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我对《罗氏墓志》书人的疑虑

《龙门县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罗氏墓志》），是2020年夏天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在西安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发掘出土的。2020年11月13日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它的基本情况（《新京报》记者萧舒妍《颜真卿早年墓志真迹亮相，系首次经考古出土》）。由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别发布这方墓志的着眼点是墓志上题署的“书人”（就是拿着毛笔最初写出石头碑志上刻出的字迹那个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以当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议论纷纷，世人关注的焦点，即墓志所书字体在颜真卿书法演变史上的地位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就《罗氏墓志》涉及的纪时方式和墓志书人等问题撰写长文，限于篇幅，编辑分篇处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内容围绕辛德勇教授对墓志书人是否为颜真卿的几点疑虑。

我关注这方《罗氏墓志》，同绝大多数人一样，缘于对这方墓志书人的关注。与很多关注者不同、同时也与这方志石的发掘者认识有所不同的是，我对这方墓志上标记的书人——颜真卿，是深感疑惑的。尽管深感疑惑，但由于我对书法和写字儿的书法家都完全不懂，所以是没有资格发表学术性看法的，更没有资格给这方墓志做鉴定。我觉得这方墓志出自别人替颜真卿代笔，也只是表述一下我个人的感觉。这就像一个人进餐馆吃过饭后谈谈对这顿饭的感觉，觉得好吃就说喜欢，若是不好吃就说不喜欢。每一个吃饭的人都有这个权利。当然这样的感觉也只是说说而已，饭菜好坏最后还是得由美食家去评定。

《罗氏墓志》上的书人颜真卿题名

不知为什么，很多人根本不注意我谈论这一问题出发的前提，说什么我谈谈自己的感觉就是在“辨伪”，即以为我怀疑连同刻着罗氏墓铭的这方志石都是后人伪造的。这样的议论，当然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意。这是一方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才出土问世的唐代铭文，没有特别的原因，即考古学家不做考古而是去仿古了，那才有可能出现赝制的情况。但我见过的考古学家们，无一例外，都酷爱挖土方那个体力活儿，对躲到小黑屋里去做艺术创造，根本没什么兴趣。所以我相信这方墓志一定是真的真的真货。

是真的，就假不了，可刻在石头上的字最初到底是不是颜真卿书写的，却不是不能怀疑和讨论；至少我本人还没有看到书法研究专家对此做出有学术价值的解释。我看到的一些论述，不客气地说，无一例外，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这样的情况，不仅让我想起老师黄永年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请来一点正经的考证”（收入先生文集《学苑零拾》）。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向大家具体阐释一下我对《罗氏墓志》书人的疑虑。

我对这方墓志书人的疑虑，首先出自对字体的观察。本来我对一方唐墓志的出土，并没有什么兴趣；对于现在一些唐史专家（这里面也包括日本的某些学者）候着墓志做研究，更是不以为然。那天，一位关注我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同我交流说，这方墓志上的字体，是不是同宋代版刻中蜀本有些相像？我这才在网上看了看这方《罗氏墓志》。

左图：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据《中国版刻图录》）
右图：建阳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史记》（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

看过网上的墓志图片之后，我突出感觉是，就像这位网友讲的那样，其字体确实同宋代版刻中的蜀刻本颇有相通之处。按照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蜀刻本的字体，是“颜体字的架子，但不同于建本的横细直粗，而是撇捺都长而尖利，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字的成分”（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当然是宋刻建本中的颜体字。

由蜀刻本同建刻本的字体对比出发，来看这方《罗氏墓志》的字体，使我感觉它的字体同目前所知所有颜真卿书写的碑志都有明显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就表现在字体结构开张这一点上，即笔势明显不同于其他颜字；特别是它的捺笔，不仅不像前此所见颜真卿碑志文字那样下压内敛，而且有些笔画在尖利伸张的同时还略显上扬外挑。换一个说法，即颜真卿所谓“蚕头燕尾”式的笔法，在这个《罗氏墓志》中不仅根本看不到，而且我还看到了与之判然有别的另一方式的写法。

我之所以特别重视颜字“蚕头燕尾”这一笔势特征，是因为在像我这种不懂书法奥妙真谛的世俗夫子眼中，“蚕头燕尾”一直是颜真卿书法最浅表的外在特征。试看宋人论学颜而不得其妙者云：“后之俗学，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谓‘蚕头燕尾，仅乃得之’，曾不知‘以锥画沙’之妙。”（宋·佚名《宣和书谱》）人们认识一件事物的顺序，总是由表及里，由外至内。若是连颜体字最基本的外在特征都不具备，甚至截然相反，那么，你还让我怎么相信这篇《罗氏墓志》一定是由颜真卿执笔书写的？

有很多浮泛的议论，说什么颜真卿的书法乃博采众长而成，故具体每一件作品，往往亦不拘一格，变化多端；特别是从早期到晚期，其字体风格是在不停变化、不断演进的。这篇《罗氏墓志》是他早年的作品，自然会与晚期有所不同。我的职业就是研究随时间流动而发生、而变化的历史，当然知道一个人的字体风格不可能一成不变，活得越久，也就意味着变化的可能性越大。颜真卿一下子活到了77岁（还是被人活活害死的），字体变化的时间幅度自然更大。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字体变化，在前后时间序列中也是具有连贯性的，不会变幻莫测，一天一个新面貌，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王琳墓志》拓本。左：开元二十九年初刻本；右：天宝元年再刻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罗氏墓志》拓本

《郭虚己墓志》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我觉得《罗氏墓志》不像出自颜真卿的手笔，是先看前边在开元二十九年写下的《王琳墓志》，再看它的后边在天宝八载写下的《郭虚己墓志》。这件《罗氏墓志》写于天宝六年，往前不到六年，往后更不到两年，而在我谈到的字体结构这一点上，前后两头都是同一路风格，而且即使是年代最早的《王琳墓志》也已经出现“蚕头燕尾”的初步笔形（如开元二十九年刻本中那个“润州刺史”的“史”字，所谓“燕尾”的笔法就已经相当明显），那么，这方《罗氏墓志》怎么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上下不靠别具风韵呢（我想，若是遮住“长安县尉颜真卿书”这一行题名，单看字迹，时下那些宣称这方墓志必属颜书无疑的书法家们，恐怕不会还有什么人会仍然把它看作是颜真卿的作品）。再往下看，一直看到《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以至《颜勤礼碑》和《颜氏家庙碑》，在我讲到的这一点上，可谓前后相继，一脉相承。那么，这个长得跟谁都很不一样的《罗氏墓志》，又怎么可能也是出自颜真卿之手呢？这是让我感到大惑不解的主要疑点。

《多宝塔碑》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东方朔画赞》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颜勤礼碑》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颜氏家庙碑》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对于这种字迹差别，很多人说应是刻石工匠技术欠佳所造成的。具体地讲，凿刻碑志铭文的工艺流程，在唐代，由书人在纸上写出文字，到在石头上刻出铭文，实际上至少要经过两道重要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模勒，乃依照书人写出的原样把字迹勾勒出来，即“双钩其文以上石”（清·叶昌炽《语石》卷六）；其第二道工序，才是由石工按照这样的字迹在石头上刻出文字。所以，不管是模勒者，还是镌字的匠人，都可能对书人写出的字迹有所改变，其手艺高低的差别，决定了所刻文字的逼真程度。

早在北宋中期，中国古代碑刻文字研究的先行者欧阳修，就直接针对颜真卿等人的碑刻文字多次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如谓“唐世颜柳诸家刻石者，字体时时不类，谓由模刻人有工拙”（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薛稷书”条）；又如言之曰：“唐世碑碣，颜柳二家书最多，而笔法往往不同，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模勒镌刻亦由工拙。”（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唐郑澣阴符经序”条）等等。但我理解，这种模勒工匠或是石工手艺工拙造成的字体差异，只应是字划和笔丰精粗美丑的细微差别，不会影响到上面我讲的字体结构和字形笔势。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即已针对颜柳碑刻文字明确指出，尽管模勒之人或刻字石工或会致使石刻文字与书人字迹有所不同，“然其大法，则常在也”（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高重碑”条），其差别大体如同前面提到的开元二十九年和天宝元年先后两次刻制的《王琳墓志》一般，或者比这再稍微严重一些。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些工匠会把字体弄得面目全非，那丧家还花钱雇他干啥？丧家还特地延聘书法高手或是高官显宦来写录铭文干什么？世界上绝没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更多的人，很浮泛地议论什么颜真卿的书法系师出多门，特别是说颜鲁公的书法是直接出自褚遂良之体，这个《罗氏墓志》正带有很浓的褚字风格。对这一点，我也很难理解。对比褚遂良的字体，我觉得二者之间，差距巨大；特别是我提到的捺笔的运笔方式，同褚体也截然不同。

褚遂良书《孟法师碑》拓本（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再说颜真卿的书法，到底是从哪里起步，作为外行，我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记载，后世所论，好像都是出自北宋时人米芾的判断（宋·米芾《海岳名言》，又米氏《宝晋英光集》补遗《跋颜书》）。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见仁见智，也有人做出别的认知。如谙熟古人碑版书法的清末学人叶昌炽，乃谓“颜鲁公之父名惟贞，尝从舅氏殷仲容授笔法，以草、隶擅名。今所传《萧思亮墓志》，惟贞文而无书人名。楷法秀逸，疑即惟贞所书。此鲁公书学所由来也”（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这样的认识，至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颜真卿的书法渊源，从而也能更加周详地把握新出《罗氏墓志》的书人。

《萧思亮墓志》拓本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颜真卿幼年丧父，自言赖伯父教诲成人（颜真卿撰《颜氏家庙碑》），但唐人令狐峘撰《颜鲁公神道碑铭》记述说，父亡后他是由母亲殷氏“躬自训育”（《颜鲁公文集》篇末附刊）。母亲的训导至少在其成长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乃父墨迹家中自有存留，子效其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不管颜真卿的书法如何转益多师，其挥毫运笔的趋向应是熔铸诸家以自成一体，而不会像当今那些所谓“书法家”一样，为炫技于人而刻意今天张三、明日李四，川剧变脸般不停地折腾。因此，还是前边讲过的那句话，从《王琳墓志》，到《郭虚己墓志》，再到《多宝塔碑》，这中间容不得《罗氏墓志》那样的东西。

把话说得再“大”一点儿，若是我们相信所有的书法都是由人手写出来的，同时又把书法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方面来研究的话，其发展变化总不应该违背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因而不管是从褚遂良的字出发，还是从他老爹颜惟贞的字出发，即使是写着写着由《王琳墓志》那种字倒着往回走，也绝不应该走到《罗氏墓志》这里来；更何况走着走着他又再一次掉转身子，重回到《王琳墓志》的路上，一直走到了《郭虚己墓志》那里去。这个变化太突兀了，往哪边儿对接也都对不上茬口。

我怎么看这篇《罗氏墓志》也不像出自颜真卿的手笔，可它又是经过科学考古程序从唐墓里掏出来的真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推断应是颜真卿倩人代笔所书。

针对我的这一推论，我看到的不同批评意见，主要是说颜真卿这件作品书写于天宝六载，这一年他只有三十九岁，书法尚未成熟，也没有什么名气，哪里会有人请他来执笔书丹？同时其区区长安县尉的身份也不是什么高官显宦，并不会有什么人为借重他的官位而请他书写志文。

案颜真卿当时官卑位低虽确属事实，可他的书法，却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微不足道”。据颜氏门客因亮撰《颜鲁公行状》记载，颜真卿“以家本清贫，少好儒学，恭孝自立。贫乏纸笔，以黄土扫墙，习学书字。攻楷书绝妙，词翰超伦。年弱冠，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及第，登甲科”（《颜鲁公文集》篇末附刊）。显而易见，这里所说“攻楷书绝妙，词翰超伦”，讲的是他考中进士之前的情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唐人令狐峘撰写的《颜鲁公神道碑铭》，谓其“承奉慈颜，幼有老成之量。家贫屡空，布衣粝食，不改其乐。余力务学，甘味道艺，《五经》微言及百氏精理无所不究。既闻之，必行之，尤攻文词，善隶书，书格劲逸，抗行钟张。弱冠，进士出身”（《颜鲁公文集》篇末附刊）。两相印证，足见在进士及第之前，颜真卿的书法就已经颇受世人称道，尤以碑志习用的楷书知名于时，因而元家人请他来为故世的罗氏夫人书写这篇墓志，是毫不奇怪的，正常得很。

最后，我来和大家谈谈颜真卿为什么没有如约给人家写出这篇志文。当然这事儿没有明文记载，只能就目前所见的材料来做一推测，而我通过这样的推测，可以进一步证明《罗氏墓志》的书人不会是颜氏，而应出自他人代笔。

我推想，当时的情况，或许大致如此：颜真卿在应允元家为其书写志文之后，突然遇到了某种变故，以致实在没有时间兑现前言，于是，经与元家商议，就采取了一种倩人代笔的折中办法。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天宝六载正月的时候。可就在捉刀人定下之后，颜真卿的官职发生了变动——他在天宝六载正月由长安县尉被擢升为监察御史了（《颜鲁公文集》篇末附刊宋留元刚撰《颜鲁公年谱》）。

这一官职变动的具体日子虽然没有见到记载，但应该是在正月底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罗氏墓志》上题写的下葬时间是天宝六载二月初三，颜真卿在墓志上题写的官职还是“长安县尉”，这反映出罗氏下葬的时间应该距颜真卿擢任监察御史的时间不会很久——要是久了，就会改镌上这个更高、因而也就更有面子的职位了。

由此向下再做更深一层的追究，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是由颜真卿自己动手写出这篇铭文，那么，他是不会既署上“长安县尉”这个职衔，同时又写出“以天宝六载丁亥律应夹钟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迁合于元府君旧茔”这个下葬时间的——因为罗氏下葬时他已经不是长安县尉了。我的结论，是只有找人代笔，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人类的社会行为相当复杂，从理论上讲，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即元家在颜真卿官职转迁之前已选定下葬的时间并请他写好了志文，这样，在实际下葬时虽然颜真卿的职位已经升迁，也没再费事重刻或是改刻墓志。所以对论证《罗氏墓志》的书人来说，颜真卿由长安县尉转迁监察御史的时间，只能说是一项旁证而不宜用作确定的依据，而我对墓志书人的看法，终究还只是一个外行所发出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