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疫｜《人类大瘟疫》作者：关于疫苗犹豫，最担心阴谋论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给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挑战，人们意识到传染病的应对不仅是医学问题，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历史研究领域，原本小众的医疗史骤然进入公众视野。《瘟疫与人》等经典医疗史书籍脱销加印，一批新作则快马加鞭印出，关于传染病历史的讨论溢出学术圈，成为公共话题。澎湃新闻推出医疗史专题“历史记疫”，探讨医疗史研究在这个时代的回响。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医疗史学者

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曾是英国《观察家报》资深记者，在做一个有关禽流感的深度报道时与传染病史结缘，此后攻读博士学位、开启学术生涯，现在伦敦城市大学任教。霍尼斯鲍姆著有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全球大流感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内的多部医学史作品，其中《人类大瘟疫》是其出版于2019年的新作，回顾了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到SARS、埃博拉、寨卡等近一百年爆发的流行性疾病。霍尼斯鲍姆在这本书的结语中写道：“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

话音未落，一场新的大流行便呼啸而来。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3月，霍尼斯鲍姆在伦敦的病床上为《人类大瘟疫》写下了评述新冠疫情的额外一章：“未知疾病X”。他发烧了，有间歇性咳嗽，但是由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缺少检测试剂盒，无法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他的几个朋友则症状更严重，有的还出现了嗅觉丧失和味觉减弱，情况令人不安。他认为英国政府的应对过于迟缓。幸运的是，霍尼斯鲍姆的病情在4月初好转，得以继续观察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及应对。在重新回顾包括新冠在内的人类大瘟疫时，霍尼斯鲍姆表示，新发传染病的流行正在加速，19世纪的鼠疫和霍乱需要历时数年的传播，现在只需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而人类最大的教训是，尽管科学知识一直在进步，但它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使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所谓的“未知疾病X”——视而不见。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译本以及“新冠大流行·特辑”（马克·霍布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出版

澎湃新闻：您在《人类大瘟疫》这本书中考察了人类历史上的几次传染病大流行。能否请您谈谈历史上的大流行对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过去的大流行与当下的大流行有何异同？

马克·霍尼斯鲍姆：“大流行”是一种“压力测试”，它能够暴露一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撕裂和不平等。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的那样，大流行也可能导致对政府机构和领导人能力的质疑。有时候大流行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或政治影响，例如在14世纪的黑死病爆发时，农村劳动人口的议价能力有所提高，并且对欧洲的封建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挑战。然而，这只有在流行病造成人口的重大变化时才会发生，即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进而导致可供资本使用的劳动力也大大减少。1918-191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似乎就没有这样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尽管当时有超过5000万人死于这场流行病，但平均下来全球受到影响的人口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澎湃新闻：过去一百年里发生过多次传染病大流行，但1918年大流感被提及得最多。能谈谈那次大流感和新冠的异同吗？

马克·霍尼斯鲍姆：我曾在《纽约书评》2020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谈过二者的异同。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历史上与目前这场新冠大流行最相似的，就是1918年的所谓“西班牙大流感”。全球卫生专家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在敲警钟，认为会有一场速度、规模都不输1918年大流感的大流行，它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冠和流感是不一样的病原体，传染途径、感染率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致死率。另一点令人担心的是，在1918年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感染过某种类型的流感，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可以多少获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结果是1918年大流感仅感染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相比之下，面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我们可能没有任何免疫力，这意味着可能有更高比例的人口在大流行中受到感染。

我还想补充的是，新冠的潜伏期比流感长得多——前者是14天（甚至更长），后者则是2-5天。这意味着，和流感不一样，人们得有能力在携带者把病毒扩散得更广之前测试、追踪、隔离潜在感染者，从而切断传播链。英国和美国在早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个巨大的错误。

澎湃新闻：1918年的大流感为什么没有在人们的情感记忆里留下更多痕迹？环境史学家称之为“被遗忘的故事”：灾难降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仿佛没有发生过，没有历史学家提起这个事件。而新冠被称为世界历史的新分水岭。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历史学家什么时候意识到瘟疫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

马克·霍尼斯鲍姆：历史学者，尤其是医疗史/医学史学者很早以前就意识到瘟疫和传染病的重要性了。西方史学史上的第二部历史书籍，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一整章在描写公元5世纪的雅典瘟疫。关于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在欧洲冒险家殖民中南美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无数书籍都写过。

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什么被“遗忘”？在那场大流行爆发后的五十年中，没有人——至少没有历史学者给予关注，大家都更加关心同时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人纪念在那次流感中丧生的护士和平民。1924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回顾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年份时甚至提都没有提这场流感。一个显著的原因是，疫情被战争的阴影所掩盖。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疫情与协约国军队突破兴登堡防线几乎是同步的，而随后11月份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到达顶峰之时，停战协定来了。因流感而逝去的人们被掩埋在街头巷尾庆祝停战的欢庆与欢呼声中。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对死亡率的规模知之甚少（1927年，流行病学家全球死亡人数的估计仅为2100万）。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于为国王与国家献出生命的士兵，死于流感的人并不在民族主义和伟大牺牲的叙事之中。他们是被遗忘的逝者。一直到1968年以后，陆续有文学和历史作品涉及这场大流感，并且有人整理了上千名幸存者的证词，它才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中。

相反，新冠疫情不会被遗忘，原因有几个。第一，借助于卫星频道和社交媒体，我们能在各种屏幕上实时追踪疫情的每一个进展，而这在1918年是不可能的；第二，由于全球供应链和现代经济产业是如此地彼此紧密相连，新冠疫情很可能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澎湃新闻：新冠的爆发正在如何改变世界，可以分享一些您所观察到的变化吗？

马克·霍尼斯鲍姆：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新冠肺炎提醒我们作为人类的共性，在种族、宗教、国家的差异之外，我们在可能不同的皮肤之下，根本上是一样的。同时，由于对民主机制和科学知识的不信任，以及社交媒体放大阴谋论和所谓“假新闻”，这种流行病以及对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抵制也加剧了政治上的两极化。

就未来的工作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疫情如何加速了诸如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居家办公、缩短工作周等趋势。也许将来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并不需要一直都在办公室里，休息和花更多时间在户外锻炼是健康的。然而，关键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治愈地球，以避免传染病大流行和气候灾难持续地发生。我认为解决方案在于，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社区和地方政府，并信任人民的智慧。

澎湃新闻：您最近的研究关注的是“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现象（注：介于完全支持和完全拒绝接种疫苗之间的情况，例如延迟接种疫苗、接受疫苗但心怀疑虑或只接受注射部分疫苗），根据您的研究，疫苗犹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疫苗犹豫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这一代父母成长在一个医药科学发展的黄金年代里，医学的发展彻底消除了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和风疹等在上一代人记忆中会致死或致残的疾病，这一代父母对于传染病的风险有些掉以轻心。新冠疫情可能已经通过提醒人们传染病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在威胁人们的生命而改变了这种情况。问题是，仍有许多人不相信新冠病毒是真的，或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那就是在实验室生产的。因此，即使提供了这种疫苗，他们也不会接受疫苗。因此，我最担心的是阴谋论，以及我们的人口中科学素养水平低下的问题。

澎湃新闻：医疗史在新冠爆发之后受到尤其多的关注，作为一名医疗史研究者，您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从医疗史中汲取什么教训。最主要的教训是我们总是忘记医疗史的教训。其中之一是大流行在历史上一直发生，并且会继续发生，但是没有两种大流行是完全一样的，以为我们经历过一次就能完美应对下一次是个错误的想法。总体上，我认为提供教训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但是，作为医学史学家，我还是愿意提供一个从历史中得来的处方：“警惕狂妄自大的态度，培养一种对突发事件的灵活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