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疫情之下的教学｜我给美国大学本科生教古希腊史

今年暑假，我收到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教授的邮件，得知秋季学期教学安排：我要去担任本科生的古希腊史课的助教，用Zoom进行线上教学。这封邮件让我确定，秋季可以不用回美国，待在国内。从今年3月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成为Zoom大学。春季学期我是晚期古代史课的助教，Zoom教学对我已经不算陌生，特别感受到了Zoom下的时空蜷缩。从时间上，春季时我每周三、五早上6点起床，赶芝加哥时间周二、四下午5：30的课；而到秋季，我则需要晚上凌晨12点（冬令时后是1点）去给学生上上午9：30到11点的课。从空间上，我即使身处西南某三线边陲小城，也可以给美国的学生上课。如果有学生恰好在宇宙中心纽约的话，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传统全球化体系下中心边缘关系的反讽。

不过，根据霍尔教授的邮件，从这学年开始，古代史教学方式做了调整。希腊史和晚期古代史同属于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通识课的“文明核心”（简称Civ Core）课的“古代地中海文明”系列一部分，希腊史在秋季学期，罗马史在冬季学期，晚期古代史课在春季学期。以往，这门课并没有采取一般学校的“大班上课、小班讨论”的方式，而是直接分成2-3个小班，每个班一位教授和一位助教。这种情况对于本科生教学来说真是“奢侈”，因为即使是这样最基础的通识课，也是由教授教的小班课程，助教的功能仅仅是Office Hour时的答疑解惑，而大多数学生有问题都会去找教授而非博士生助教，因此助教更多成了“打酱油”的。这有利有弊，利在于助教可以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自己学习和研究，弊则在于助教没有得到真正的教学经验——这是我春季担任晚期古代课助教的体会。因此，在芝大的古代史博士生之间就已经有传闻说，芝大毕业生去大学找工作时，大家普遍印象是他们不会教课。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攻古代史的同学说起这个传闻，对方反映说，伯克利的毕业生都是教学小能手。也许作为古代地中海系列课程负责人的霍尔教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决定从今年秋季起进行改革，实行“大班上课、小班讨论”，星期二任课老师上大课，星期四任课老师和两名助教各带一个讨论班。其中创新之举在于，我们并不是整个学期自始至终带同一讨论班，而是每三周交换一次。这样一学期下来（芝大一学期10周），我们每名教学人员就会接触到所有学生，而每名学生也会接触过我们三名教学人员。

根据安排，希腊史的主讲教师是研究青铜时代塞浦路斯考古、作为美国古希腊考古界新星的凯瑟琳·科恩（Catherine Kearns，以下简称Katie），两名助教除了我外，还有一位是来自东方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做波斯帝国统治下埃及奴隶制度的Ella。从研究专长来看（我现在博士论文做希腊化时期的中亚和印度），几位的研究都与希腊有某种关系，但都不是“根正苗红”的传统希腊史。这也许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古代地中海文明”这一课程的初衷。该课程本来和欧洲中世纪史、近现代欧洲史一道是芝大曾经的文科招牌课程“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但随着观念更新与学术范式的演变，大家意识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不存在线性继承关系，古希腊罗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西方”文明。因此，芝大本科生院决定将古代希腊罗马史从“西方文明”系列中剥离，单独设置古代地中海系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比一般希腊史学者拥有更多古代“东方”史背景，更能体现这一课程的初衷。另外，从学科的角度，Katie是考古学家、Ella是语文学家，而我是搞古代史的，三人的学科背景恰好是古代文明研究的三大块。

要真刀真枪上阵去从事教学，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正如“打酱油”对于助教有利有弊一样，我也的确担心真正带领一个讨论班，会占用自己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的时间。我自5月中旬博论开题以来，到9月初已经完成两章，第一章受到委员会的好评。我非常担心，10月开始教课后，自己无法再保持这样高产。根据以前接触过的本科生，我知道芝大本科生不像其它很多学校本科生那样好糊弄，要带好一个高质量的讨论，一定要提前做各种充分的准备。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相信教学相长，把自己热爱的东西教给大家，也是我一直的梦想。尤其是，这个暑假看了一时刷屏朋友圈的《我的二本学生》，为该书作者对学生长久以来的关怀和书中展现出的良好的师生互动所感动，让我思考在知识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网络时代，老师如何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Katie在课前也有所考虑的。因此，我们三名教学人员在课前已经进行了大量邮件往来和视频会议，讨论如何能在Zoom教学情况下给学生最佳的学习体验，探索最佳的教学方法。

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研究上，芝大的古希腊史都可以说是一个分裂的领域。如果说克里夫·安藤（Clifford Ando）一手覆盖了罗马史，希腊史领域则存在霍尔和阿兰·布赫松（Alain Bresson）两位路子完全不同而地位相当的学者。作为新史学一脉的霍尔，他的希腊史教学一向以解构出名，在短短数个星期内，就会从概念形成角度把大家对希腊史的一些常见印象全部消解，以至于大家会认为自己已经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此芝大校报做过相关报道。而作为经济史专家的布赫松则相对传统和老派，其教学也侧重于对史实的掌握和基本史料的研读。记得两年前我在上布赫松的斯巴达史课时，讲到斯巴达对美赛尼亚征服，阅读材料里有尼诺·卢拉吉（Nino Luraghi）i的《古代美塞尼亚人》（The Ancient Messenians）关于斯巴达征服美赛尼亚的相关章节，卢拉吉的侧重很明确——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对美赛尼亚的征服被更多看作是一种历史记忆，而非一种史实；但是课上布赫松的侧重点仍然在于斯巴达对美赛尼亚征服的具体细节和之后的土地分配。后来，在和霍尔上考古与文本方法论课时，我和霍尔提了这个“逸闻”，霍尔笑了笑说，if I co-teach Spartan history with Alain, there will be a lot of fun。这种“a lot of fun”在去年秋季的希腊史教学中多有体现，霍尔和布赫松分别负责一个班，布赫松按照传统路子、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教学，而霍尔干脆抛开年代，按照专题进行教学。因此，虽然是同一门课下的两个班，但已经是完全两门不同的课了。

芝加哥大学校报里关于霍尔希腊史教学介绍所配的图，图上写有“在数以百计的城邦中，斯巴达真的那么独特吗？”（http://chronicle.uchicago.edu/090528/quantrell-hall.shtml）

Katie认为我们应该折中一点。一方面，作为一门基础课，还是应该让学生掌握好基本知识；另外，也应该初步帮助大家建立一定的历史学的思维能力。因此，在第一周的第一次讨论上，我们的讨论题目就是“什么是古代历史”，阅读材料是霍尔的《古风时期的希腊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的第一、二章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不过，在我个人看来，霍尔这本书完全应该作为古代史博士生第一年入门研讨课（proseminar）的阅读材料，作为通识课教学材料则不太恰当。因此，从9月份开始，我头脑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想象我怎么带好第一次讨论课，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很多第一次上大学阶段历史课的学生感受到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魅力。当时适逢芝大校长准备退休，校报里发了芝大董事会对现任校长丰功伟绩的评价。看到这，我灵机一动，可以以想象1000年后如何研究本世纪初的芝大历史为开场，让大家讨论如何运用校报里董事会对校长评价来研究该时期芝大历史。同时，我又请了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波士顿学院攻读政治思想史博士的凯硕兄从哈佛的立场写了份对芝大的评论。凯硕兄果然根据我想的，在评论中强调了芝大学生都是书呆子（nerd），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讨论康德，芝大是一个“快乐死亡”的地方（where fun goes to die）。我希望通过这些非常现实的材料，让大家理解我们研究古代史时面临的材料是多么的残缺和复杂。

Where fun goes to die已经成为芝大学生自嘲的座右铭

第一次讨论课基本按照我预期的方式来。就开场而言，我在想用“什么是历史”这样的问题来引发讨论，过于僵化，我就以问大家有没有去过东方学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博物馆开场，引起大家讨论东方学研究所里大多数从事古代文明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不是历史学家，以让大家感受考古学、语文学和古代史三者之间微妙的区别。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低估大家。当我问在东方学研究所里大家做什么时，大家已经明确说是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当我进一步问是否有人认为他们是历史学家时，没有人说是，甚至有人直接说，他们只是把文本和考古材料整理出来，这不是历史研究。同时，我还把去年在芝加哥开的美国东方学（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年会里的一个古代近东组的两篇论文的摘要进行简化处理（并且匿名），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分辨谁是历史学家、谁是语文学家，大家都很快分辨出来，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当时，我有点尴尬，感到的确低估了大家，我本来想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是语文学、什么是考古学，进而什么是古代史，但大家的回答已经一步到位。

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博物馆

尽管如此，到讨论想象1000年后大家如何根据芝大董事会对芝大校长的评价和哈佛本科毕业生对芝大观感的两则材料来书写本世纪初芝大历史时，大家讨论非常激烈，基本指出了尽管芝大董事会的评价是第一手材料，但这个材料充满局限性，只反映了董事会的观点，没有反映教授、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观点；大家也指出哈佛毕业生对芝大的观感是一种偏见，与其说是在写芝大，不如说是在写自己作为哈佛毕业生的优越感，可以随意黑其它学校。在大家激烈讨论的基础上， 我进而总结，大家虽然明确可以看出这两种材料的问题， 但这就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局限，对于像雅典这样地方，虽然有大量来自雅典的铭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只能反映某个群体的观点，类似芝大董事会的声明；而对于斯巴达，基本文献材料都不是来自斯巴达本身，都是外部人如何看待斯巴达，类似哈佛毕业生写的对芝大的评论。我进而介绍历史经验主义（historical empiricism）和历史建构主义（historical constructionism）区别。我强调，对于古希腊历史上很多问题，历史建构主义态度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我又和大家分享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关于中亚游牧民族的记载和相关考古材料，我强调大家在接触到这种材料时，能意识到波利比乌斯作为一个希腊人对游牧民族存在偏见是好事，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像研究希腊历史书写的文学研究者那样走极端，去把波利比乌斯笔下所有非希腊族群仅仅作为波利比乌斯展现希腊认同的一种“想象”。我进而说，历史学家有时会像文学研究者一样，对文本复杂性有充分考量，但历史学家更尊重证据，在中亚考古材料表明了希腊-大夏王国对北边防御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波利比乌斯记载是子虚乌有。于是，我和大家强调了霍尔《古风时期希腊世界史》书里关于弹钢琴的两种方法的比喻。霍尔提到，有后现代思维的历史学家可以在传统方法上，把钢琴弹得更创新，但这仍然是弹钢琴；而后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像是用锯子去拨动钢琴，这尽管仍然可以产生某种音感，但已经不是弹钢琴。霍尔想强调的是，对证据的尊重是历史学家一大本质特征，历史学家不会像后现代文学研究者那样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普世性，去忽视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在最后总结中，我也强调，在古代文本研究中有两种极端立场，一种是极端保守立场，认为对某个地区关于某个问题的所有文献材料都挖掘出之前，大家无法进行任何历史研究；一种是极端后现代怀疑立场，认为古代所有材料都是某种记忆或表演，大家无法根据这些材料进行任何实证研究。我希望让学生明白，这两种立场背后的思维都是高度文本中心论，都是反历史的。

霍尔的《古风时期希腊世界史》

之前我为线上教学讨论课而紧张，觉得这样会比较被动，但看到第一次讨论课上大家积极发言，高度配合我的剧本，也让我对接下来的讨论有了信心。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周五时我们有线上教学会议，Katie、Ella和我一起交流该周讨论课情况，以反思以后再教这门课时，是否应该对阅读材料有所调整。在第一周聚会上，为了加强学生和我们之间交流，Katie建议我们每个人鼓励所在组学生在第二周之内和我们进行一次5-10分钟的谈话，以了解大家的背景和对这门课的期望。于是，我在Doodle上设立了预约系统，每个学生有15分钟，在我所在组的大概20人中，有15人左右签了预约系统。由于我和美国的时差，我的时间都设置在国内早上和晚上，大多数都签了我晚上的时间。于是，在整个第二周周一到周五每晚深夜10点到12点间，我都在和大家进行线上交流，对大家的背景有了了解。每次交流，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对方为什么要来上希腊史，收到的答案多种多样，不少学生都分享了自己之前和希腊有关的背景和经历。有趣的是，没有任何回答是“希腊是西方文明源头”。相反，有好几位学生回答自己有一点希腊或巴尔干族裔背景，希望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尽管这种认识背后有19世纪希腊古典在希腊民族主义认同中建构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希腊对于美国人而言更多是一种地方而非普世。同时，还有一名学生就是希腊人，我特意询问了他高中教育背景，得知他并没有上国际学校，而是接受传统的希腊高中教育（恰好国内刚刚出了一本关于希腊历史教学在近现代希腊的书）。但是，他说当他看到课程大纲就非常激动，因为教学的内容与视角和他高中学的希腊史完全不一样（这也许也和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上中国史感觉一样吧）。另外，我也得以一撇疫情下美国学生的状况。至少表面来看，大家状况都很好，特别有一经济专业的女生和我说她在进行风投方面的创业。

陈莹雪《修昔底德的苏醒》，系统研究介绍了近现代希腊的古史教育

由于芝大是三学期制，9月底才开学，到了第三周时，已经接近大选前夕。恰好，第三周讨论的内容是梭伦与克里斯梯尼改革。为此，Katie在周二上课后和大家发了一封邮件，强调周四大家要讨论雅典民主政治与选举系统确立紧密相关，进而联系现实说了一番课上大多数人作为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感想。我由此可以感到，Katie作为考古人类学家，在理性上会对希腊是西方文明起源这样的认识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她在感性上仍然会不由自主会进入关于希腊与西方文明关系认知的传统话语里。就我个人而言，作为非美国公民，如何把周四的课上好就存在一定挑战。于是，我决定，走学理化路线，给大家增加一些料。当时，恰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周五举办了一个由斯坦福大学的约书亚·奥博（Josh Ober）和密歇根大学的萨拉·佛斯戴克（Sara Forsdyke）关于雅典选举体制的线上对话。我给所有人发了链接，说有兴趣可以注册参加。就我带的讨论组而言，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经济和自然科学背景，我让大家看YouTube伯克利官方账号里奥博去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塞特（Sather）访问教授时的讲座视频——关于“理性的希腊人”（The Greeks and the Rational）涉及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梯尼改革的部分。奥博借鉴了约翰·纳什的博弈论对梭伦和克利斯梯尼改革建立了模型，并通过幻灯片展示。我在课上问大家有经济和相关背景的学生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引起了激烈讨论，让大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专业和古希腊史也可以挂钩。我也借此和大家简单讲了奥博的背景（根据他《古典希腊盛衰记》（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一书致谢部分），他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读本科时上了希腊史基础课后才决定以希腊史为业；又和大家分享了后来奥博在普林斯顿教希腊史时，有本科生问他关于古希腊刑法系统问题，奥博说这可以成为一篇博士论文，结果改本科生最后真的就改题目在剑桥大学写了博士论文，这个人就是现在哈佛大学校级教授的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根据艾伦《普罗米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Prometheus）一书致谢）。分享了这两个逸闻后，我和大家半开玩笑说，说不定大家中间就隐藏着未来某位希腊史大家。

奥博的《古典希腊盛衰记》

通过前三周教学，我和大家有了初步认识，因此到第四周要换讨论组时我有点不舍。不过，第四周讲希波战争与波斯帝国，恰好和我研究非常接近，讨论材料是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和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第一部分。我借此机会和大家讲了关于“古代民族志”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概念，告诉大家，所有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就古代而言，恰恰是因为很多材料非常主观，才非常有趣。因此，我以《波斯人》为例带领大家反思希腊人如何建构“他者”。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并没有完全对此持批判态度。在讨论波斯铭文时，我让大家思考该铭文和《波斯人》戏剧里的共通性。最后告诉大家，希腊人对波斯人有偏见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波斯帝王就在铭文里显示自己无所不能——虽然实际上不是。这样大家怎么能期待希腊人不用东方专制主义去概括对波斯的认识？

到了第五周大选前夜，讨论雅典民主政治，对作为非美国公民的我来带这个讨论，又有一定挑战。一开始，我给大家简单讲了近现代以来欧洲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接受，主要讨论材料是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我借此机会引导大家根据葬礼演说里伯利克里的精英主义思想去反思雅典民主政治下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和大家强调雅典民主政治并不仅是一套政治经济体制，更是一性别体制，是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排斥，以构建起民主政治下的男性公民气概。同时，在第五周教学会议，Katie特别强调，下周就是大选，周四的讨论不记考勤。当然，由于今年大选特殊情况，到周四还没有出结果，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来上课，大家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讨论像往常一样进行。而这次讨论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材料是修昔底德里米洛斯对话和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在通过米洛斯对话对雅典帝国主义进行反思后，我们转移到《吕西斯特拉》，这给我进一步阐述雅典民主政治何以是一种性别体制的机会。同时，我也根据相关研究，介绍阿里斯托芬刻画吕西斯特拉的形象时有不少妓院老鸨形象，我也借此机会和大家讲了古希腊大众文化问题，并介绍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这一概念。

贝希斯敦铭文

总体上，我带的第二个讨论组没有第一个讨论组表现得那么积极，但也给我夹杂私货带来更多的机会。同时，第4-6周见证了美国大选前夕和结束，第7周恰好对应的是一种美国狂欢状态。在该周，我们又再一次换了讨论组。这周主要讨论的是悲剧《安提戈涅》。这是我带的最激烈的一次讨论，真的不是我在引领大家的讨论方向，而是大家的讨论层层深入，从《安提戈涅》涉及的法律问题到人与命运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大家的踊跃发言直接带动着方向。同时，《安提戈涅》讲述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对忒拜僭主克利翁的反抗，在拜登获胜情况下，也许也有一点的隐喻。最后到了第10周，按照Katie的计划，星期二我给大家讲希腊化时期。一开始，我野心有点大，想一半讲亚历山大，一半讲3世纪希腊化帝国。但在星期一自己私下试讲时，发现一个小时只能讲到继承者战争结束。因此，我调整计划，决定把希腊化帝国放到第四周讨论课时，一开始作为引领讲下。一方面，我能想象大家对亚历山大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让大家认识到征服背后的社会文化的机制问题。因此，在课上，我和大家说我们可以把亚历山大征服作为一种导游，带领大家游览晚期波斯帝国。在讲亚历山大征服过程中，我着重强调亚历山大从小亚细亚到印度和各地传统的互动，也展示了希腊文和东方文献（比如古巴比伦天文日记）对亚历山大的记载，以使大家对希腊化研究的多语文献特征有一定认识。在讲继承者战争时，一开始我说到前281年时，出现了塞琉古、托勒密和马其顿三个希腊化王朝三足鼎立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强调，大家一定不能用胜利者的眼光去看从323到281年这段历史，在此期间，一切都不稳定，没有任何人从一开始就一定要成为胜利者。因此，我特别给大家讲了优美尼斯（Eumenes）的情况，一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位继承者战争中的悲剧人物；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一直以来的微妙关系。最后一次讨论是关于普鲁塔克的《皮鲁斯传》和一些希腊化时期的经济法律文献。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何上好这最后一课，因为可能大家已经不太想发言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后一次讨论仍然非常激烈，借着《皮鲁斯传》，大家的讨论涉及到了希腊化时期政治文化的主要方面，还有希腊和罗马的关系。在讨论托勒密法律文献呈现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区别时，课上一叫Bill的中国学生非常有洞见地提到，根据该文献，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区别不在于族群而在于是否说希腊语。我回应说这一想法很好，并介绍在希腊化时期，希腊语像英语一样成为普世语言，也成为一些人特权和身份的象征，比如埃及和巴比伦一些本土人会给自己取希腊名字。这时候Bill笑了下。这让我感到，在美国的希腊史教学体系里，尽管希腊化史占据边缘地位，但希腊化很多问题能与现在有诸多互动。尤其是像这门课的学生一样，大家的族群和国籍都很多元，我们有理由在教学上更多讲述这一历史上的多元性时代。最后还有5分钟时，我本来打算结尾时和大家强调希腊化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当亚历山大踏上东方土地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一辈子回不了马其顿和希腊故土，像塞琉库斯一世。当我正要说时，我迟疑了下，还是不要以那么悲观的方式来结束。

塞琉库斯一世钱币

最后一步就是改期末论文。到课程结束后， 虽然已经带了三个组的讨论，接触了所有的学生，但因为学期太短，不少人印象已经开始模糊。论文是我们三名教学人员按大家姓氏拼音分，我分到的论文基本三个组的学生都有。所以我又得以在阅读论文过程中回想起课上一些学生的谈笑风生。论文有三个题目可选：第一个是雅典帝国衰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是如何理解古风时期希腊僭主， 第三个则是想象题，即想象出土了一文本或物件，讨论该新材料如何丰富或改变大家对希腊史某个问题的理解。总体上，大多数学生都选了前两个问题。就我批改过程中，选择第二个问题的总体分数会比选第一个问题的高些，其中一重要原因是选第一个问题的学生的论述会流于政治军事表面，缺少对背后制度文化机制的思考，而第二个问题则是直接鼓励学生理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僭主制。比如我批改的论文中最优秀的两篇论文都是关于僭主制的。其中一学生用公元前6世纪庇西斯特拉图斯时期的雅典的一个双耳瓶作为着眼点，看当时雅典的经济（橄榄贸易）和文化（体育竞技）互动。进而以一个出土物件为着眼点，勾勒出庇西斯特拉图时期雅典的面貌。还有一篇是论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里对雅典僭主的描写是有意识将他们书写为荷马式的英雄，尽管这篇论文论述并非完美，但其视野和关注点已经超出了这门课的要求。另外，还有我带的第一个讨论组里有个经济专业在做风险投资创业的女生，她的论文是从风投角度论证古希腊僭主是像今天的硅谷创业者一样，主观在为自己谋利时，客观上推动了制度创新和创造了社会福祉。在读这篇论文时，我想到去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时听了接待我的希腊史老师艾米丽·麦考（Emily Mackil）教授的一个讲座，她从金融师分析风险的方法来看古希腊财产权问题。虽然该学生论文总体上写得比较浅，没有真正运用经济金融理论来分析僭主问题，但她结合自身经历的视角也足够让我有深刻印象，虽然最后我没有给她最高分，仍然写下了一大段鼓励的话作为评语。同时在通过邮件把批改过的论文还给她时，我特别强调了句“Good luck with the cool thing you’re doing”。而选第三个问题的大多数都做得很出色，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带的第二个组里和我说希望能搞古典接受研究的一位学生，他想象出土了一份从斯巴达视角写的关于温泉关战役的文献，结合相关古典斯巴达传世史料和后世对斯巴达刻板印象，论证了该文献如何改变大家对斯巴达的印象。最后我在把批改过的论文发给他时，也强调了句“good luck with your inquiry”。

最终，在我们教学人员方面和学生双方面配合下，我们度过了这个学期。通过他们课上的发言和大家的论文，我也确信通过简短的10周，大家不仅掌握了希腊史基本知识，也学会了一点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在只有10周的线上教学情况下，我还是遗憾没有办法和大家面对面接触，只有到最后批改论文才真正记住了一些学生。当然，所幸的是，下学期我要继续作罗马史的助教，当我打开Canvas的罗马史课程页面，看到选课人员时，有点恍惚——选希腊史的大部分学生下学期选择了继续上罗马史！

从10月到开学到现在，美国经历了自2016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疫情感染人数也加速度式的增加。2020年即将过去，我非常期待在2021年这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份，和课上学生们一起探索一个西地中海边缘村庄如何建立一个帝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