布的会议论文集上，葛尔耐在此前所做复原方案〔图九〕的基础上，于王座两侧各增加了两位侍从，同时他发表对大使厅西壁壁面内容的看法，其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根据西墙使臣衣服上的粟特铭文，西墙的上半部极有可能如南墙一样，画着巨大的当地国王拂呼缦自己的像。这一猜想与同一墙面上的题记相呼应——题记上很清楚地提到了撒马尔罕和国王拂呼缦的名字。第二，从服装和旁题来看，大使们从左至右分别是：赤鄂衍那，柘枝（石国），大唐帝国，来自山区的吐谷浑，最后两位是新罗王朝使臣。此外，还有许多忙碌的突厥人。此图像恰可以658年之后的政治环境来解释，当年唐朝灭西突厥，起用联盟的突厥贵族来治理西域的政治和军事。第三，拂呼缦是西墙壁画的主角，正以鄯善王继承人身份面对面接受来自唐朝使团的丝绸。第四，大使厅壁画提供了一个以粟特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图八 葛乐耐在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展览中的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4年9月)

图九 葛乐耐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4年)

关于康居国王的王座，《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通典》中并无记载。张广达根据《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总结道：安国国王坐金驼座，汗国王坐金羊床，何国王、乌那曷王坐金羊座；波斯王着金花冠，坐金狮子座；漕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他说，从萨珊王朝银器纹饰、粟特壁画和阿拉伯文献记载来看，所谓金驼座、金狮子座、金马座、金羊座，等等，当指承托床面的床脚分别作这些兽形。中亚西亚的显贵除了冠冕之外，普遍以床座体现其身份，王公的座床即是王座。而文献所载“营州杂胡”安禄山所坐之“重床”和“反手”所据之“床”，应当就是中亚西亚的王公显贵所坐的“g’s（gāh）”，即王座。安伽墓出土的石榻当是与安伽身份相应的“重床”。但是，安伽墓石榻榻腿前端并没有装饰承托的动物〔图十〕，这是中古中国粟特裔石棺床的一种。另一种便是石棺床榻腿装饰承托的蹲狮，如统万城翟曹明〔图十一〕和天水石马坪石棺床〔图十二〕。身为“康居国王之苗裔”而获北周政府诏葬的康业〔图十三〕，其石棺床前榻腿也同样装饰有蹲狮。尽管尚无康国王座为金狮子座的图像资料，但是结合狮子的特性，从康国为昭武九姓之首来看，其王座很可能是金狮子座。正如上文所言，在葛乐耐和F.欧里的复原方案中，拂呼缦王座前便径直绘有一对活狮。

图十 北周安伽墓石棺床

图十一 北周翟曹明石棺床榻腿蹲狮

图十二 甘肃天水石马坪隋石棺床正视图

图十三 北周康业墓石棺床

2004年，意大利学者M.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在网络上刊布了“7世纪撒马尔罕的粟特宗教图像”；同时，他和S.克里斯托弗拉提（S.Cristoforetti）也发布了对大使厅北壁的研究，文中认为西墙壁画内容是波斯新年诺鲁孜节，此文同年亦正式印刷出版。同年，M.莫德修订了他2002年网络发布的内容，并正式印刷出版。

2005年3月，在威尼斯举行的“撒马尔罕壁画国际学术会议”上，I.A.阿罕塞瓦（I.A.Arzhantseva）、O.N.伊涅瓦吉娜（O.N.Inevatkina）发表了二十五年前大使厅西壁、北壁的新发现，也就是1978年T.S.瓦西连科（T.S.Vasilenko）等人对大使厅壁画重做的描摹工作。文章只是刊布了跟阿尔鲍姆摹本在局部的不同之处，也没有给出整个壁面的摹本。而葛乐耐、F.欧里、M.莫德、马尔萨克、以及魏义天（É.de la Vaissière）分别对大使厅西墙提出自己的复原方案。其中马尔萨克、葛乐耐、F.欧里都重复了他们此前的复原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对西墙壁画王座前内容细节的处理上，葛乐耐转而采用了F.欧里的复原方案〔见图四〕。F.欧里对该复原方案的形成做了解释，而葛乐耐则试图对复原方案内容进行阐释。葛乐耐认为大使厅西墙表达了一个政治真空的新场景：粟特国王受到唐朝加封，从而接待大朝会上的丝路各国使臣的场景，比南墙上的粟特王出行祭拜祖庙主题更加世俗化。但是，同时他又说西墙是表达丝路各国使臣参加粟特新年祭祀、观礼。他把西墙的画面归结为波斯新年前三天的综合场面，包含了四个场景：粟特王的加冕，粟特王扮演伊玛，第二天粟特王接待各国使臣，以及第三天粟特王接待武士们和牧马人。其中消失的西墙上半部分是表达的焦点，主题是粟特国王拂呼缦在此接受丝路各国使臣的朝贺。葛乐耐认为大使厅西墙的狮子宝座上坐着国王拂呼缦本人，扮演太阳神伊玛的角色。

但是，马尔萨克认为中亚建筑主墙上应为神祇的考古经验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在马尔萨克之后，M.莫德也转而认为坐狮子宝座上的不一定是粟特王本人。M.莫德的观点前后发生了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对此前“二突厥可汗并坐宝座说”的观点做了调整。他认为1993年对西壁的复原方案已经过时了，又对2002、2004年刊布的复原方案Ⅱ〔见图六〕做了微调〔图十四〕。此刻M.莫德认为西墙上部的狮子座为主神，而突厥可汗们坐在一大群突厥武士前酬答。

图十四 M. 莫德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5年)

马尔萨克在自己1999年所做的复原方案〔见图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绘〔图十五〕，并对M.莫德和葛乐耐在此次会议所提方案做了回应。他认为后二者的上述解释方案，不合乎粟特文化中的礼仪。根据在片治肯特五十年的发掘经验，马尔萨克认为：狮子宝座上的巨大形象应该是粟特主神娜娜，粟特王坐在娜娜脚下接受朝贺。在粟特艺术中，正对大厅入口的主墙一定由一个巨大的主神，或者一大群各种神灵占据，供养人通常绘于两侧角落。

图十五 马尔萨克重绘的1999年复原方案(2006年)

他表示：“我们（指马尔萨克）已经在片治肯特、瓦拉赫沙、布哈拉王城多次见证了画有主神的正厅主墙，而同样出土于撒马尔罕古城的9号厅也是如此。国王可以画在离神灵很近的位置，但是不会僭越宝座上的神。此外，M.莫德的方案忽视了粟特九姓国主拂呼缦的地位”。同时，马尔萨克指出，头插野鸡毛的高丽武士是唐太宗征高丽的战俘，他们只是唐朝使团中的带刀侍卫。西墙上的粟特文题记，有可能是画匠和学徒的信笔之作。长题记的年代也可能晚于壁画创作年代。V.里夫什茨（Vladimir Livšic）根据铭文将西壁壁画人物M4释读为“拂呼缦”是错误的。因为该人物手捧项链等物等着进奉，明显也是前来朝贺的使臣角色，而非巡视问候前来朝贺的各国使臣的粟特王，亦即M4也是赤鄂衍那使节。实际上，马尔萨克纠正的也正是他本人1981年发表的观点。

法国学者魏义天认为大使厅西壁意在表现突厥在撒马尔罕的政治地位，其主旨一如其论文题目《突厥，撒马尔罕的世界之王》。不过，只要比较魏义天〔图十六〕和葛乐耐、欧里的复原方案，不难看出前者是吸纳了后者的复原方案，唯一的不同在于壁面上部王座的样式及坐者。魏义天直接将王座复原为毡帐式，所坐者为突厥可汗，而拂呼缦则侍立于毡帐右外，与突厥可汗作交谈对答状。

图十六 魏义天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6年)

2006年1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29届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国际研讨会上，葛乐耐再次强调了他在200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发表的观点。2015年10月，在陕西西安举办的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上，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馆长萨马瑞迪·伊·穆斯塔佛库洛夫介绍了大使厅壁画修复的3D影像及壁画修复的新方法，其西壁的3D影像制作便是根据葛乐耐和F.欧里的复原方案〔见图四〕制作而成的。

此外，1998年，影山悦子（E.Kageyama）认为大使厅西壁壁画中的高丽人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借用了中国壁画中表现外国使节的惯用画法。2002年，影山悦子又指出，大使厅西墙的人物布局，是借用了汉地绘画的构成方法。关于中亚壁画与唐墓壁画的关系，是对此前宿白观点的深入阐发。

综合上文所述，可知对大使厅西壁图像的判断，虽然复原方案各异，但对于该壁面下部绘画的内容，1975年阿尔鲍姆摹本还是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尽管若干局部之处也有异议。后续诸复原方案的主要分歧还在于被破坏的西墙上部是否绘有宝座，宝座上坐者为谁？从而导致粟特王和突厥可汗在西壁壁画中位置有异。这是大使厅西壁壁画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不同复原方案之间的细微差异对该壁面绘画的主旨影响恐怕不大。

学者对大使厅西壁壁画持续多年的讨论，大大丰富和推进了相关认识。但是，对图像内容与意义的把握离不开对图像构成元素的准确辨析。正如大使厅其他三个壁面的研究，因为壁面及壁画的残泐漫漶，对于西壁壁画中若干元素，也需要重新辨识。唯有如此，方可言及对整个壁面图像内容和性质的讨论。对此，我们将拟另文讨论。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2期，原题为《大使厅西壁壁画研究综述》，作者王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