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之路丨党史专家邵维正：百年创业多艰辛，赓续期待后来人

步入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大”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在几十年前，党的“一大”尚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文献资料极少，如召开时间、参与人员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准确说法。

直至1980年，党史专家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通过大量事实分析，考证了党的“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

1994年，作为军内党史教员的邵维正被授予少将军衔。2007 年，晋升专业技术一级。已经85岁高龄的邵维正是全军院校政治理论教员中级别最高、年龄最大、在全国全军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教授。

邵维正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戴越 张力克 图

“个人微不足道，只是做了一点业务性的工作。”邵维正回忆过往的成绩时谦虚地表示。如今，已年过耄耋之年的他仍未停止党史研究事业的脚步，并且将重心移到了教育青少年。“希望青少年们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邵维正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百年创业多艰辛，赓续期待后来人’，这就是我坚守的初心之路。”

抗美援朝期间入党，与党史研究结缘

1951年，邵维正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弃学从戎。次年，邵维正所在的 62 师开赴朝鲜，进入西海岸阵地。邵维正在连队中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并在抗美援朝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58年，邵维正随部队回国后，又在西北戈壁滩上驻防长达20年。1978年，他和党史研究工作结缘。那年冬天，随着全军院校恢复招生，军校大量从作战部队调人，当时已经担任师部宣传科科长的邵维正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被选调至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党史教员。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达了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任务，邵维正受命参与其中，负责党的“一大”章节。“改革开放初期时，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党史研究也要按照这一路线”，邵维正向澎湃新闻表示，“（党史）每一件事都要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定，不能随意改变。”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开端，避不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课题。邵维正记得，1979年，他起草党的“一大”部分内容的初稿时发现，党的“一大”存在着一些史实问题没有落定。虽然毛泽东早在 1938 年就提出，把 7 月 1 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但党的“一大”真的是1921年7月1日召开的吗？

根据当时有限的关于党的“一大”的材料，邵维正列了一个表格，他发现，仅关于召开时间这一个问题，就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说法，1921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7月20日……各种版本内容不一。另关于参与人数问题，也存在着11人、13人等不同说法。

“水有源，树有根，中国共产党的根和源，就是党的创建。正是以党的“一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邵维正当时下定了决心：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党的起点。

邵维正发表论文，考证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及参会人数 

由此，他开始了漫漫考证之路，“从各种文献中收集信息史料，终日奔波于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地，在文山书海中搜寻着每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手写整理出的资料堆得老高。

细致考证，终获答案

经过分析，邵维正把切入点放在了党的“一大”代表的行踪上，“人不到，会就没法开”。邵维正开始研究分析中共“一大”各位代表当年的行踪轨迹。

首先要考虑的是，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到上海的？邵维正四处找寻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邵维正在革命博物馆找到了革命老人谢觉哉的日记原件，谢觉哉在1921年6 月29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就说明，毛泽东和同为湖南代表的何叔衡是6月29日晚从湖南离开的。“当时没有从长沙直达上海的轮渡，需要先到武汉，再从武汉前往上海。”邵维正向澎湃新闻介绍，经过分析考证，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的时间应为7月5日或6日。

邵维正还多次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但因年代久远，刘仁静也记不清会议的具体时间了。但刘仁静记得，他在前往上海参加中国“一大”会议之前，先去了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邵维正意识到，他需要弄清楚少年中国学会的召开日期。为此，他跑遍了多家图书馆、档案馆。终于，他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的仓库里，翻出了已经落满灰尘的，1921年7月的《少年中国》原件。上面明确地记载着，刘仁静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参与了学会活动，并有他在会上的两次讲话记录。

邵维正1979年采访中共“一大”参会代表刘仁静的采访记录

邵维正将书上记载的发言内容手抄在了卡片上，带着卡片对刘仁静进行了回访。“对！这就是我当时的讲话！”刘仁静难掩激动，邵维正更是备受鼓舞，离考证出中共“一大”的具体日期又接近了一些。

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等问题的手稿 

通过邵维正的考证，7月1日，在上海的参会代表只有五人，所以党的“一大”的实际召开日期不可能是7月1日。随着考证的一步步深入，“一大”召开时间范围缩小至7月20日，23日、24日。

此外，邵维正还获取了一份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关于党的早期文献，该文献记载称，代表们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代表大会开幕了。此外，还记录了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夜晚，被侦探闯入打断一事。“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只好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还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起草文件，这样6天会议加上2天，就是8天。

邵维正又找到了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面记录了1921年7月30日法租界巡捕房的通告，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的回忆相符。不仅如此，邵维正还从部分代表的回忆中顺藤摸瓜。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谋杀案”。邵维正发现，当时有多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有详细明确报道，发生时间为7月31日凌晨。

邵维正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有足够的证据判定“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就是7月23日。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历史使命。至此，“一大”的召开时间考证完毕。而后，邵维正通过事实分析得出，出席会议的人数为13人。

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将其视作党的党史研究实事求是的新开端。  

不忘初心，鼓励青年学习党史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煌而又艰难的历程。”邵维正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走过的道路，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看来，“救国救民，救亡图存”这八个字中就有三个“救”字。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邵维正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过去的100年已经过去，新的100年马上迎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对全党的号召，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不忘记为什么出发，才有奋发图强的动力。”

谈及自己的初心，邵维正用了一句话概括：“百年创业多艰辛，赓续期待后来人。”邵维正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份初心。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仍将大量精力放在了对青年人的党史教育工作上，那就是给青少年写党史。

邵维正用了三年的时间，带领自己的学生编制了一套专门为青少年学习的党史系列丛书，书名就叫做《写给青少年的党史》，根据青年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邵维正用六十个问题讲党史的故事。“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邵维正谈及青年人为什么要学党史，现在的青少年正是党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主力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让青少年了解学习党的历史，知党才能爱党，继承优良传统。”目前，该书已被中宣部评为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

邵维正的部分著作

“六本书他会来回翻看几遍，亲自校对订正，保证不出任何差错。”邵维正的妻子张娜评价他是个“停不下来的人”，全年无休，终日与党史研究、党史写作、党史教学为伴，“他说自己什么时候干趴下，什么时候干不动了才会停下。”实际上，85岁高龄的邵维正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心脏也做过搭桥手术，但他对于党史事业的付出毫无减少。

而对于自己的付出，邵维正总是不愿多谈，“研究党史对我来说，是丰富自己，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过程”，他也希望自己几十年学习研究的成果传授出去。他动情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到今天党龄有60多年了。但我一直牢记入党誓言，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