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一代人的心灵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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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第一天，看到袁凌的新书《在别处》，我不由想起那些年很火的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

相比袁凌之前的一些书，这本书写得充满温情。昆德拉的那本书中有句话：“温情只有当我们已届成年，满怀恐惧的回想起种种我们在童年时不可能意识到的童年的好处时才能存在温情，是成年带给我们的恐惧。”

写作是袁凌的职业。相对于他的年龄，他的作品已经足够多，《在别处》目前算是最晚的一部书。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今的袁凌应该将近五十了吧，从这个年纪回看童年和过去，或许真的有点不一样。这时候，人更能勇敢的面对恐惧，也更能激发出温情。

时间不止改变世界，也会让人发生很多改变。就像是某个作家写的，他幼年时非常害怕一个凶神恶煞的坏人，如今他成年了，原本想去惩罚这个恶棍，却发现对方已经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原来坏人也会变老的。面对一个将死的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当年的恐惧固然没有了，连愤怒也已经平息，甚至会生出些许同情与怜悯来。

昆德拉说，“只有当一个人上了年纪，他才能对身边的人，对公众，对未来无所顾忌，他只和即将来临的死神朝夕相伴，而死神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他用不着讨好死神，他可以说他喜欢说的东西，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确实，人生除过死没有大事，日常生活都是各种庸常小事，生活就是应付这些琐事。很多人常常把琐事当成大事，结果真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没有说过他想说的话。

我相信作家是有天赋的，作家就是那种爱唱歌的鸟。当所有的鸟都忙着觅食时，只有这只鸟在忙着唱歌。唱歌并不能果腹，但却是它最喜欢的事情。虽然人人都在上大学，但真正能做学术研究的凤毛麟角。因为这需要极高的天赋，就跟鸟唱歌一样。即使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但不是每只鸟都会唱歌。

据说做学术研究，最重要是要是问题意识。在中国这一代写作者中，袁凌对死亡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用《新京报》2017年特别致敬年度青年作家的评语说，是“持久地凝视和追问”。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还有不久前出版的《生死课》。事实上，无论《寂静的孩子》还是《青苔不会消失》，其中一个核心，就是都充满对死亡这个命题的思索。

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或者说已经超越文学，变成一个哲学命题。袁凌的文学叙述因此显得有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读袁凌的书，就像看阿巴斯的电影，一点也轻松不起来。难得的是，袁凌的文字有一种电影镜头语言般的魔力，很容易就让人进入阅读状态，这也是袁凌的书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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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袁凌在书中反复提及的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作品表现的是文革一代人的多舛命运，而袁凌作品则代表了文革后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事实上，路遥小说于当代读者，更多地被当做励志成功学之类的东西。

应当承认，文革后这一代人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中坚。他们普遍出生在原始闭塞的农村，处于工业时代早期的社会边缘状态，然后通过官方的考试制度，像是中奖一般进入城市和体制，然后一步步见证现代化浪潮对中国官方体制和民间文化的冲击。

虽然同样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历史大变局，但这一代人与路遥一代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向往自由更胜过进入体制，他们对权力的批判胜过对权力的崇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代真正的现代人，从思想精神到物质生活，他们有着上一代人所不具备的自省精神。

当然，出生于城市的王朔和王小波作为知青一代，他们完全不同于路遥们。相反，“二王”承前启后，几乎成为文革后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启蒙者。当无数“农民的儿子”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他们不仅面临着生活方式的革命，也要接受思想上的一场从里到外的洗礼。对此，袁凌在书中所书所写，其实也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现代历程。

路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他们那一代人，穷其一生都走不出乡土，甚至终生都沉迷于乡村时代的自传，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其生也晚，赶上开放和互联网时代，阅读和视野已远超过那一代人，也多了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这导致很多人对自传和小说也丧失了言说的兴趣，目光投向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尤其关注那些底层人和边缘人。

这一代写作者从小说走向纪实，对虚构走向非虚构，开始直面残酷的现实。

这种历史性的文学转场，以袁凌和梁鸿等人为代表，提醒中国乡土小说的终结，一个新乡土写作如今正拔地而起。只是，这场乡土写作运动完全是一曲曲历史的挽歌，献给那个被现代和城市杀死的古老乡村。

正如莫言的高密和贾平凹的丹凤，如果加以回顾，袁凌的写作其实都离不开他的故乡底色。位于陕南安康地区的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故乡，也是他的出处。他的许多写作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所谓故乡情结，这不是袁凌一个人才有，而是从鲁迅算起，中国整整几代被卷入现代浪潮的人的心理状态。

大约在10几年前，冉云飞等一群作者在网上发起了一场写作运动，将他们的作品名称统一命名为《谁的故乡不在沦陷》，我当时从网上搜集了不少，跟新星出版社的主编老愚，建议他结集出版。可惜此事未成。后来读到冉云飞个人的《谁的故乡不在沦陷》一书，不久老愚也出版了他的故乡童年回忆《暮色四合》。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读到了更多此类作品，比如朱学东的《故园归梦长》和韩浩月《世间的陀螺》，此外还有林志贤的《故园》、傅国涌的《开门见山》和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而我自己也正计划写一部同样题材的《蔡家坡》。

对很多人来说，蔡家坡首先是火车站。对我们那一代农村孩子来说，火车作为一种现代的象征，几乎出现在每个人的童年里，看火车是无数农村孩子儿时最美好最震撼的事情。但对我的朋友吕立峰来说，火车却是平常物。

吕立峰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出生在拓石火车站，成年后又做了巡道工，每天沿着铁路走来走去，用脚丈量铁轨。所以，当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拓石时，便展现出另外一番味道，颇有点像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样子。去年他的《拓石，拓石》出版，我专门跑去宝鸡参加了他的新书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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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北方的冬天一片萧瑟，树叶落尽。随着春节临近，春运即将拉开一场全民乡愁月，关于故乡的话题也多了起来。故乡是中国人的根，叶落归根，但现代中国人注定是没有根的新人类，只能在城市坚硬的钢筋水泥中飘荡。

鸟类中，有成年后迁徙回到出生地的现象；鱼类中，也有成年后洄游到出生地的大马哈鱼。《在别处》无疑是袁凌的一次心灵洄游。

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从出生地开始》《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也都是书写故乡、童年和自身经历的非虚构作品。

袁凌是文学科班生，文笔优美委婉，一切都充满真情实感。极其自我的个性经历也赋予他对人情世故的体味，尤其是对细节的关注，更体现了他的细腻，这些流露笔端，落在纸上，也都恰到好处，让人读罢，或喟叹，或感伤，或莞尔，处处都可会心。

虽然所有写作尤其是小说都有自传的色彩，但自传体小说向来都是文学的主流之一，卢梭写过《忏悔录》，高尔基写过《我的大学》，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大概要数高玉宝向壁杜撰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将一个荒诞不经的“半夜鸡叫”传得家喻户晓。

作为学二代的钱钟书先生一生孤傲不群，博闻强记，长于考据，但想象力贫乏，这导致他的小说《围城》成为不是自传的自传。他生前曾说，鸡蛋好吃，就不要管哪只老母鸡下的。钱去世后，他的遗孀出版了一部《我们仨》，将钱先生一家的凡尔赛生活写得活色生香，对大众来说，人们对老母鸡的兴趣总是要超过蛋的。

如果将《在别处》归为自传，那绝不是传统的自传。作为一个职业化的非虚构作者，袁凌在本书中所展现的文本也完全不同于冉云飞、熊培云那种文学体写作，当然，更不是《我们仨》那种“何不食肉糜”式贵族精英的矫情。袁凌的写作体现的是卑微而又不屈的草根精神，于残酷中透着温情，于黑色里夹杂着幽默，这是他独特的风格。这一点对他的很多读者来说，应该已经成为其文字的魅力。

自传体文学体裁，一般都有一个突出的主角，那就是“传主”或者“我”本人，其他人都是配角，但在非虚构作品，“我”其实是隐身的。“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和观察者，“我”始终是“出戏”的。打个比方，如果说自传体（小说）类似故事片，那么非虚构作品就类似纪录片，而“我”就是那个摄像机镜头。

读《在别处》，虽然处处都有袁凌的影子，但读者其实是跟着袁凌游走，透过他的眼睛去看一切，那些袁凌遇见过的人和事，还有那些山和水。只是这里没有那么多阳春白雪和岁月静好，也无关什么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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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读过袁凌前面几部书，我非常习惯他的叙述风格，加上对很多写作背景也比较熟知，所以我读得比较快，差不多元旦一天时间，基本就把书看完了。

《在别处》作为一本书，其实是由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章构成的，具体来说，是9篇文章。这些文章按照各自不同的场景来写作，倒也比较有特色，比如第一篇北漂纪，就以北京为场景，后面的候车室、县城、西安、秦岭等等，也都是不同场景。

袁凌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而且记忆力非常好，连6岁时的情景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一个人的纪录片，那么袁凌就是一个镜头捕捉能力非常强大的导演。除非大人物大事件，对于非虚构作品的阅读，要有平常心，其中很多细节处常常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比如袁凌在北京“埋葬”充气娃娃的诡异遭遇……

比如袁凌在安康上学时，妈妈来看他，提出要看看火车，他陪着妈妈去看火车，他们走了20里路，这是他和妈妈第一次看到火车。

比如他的一个同学李纹的爸爸，当年考上西北农学院，为了节省路费，硬是从陕南翻越秦岭，千里跋涉，一路徒步走到了杨陵。

再比如一个叫徐涛的县志编辑，以前当兵时砍树伤了身体，复员后当会计，赶上文革，噩运不断——

“他并没有什么言论，只是因为出身和喜欢去新华店买书，就被打成“读书党”，下放黑沟监督劳动。后来又一时想不开，到药材组找了几十片速可眠服下，不料被救过来，添了畏罪自杀的罪名，被开除公职，只好把剩下的书卖了一百斤，买了一把锄头到农村落户。直到从林区乡文书调人县公室，方才苦尽甘来，晚年オ结了婚，也来不及有子女。五十六岁那年,他终于如愿入了党。但大半的人生，都留在大树的那一道茬口上了。”

如同贾樟柯的电影一样，袁凌在书中记录了很多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风情，比如无处不有的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市井无赖尤其是“车船脚店”赖以谋生的流氓手段。我们这一代人无不经历过数不清的流氓欺凌。

仔细想想，书名《在别处》意味深长。故乡自然是回不去的，城市也难以安身。浮华的城市没有泥土，水泥丛林里盛行的弱肉强食的法则，每个人不是成为猎人就是沦为猎物。

对每一个从故乡走出来的人来说，从农村到城市的路远比想象得要长得多，也要艰难得多。乡村是人情化的熟悉的，而城市是功利的陌生的。在这里，不仅心灵无处安放，高起的房价也让这些异乡客无处安放自己沉重的肉身。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身在这里，心在别处，或者心在这里，身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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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典型，这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已经蔚然成风，大有取代传统文学小说的主流地位的架势。在每年年末的各种年度好书评选中，非虚构也赫然独树一帜。这种新气象已经引起很多传统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小说作家的忧虑和反思，比如一周前去世的黄孝阳先生，生前曾为此写过几篇文章，发表在《天涯》杂志上。

文学体裁样式很多，小说是其中一种，任何一种体裁，都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比如远古的前文字时代就没有历史，都是传说。进入古代后，文字虽然出现，但缺乏普遍的印刷技术，在这样的一个口语社会中，诗歌是主流文学体裁。印刷工业化导致识字人口大增，小说又取代了诗歌的地位。中国从口语文盲社会到书面识字社会，这场剧变其实就发生在过去几十年，这一时期便先后经历了诗歌和小说的狂热浪潮。

随着互联网这个后印刷时代到来，传统的文学体裁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连报纸电视也是刚刚兴起便走向式微。如今的现实世界不仅变化更快，也更加复杂，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文学家的想象。

以前人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现在看来，这句话有点太自负了，文学能跟上生活的脚步就已经不错了。很多被圈养的体制作家闭门造车稻粱谋，即使再怎么“体验生活”也弥补不了江郎才尽的困境。很多文学小说已经沦为《三体》之流的“科幻”，流风所至，连许多历史小说也无以幸免。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忠实记录现实尤其是细节和局部的非虚构作品便出现了，它一改以往史诗性大写意的文学理念，将笔触停留于日常和民间，关注生活的一点一滴，尤其是最不为一般人们所留意到的底层与边缘人群。非虚构作者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观察生活，他们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见证。正是在这种描摹性的写作中，其真实与复杂直接“秒杀”了毫无想象力的那些体制小说家们。

自古以来，人与人的痛苦从来都是不相通的，但非虚构为我们打通了这一层铁壁，激活了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让人性更丰富更完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小说勉为其难的事情。小说不可改变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虚构。虚构本身并不可怕，尤其是在传统印刷社会，但到了流动、多元和复杂的信息社会，到处都是欺骗和虚假，虚构便成为一个先天缺陷，即使再大的想象力也无法弥合。

人们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读书人则另外还有一个世界，那就是书的世界，读者与作者通过文字和书，共同营造了一个“平行世界”。书的世界其实是现实世界的镜像，有些在现实世界看不懂的东西，在书的世界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些在现实世界看不见的东西，在书的世界历历在目。

最近几年，在畅销书作者中，有两个人很令人惊叹，一个是郭建龙，一个是袁凌。他们都是记者出身，一个走遍世界，一个走遍中国，而且都是关注那些贫穷危险的边缘人群。他们都是非常勤奋的作者，而且每部作品都保持了相当水准，很有洛阳纸贵的影响。在读书人中，读万卷书者很多，行万里路者很少，因此他们显得少有的勇敢，令人佩服。

感谢袁凌这样的作者，用他冷峻而有带着温度的目光和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尘封的私人世界。作为非虚构来说，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相知。这正像封面上青山与都市之间印着的那句话，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彻底摊开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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