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史︱令华盛顿和拿破仑致死的“英雄疗法”

1799年12月14日星期六，乔治·华盛顿在黎明前醒来，他告诉妻子玛莎，他快喘不上气了。

尽管医生们已经对华盛顿进行了相应的治疗，但情况并没有好转。于是天亮以后，华盛顿的主治医师，“曾经为病人实施放血疗法”的乔治·罗林斯，切开了华盛顿手臂上的静脉，为他放了约12盎司（1美制液体盎司约为30毫升。—编者注）的血。在接下来的10个小时内，另外两名医生—詹姆斯·克雷克医生和以利沙·迪克医生又为华盛顿放了4次血，共计放血量约100盎司。

乔治·华盛顿

放掉华盛顿体内至少60%的血仅仅是治疗方案之一。医生们还在这位美国前总统的脖子上涂了一层由蜡、牛油及干燥后的甲虫分泌物混合制成的膏状物。这种膏状物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可以让患者的皮肤起水疱。医生们认为，切开水疱，把里面的液体吸出来可以去除病人体内致病的毒素。医生们让华盛顿用一种糖浆、醋和黄油混合的液体漱口，在他的双腿和双脚上敷上麦麸制成的膏药，并给他灌肠。另外，为了安全起见，医生们还给华盛顿开了一剂泻药—氯化亚汞。

不出所料，这些治疗方案都未能奏效。晚上10点，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死后请给我举办一个像样的葬礼，三天以后再下葬，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很好！”（尽管身为国父的华盛顿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也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一样，不希望自己被活埋。从1780年开始，上百种配备了铃铛和其他信号装置的所谓的“安全棺材”已经获得了设计专利。）

大约22年之后，另一位对世界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拿破仑也遭遇了19世纪早期的奇葩药物。1815年滑铁卢战役惨败后，拿破仑·波拿巴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的长木庄园。拿破仑一连几个月腹部阵痛、呕吐。在此期间，他的四名医生（每个人都写过关于拿破仑的回忆录）给他灌肠数百次，并且定期给他使用化学名称为“酒石酸锑钾”的强效催吐剂——或许，这对于一个已经吐得七荤八素、身体极度虚弱的病人来说算不上是最好的治疗方案。1821年5月5日，曾经叱咤风云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与世长辞。

拿破仑

病态的历史学家们洋洋洒洒地撰写了长达数千页的文章，推断导致这两位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伟人死亡的病因。现今，针对华盛顿的回顾性诊断，普遍被认可的结论是华盛顿可能死于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会厌感染。B型流感嗜血杆菌也是导致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体。少数人支持另一种说法，认为华盛顿死于PTA（扁桃体周围脓肿）——因感染了链球菌，扁桃体化脓肿胀，直至窒息而死（PTA的另一个名字是“quinsy”或“quinsey”，这个单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憋死狗”）。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华盛顿在弗农山庄受了寒而去世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尽管此事在华盛顿的所有传记中都曾被提及，并且在他去世前几天，天气一直阴冷潮湿，而他仍然执意在12月13日晚穿着潮湿的衣服与友人共进晚餐，但是着凉并不会引发感染性疾病。

同理，因为有充足的原始材料可供推测，关于拿破仑死因的争论似乎也将永远继续下去。初步的尸检结论是，拿破仑死于胃癌，这也是其父亲在1785年去世的原因。有人认为拿破仑死于肝炎，也有人认为他是死于在1798年埃及战役中感染的血吸虫病。但业余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认为拿破仑死于砷中毒：无论是砷可以作为谋杀的武器，还是拿破仑住所的墙纸中碰巧或多或少含有砷的成分，砷中毒的说法似乎都更有研究价值。

对于这两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将军而言，公正而诚实的答案是他们均死于医源性疾病，或者说是死于无效且危险的药物，更准确地说是死于“英雄疗法”。

“英雄疗法”时代通常是指1780-1850年。在这段时间里，医学教育和实践是高度介入性的，甚至当时的介入治疗给病人造成的伤害至少和它的益处一样多。那个年代的医学实践有些欺骗性、靠不住。从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医学实践不断在介入疗法和保守疗法之间左右摇摆。对于医生们来说，最佳平衡点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而且似乎向来都是如此。

体液致病学说源远流长。比如，2世纪希腊帕加马城的医生盖伦首次将放血疗法作为平衡人体四种体液的方法推广使用。这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体液理论根据这四种体液在不同人体内的相对含量，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人们的不同个性。乐观者体内血液含量高；易怒者体内胆汁含量高。体液含量曾经是人类早期医学实践中的一项指导原则：胆汁过多会导致发烧，而黏液过多则会导致癫痫。

体液学说以其不同的形式在西医领域盛行了近两千年。这种学说能够承袭多年，不是因为遵循它提出的规律可以提高病人康复的概率，也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生理学的精确指南。传统的体液学说认为，肝脏能制造血液，推崇体液学说的医生认为黑胆汁就如同暴露在氧气中的血液。同时，体液理论倡导者似乎认为，由于健康是体液平衡的标志，那么疾病一定意味着某种不平衡。这一学说同时强化了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元素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空气、土壤、水、火等基本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体液理论能够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是，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它是当时人们唯一能够遵循的医学理论。1923年出版的《医学原理与实践》，作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四大创始人之一威廉·奥斯勒爵士，他在此书中仍然推崇体液理论。6世纪拜占庭时期，塔勒斯的医生亚历山大可能会使用强效的生物碱提取物—如阿托品、颠茄制剂—治疗他的病人，使用铜绿（醋酸铜）为病人通便，使用鸦片作为镇静剂。同时他也让病人们住院接受他的照顾。当时设立医院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病人治疗疾病，而是对病人提供一种帮助，让病人在等待康复或者死亡的过程中尽可能舒服一些。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没有副作用”，“自愈力胜过良药”。（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希波克拉底的其他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两个说法，原《希波克拉底誓言》通常被翻译为“……永远不伤害任何人”。但毫无疑问，希波克拉底认同它们所表述的观点。）

如果需要进一步追溯的话，“英雄疗法”的实践早在18世纪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菲利普斯·奥里欧勒斯·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两个世纪后，他成为推崇“英雄医学”的后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这位德裔瑞士医生还是一名占星家，是通晓一切神秘事物的大师，现代读者遵从他的意愿，通常尊称他为“帕拉塞尔苏斯”。他和盖伦一样，因为缺乏有效的测试机制来验证其体液假说，也被称为“原始科学家”—大自然的深入细致的观察者。尽管他认识到盖伦体液学说的不足，并替代性地提出了基于汞（俗称“水银”）、硫、盐三元素的平衡构想，但这一构想同样无法得到验证。从16世纪开始，汞作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药物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1530年，帕拉塞尔苏斯对汞的热情高涨，他甚至鼓励奥地利医生杰勒德·范·斯威坦使用氧化汞作为治疗梅毒的药物。氧化汞比氯化亚汞更易溶于水，因而比华盛顿的医生们开出的氯化亚汞药方的毒性更强。1720年的一个治疗梅毒的处方要求，患者在3天内服用4剂氯化亚汞，医生在病人用药间隔期间仅为患者放1品脱（1美制湿量品脱约为473毫升。—编者注）左右的中等量的血液。由于错将含汞药物的副作用和药效混淆，含汞的药物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当病人出现汞中毒的典型症状，例如牙龈溃烂和不由自主地流口水时，医生们会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药物起作用的明显标志。

通过回顾，我们知道汞疗法在目前看来的极端恐怖的治疗方法和医学理念中仅仅是九牛一毛。盖伦之后的16个世纪里，人们在医学领域的知识在飞速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出生于布鲁塞尔的医生安德烈·维萨里是欧洲第一个获准解剖人类尸体的医生，他为解剖学带来了开创性的变革；英国生理学家、医生威廉·哈维发现，血液由心脏流向四肢，然后返回心脏。即使是对汞和其他一些有毒物质的热情，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一些更具科学精神的医生很快将会证明，汞确实能够杀死一些痼疾的病原体。华盛顿和拿破仑的医生们的最大缺点不是他们医术不精（就放血和催吐而言，他们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医术最精湛的医生），而是他们所遵循的医学理论有问题。18世纪的医生对致病原因的了解如同猫对微积分的了解那样一窍不通，显然也并不比他们的生活在2世纪的前辈知道的更多。当时的医生虽然可以接骨，可以通过毫无价值却相当复杂的考试，还可以安抚即将死亡的病人，但除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对安全且有效的药物持续探寻了几千年，却仍然没有见到曙光。

本杰明·拉什

美国刚刚独立不久，1793年费城就暴发了黄热病。当时最著名的医生本杰明·拉什使用含汞的药物为几百名病人治疗黄热病。他还使用水疱疗法（华盛顿的医生们在华盛顿临终前为其使用的治疗方法）来医治有精神疾病的人。1827年的“发疱膏”处方应当包括以下成分：

提纯后的黄蜡、羊板油各1磅（1磅约为0.45千克。—编者注）；黄色树脂4盎司；发疱蝇虫细末1磅（蝇虫细末的活性成分是斑蝥素，斑蝥素是甲虫、米斑蝥、西班牙苍蝇分泌的一种高毒性的刺激性物质）。将黄蜡、羊板油、黄色树脂熔化在一起，在它们逐渐冷却凝固之前，将其洒在发疱蝇虫细末上，制成药膏……发疱膏通常需要敷在患者的颈部、肩膀或者脚上保持12个小时，以便产生足够大的水疱，然后才能去除膏药，从最关键的部位切开水疱……

本杰明·拉什尤其喜欢在病人剃发后的脑袋上敷这种膏药，以便“将毒素从脑部附近彻底排出”。他还将这种疗法改进为“摇摆疗法”，将病人绑在椅子上，然后吊在天花板上一次旋转几个小时。这些在现代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疗法不是出于拉什相信自愈力是最好的医生，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他教授的医科学生们说：“在为人治病的时候，就当自愈力是一只狂吠的狗或者不停叫唤的猫。”

当医生们只能依靠眼睛、手、舌头和鼻子来诊断时，无怪乎他们会通过仔细观察一些现象如患者的尿液、大便、起疱症状等来进行诊断。直至1862年，J.D.史普纳医生还会这样写道：“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使用了各种药物后，患者体内的疾病意外地通过皮肤起疱后得到了缓解。”从当时所有药物的分类来看，药物不是通过其所治疗的疾病来分类，而是根据其最明显的功能来分类：催吐、麻醉或利尿。

“英雄疗法”很大程度上是经历了科学、政治和技术领域巨变的时代产物。18世纪上半叶，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1750-182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次将电能应用到工作中；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列发现了氧元素；亚历山德罗·伏特发明了电池；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分离式冷凝器；几千英里的蒸汽机车铁轨铺设成功。人类不再对大自然逆来顺受，而是把它当作需要征服的敌人。从一开始就不屈服于自然的医生们更容易相信，所有新近发现的化学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将是他们战胜疾病的武器。

因而“英雄疗法”“奏效了”。也就是说，“英雄疗法”确实有一些效果，虽然它会带来一些像呕吐和腹泻一样令人不舒适的副作用。无论是在2世纪的希腊还是18世纪的弗吉尼亚（或者是在21世纪的洛杉矶），病人们都希望医生们能做点儿什么，而“英雄疗法”通常会奏效。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的病情会有所好转。

这个简单的事实却经不起大肆炫耀。多数人感染某种疾病后身体能够好转是因为致病病原体遵循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这一基本特性：很多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同时几乎所有传染病的致病病原体都无法通过杀死宿主而获得长期进化的优势。致病病原体经过长期的进化，通常都能够达到与其宿主暂时共存的状态，即让他们生病却不杀死他们。（事实上，从任何一种疾病的毒性强度都可以看出这种疾病与人类共存的时间。例如感染了水痘带状疱疹（一种能导致水痘的病毒，已经与人类共存了几千年）的社区成员的患病周期只有几周，原因是宿主的抵抗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同时病原体的毒性则变得越来越弱，而几千年前这种疾病在人类聚居区的首次暴发却导致了大量患者死亡。）因此，无论医生是给病人进行强效催吐还是冷敷，引发介入治疗的胃痛症状都可能会很快消失。

医生并不是人体“自限性疾病”（即那些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就可以自行康复的疾病）的唯一受益人。从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和美洲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我们目前称为“替代医学”的从业人士：颅相学家、水疗师及顺势疗法医师都声称自己的水平至少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德国医生弗朗兹·梅斯默尔大力推广了他的动物磁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磁场能量自由流动受阻而导致的。他的理论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欧洲有几十名贵族都到他那里接受了治疗。（他的治疗方案最终被路易十六国王任命的全明星委员会揭穿，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安托万·拉瓦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美国社会当时更像一个对医学发展毫无约束的自由市场。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各地，人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执照就可以行医。大多数的医生都是自学成才，自我认证。上过医学专科学校的医生或者为其他医生当过学徒的医生都是凤毛麟角。当时所谓的“处方”，并不是针对某个病人开的特定药方，而是药剂师为那些自我给药的病人配置的方剂。药剂师们还会经常张贴广告，说他们能提供一些当地知名医生的药方，从治疗神经疼痛到癌症，应有尽有。除了所谓的“处方药”，医生没有执照也可以售卖药品或者给病人开药。“处方药”这个词是19世纪中期才被提出的，特指那些明确标识了成分，仅用于治疗药品标识中指定疾病的专利药物，而其他药物，包括专卖药品和专利药品，完全不受管制，正如“公立学校”并不属于公众一样，“专利”一词当时也只是为了混淆视听，所谓的“专利药品”并未获得专利。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行医的梦想天堂，行医者在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后只是附加一句：“让病人保持警惕”。

（本文摘自威廉·罗森著《抗生素的故事：一颗改变人类命运的药丸》，陈小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