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吧，野蛮人！——全球抗争与我们时代的“非运动”（下）

在下篇中，作者指出，我们所见证的“非运动”是一种反形式（anti-formistic）的动势，它通过继续抵抗任何意图振兴当下这个政治世界的尝试，从而超越我们当下摇摇欲坠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阶级社会的基础。

传统的社会运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展开，而今天世界上的非运动正在缓慢地，或者可能马上就会迅速地重塑这片土壤。尽管它们略有偏颇，却造就了“对真正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来之不易的认识：将人类从意识形态之中解放出来，对每一种区隔的必要的超越，对总体性观念的武力征服。”它们要重组让各种争辩得以展开的那个基础。

围绕身份展开的斗争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已经垄断了政治场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变得愈发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方向上的改变，因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归根结底都是国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发生改变的其实是这个世界上那些通过其反形式的动势来袭扰守旧政治的非运动。理解非运动本身如何揭示我们当前时代的反形式的趋势，以及在其合流中，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所谓的资本、国家和阶级等社会形式的消蚀。

“身份政治”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消亡而出现，它构成今天绝大多数斗争的基础。尽管本文认为它是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的必要模式，但作者指出，它同时也指涉出非运动所要超越的局限——通过敌意达成的团结是不够的。对警察的敌意制造了越来越强的分裂，而分裂削弱了抗议中潜藏的解放可能。事实上，只有通过剥去整个系统的合法性，非运动可以最为有效地抵抗警察。非运动通过对于何为错的共同感觉判断而达成团结，但又恰恰限制于这种与“错”之间的关系，要超越这种限制只能依靠阐明关于“对”的共同愿景。同时，真实的利益分裂也被共同愤怒所掩盖——不同身份的特定群体会将自己表现为最饱受剥削或最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来代表整体。作者提出，超越局限意味着新型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一种“有组织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

本文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三、新的世界失序

贝亚特把非运动的出现与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用以描述上世纪8、90年代东欧剧变的“refolution”，即通过暴力革命达成自由化改革，加以比较。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先例，但艾什和贝亚特却都没有意识到其重要的原因。艾什没有看到的是东欧的运动是对于苏联解体的回应，后者预示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危机。而自此之后，西方世界也开始在自身滞涨和去工业化等方面追赶这些苏东国家（见[上篇]图1）。我们这个时代那些飞快扩散的抗争来得快去得也快，表现出的是长期停滞下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二战后崩解的地缘政治带来的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的头一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顽固的派系领导阿马德乌·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写下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导向的基础（Tracciato d'impostazione /Fundamentals for a Marxist Orientation）的一篇文章，该文充满夸张的辞藻和驳杂的术语以至于让作者真正的洞见变成藏匿在泥土里的宝石。博尔迪加试图澄清的是，在“民主资本主义”（demo-capitalism）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形下革命运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革命派系而言，反法西斯主义、民主以及最为重要的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三位一体业已成为任何足以被称作共产主义的观点的最大阻碍。他哀叹道，如今连“极度保守的资产阶级组织也胆敢自诩为无产阶级政党了。”盟军在1945年的胜利不仅致使欧洲革命的前景暗淡，还把最初的共产主义想象重塑为了民主主义，后者最终导致的是无产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疏离。因此，早在托马斯·皮凯蒂警告“婆罗门左派”（the Brahmin left）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前，博尔迪加就已经宣称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变成属于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更糟的情况会是变成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制的辩护工具。

博尔迪加或许会同意马里奥·特伦迪（Mario Tronti），后者坚称“工人运动并非是被资本主义击败的，而是输给了民主制。”然而，博尔迪加则主张左翼运动本身就给自身败给民主制埋下了伏笔。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博尔迪加论点会很奇怪，在于他对反法西斯主义的批评，以及他对轴心国最终获胜将会挑起内战并最终引向革命这样一种被证明不符合事实的思考。不过，博尔迪加对战后的判断会帮助我们理解非运动的成长，这些非运动常常为了看似自由化的价值观而战，自下而上地向国家施加压力，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映射出管治阶层危机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失序贯穿了我们这个时代，而这种危机正在摧毁漫长和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础，这种和平一度中断了在前一个时代开展的革命。

特朗普、博索纳罗、杜特尔特、莫迪、奥尔班、普京甚至马克龙的崛起揭示出现状其实是一种破坏（disruption），是大卫·兰尼（David Ranney）所说的“新的世界失序”（A New World Disorder）就像最近在波兰和美国所发生的，选举越来越多地在所谓“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两者的差距非常小，而更为典型的是年龄和教育程度取代阶级成为塑造政党忠诚度的决定因素。【20】地球上的特朗普们在人群中，甚至是在统治阶级中制造分裂，让彼此互相抗衡，并且揭示出为自由民主而战很容易被激进化，就像革命者很容易被拉拢为准备拿起石头、盾牌和雨伞的黑衣人，为民主现状而战一样。例如，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就成为了一种反抗各地新民粹主义领导人及其独裁统治的渠道。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迪加所说的“反形式”（anti-formist）的倾向，这种倾向加剧了冲突且重塑了当前秩序的社会形式。

通过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体制的分析，博尔迪加否定了诸如“保守派”、“进步派”（progressive）甚至“革命派”（revolutionary）这些被赋予价值判断的表述。他称之为“（人类）物种的科学”（science of the species）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在“守旧形式”（conformist）、“改良形式”（reformist）或“反形式”（anti-formist）的维度上理解每一次社会运动或每一种社会体制。守旧形式的运动指的是一股试图维持“现有形式和体制，禁绝任何变革并恪守陈规”的力量。改良形式的运动则“不试图迅猛且暴力地冲击既有体制，而是指出生产力的压迫过于强烈，并支持对现有秩序采取渐进的、局部的改变”。反形式的运动则相反，“攻击旧有形式，甚至在知道如何把新秩序的特征理论化之前，它们早已倾向打破陈规，以带来新秩序不可阻挡的新生。”

如果我们采用博尔迪加的分类法，那就可以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表达出对现状的不满，我们所目睹的是后者的逐年发展。非运动的增长反映的是后工业时代的不稳定性以及由此出现的所谓“反形式”。但这种爆发也可能轻易地演变成改良乃至守旧运动，如果——听上去有点矛盾——它们仍无法避免滑入当前不稳定形势所指涉的内战或虚无主义暴力状态的话。博尔迪加的革命战争之梦已经成为（或者早已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它无法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奠定基础。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表明，战争可以如此轻易地将革命群众组织转化为一场金钱、军火和雇佣兵的骗局。

但即便博尔迪加对战争的肯定是幼稚的，他对民主制的批评依然值得我们认真考量。从2008年开始到2020年，这段时间里体现出的是非运动在面对压迫和表达（或者，这两者最为明确的表现形式：战争和民主制）的转接时厘清了自身的局限。这两者或许会联手削弱非运动，例如将它们与国家绑定在一起或是将其转化为正规的政党或工会。这样的挫败源自非运动自身的需求，也源自它们无法超越自身内在局限。但如果反政府斗争的累加能够像自2008年以来那样，每年都持续下去，那么非运动就有必要将其面对压迫和表达的本能批评发展为一套针对战争和民主制的无情批判。

要想激发非运动中的反改良逻辑，其中一种策略或许会引发对政治调解带来的麻烦以及对所谓反政治（anti-politics）的辩护的讨论。如果抗争是为了避免滑入战争或民主这两种陷阱，那么有必要提出一种策略性的视角，以直面无产阶级内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分裂，包括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分裂。我们可以打赌说封城的经济后果已经开始迫使人们走到一起以对抗停滞和恶化的经济，且这种后果会进一步导致世界各地显而易见的身份认同的合流。就像黄背心运动将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通常是保守派或右翼，与属于左翼的学生们、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以及郊区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一样，经济的举步维艰和近来的停摆会给更多类似的合流局面埋下伏笔。有时候，这种融合带来的不确定性看起来会很可怕，这也是为什么那不勒斯的青年们在抗议封城时会感到有必要声明“我们是工人，不是法西斯分子。”佩里·安德森在2017年就警告说，当前体制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恐惧而非愤怒，动员着左翼。但非运动勇气可嘉，它们挑战了警察暴力、封城以及对新冠病度的恐惧，所做的仅仅是让人们团结起来走上街头。这种对以滞后性和相应的灾难性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常态的责问，将会变得越发重要，因为经济将持续停滞下去，而非运动也会被推向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前进方向。

因此，这种策略性的思考还需要想想非运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以最终掌握对资本主义停滞/去工业化的主导权，并为其所含括的新世界打下基础。这既是它们当下没兴趣去做的，也会给它们的自发性和一定程度上讲既定的被动性带来威胁，但这又是它们能够做到的。而为了生存，非运动必须激发出对某种生命形式（life-forms）的创造，从而不再依托金钱和雇佣劳动力便可生存下去。这也意味着需要发展对生产方式的新的用法，以之作为对抗资本的工具——该工具不仅将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还使得大家能够共享让人们能够不再单纯苟活的劳动。【21】一如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译注：一份在伦敦发起的网络刊物，组织者致力于对阶级斗争组织工作的研究，并关注西伦敦地区产业与物流工人的处境）近来所描述的，最直接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在相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在付出更少劳动的情况下拿到足够的收入”。

然而，愿意生活在这样一种由资本主义所扶植或禁绝的、去工业化状态管治下的共同体之中的人们，或许只能够通过当前时代（不妨挑衅一点地说）跨阶级的混杂形式而被制造出来。无产者、学生以及中产阶级被迫一同走向街头。工人们拥有关键的策略性的力量，技术工人们则通晓如何重塑这个世界的工业化面貌，这样的群体对于超越资本主义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除非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与世界上处于颠沛状态或失业的人们联手，否则他们的权利主张将导致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因此，虽说有必要“扎根”于无产阶级生活，从而使得挣扎中的工人能够跨越国际联结彼此，但同样重要的是将工作场所与非运动联系起来，后者的发展跨越了大多数群体乃至阶级的界限。这方面的失败将复刻此前的分裂，使得各个阶级被划分到彼此不同但鲜有利益冲突的区隔之中。无疑，这种既让全世界的无产者们集结成微弱的联盟又在其中制造分裂的摇摆状态，正是我们当前时代这头衰颓的比希摩斯（Behemoths）和失败的利维坦的特征。

当下，一种病毒正在让文明机器几近陷入停顿。它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在不采取经济停摆的情况下保护生命，而这些经济活动早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鉴于我们既不试图也没办法再造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底的增长机制，那么前路就只有一条，就像博尔迪加主义者们在1953年所提出的，为了一种激进的“资本的’去投入’”（de-investment of capital）而奋斗。对博尔迪加而言，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相对于消费品分配的比例减少了”，且我们准备的是一个“生产不足（under-production）的计划，即把生产集中在必要选项上。”这种“去投入”和生产不足的结合业已通过封锁（以及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证明了自己的可行之处。但要想掌控资本主义的衰退，就需要解决那些在非运动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的、奇怪但又趋同的社会问题。

智利的高中生们抗议交通费涨了30比索，而这演变为反对实行了30年的新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群众运动，并最终在2020年10月达成了对宪法的大规模修订：“不止是30比索，而是整整30年（No son 30 pesos son 30 años）。”在法国，一场反对燃油费涨价的抗议很快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动员，以反对不平等以及专制政府强制采取的经济紧缩手段。而当斗争激化且很多初始目标都已经达成之后——往往是压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以抗议警察暴力——非运动揭示了一个团结的要点，在于它们都是由经济停滞所产生的，或至少是受到停滞左右的。如此一来，非运动中的身份认同合流就能让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即经济衰退下的主观表达。我们已经指出，在如今这个时代，阶级意识无非是资本的意识。而反过来，这一点在今天所指出的就是，资本主义是没有未来的这一愈发明显的事实。而当黄背心的参与者们在说“世界末日，每月月底”（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时，不仅是想说他们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毁灭可能，还想指出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的终结是创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必要先决条件。

Figure 5: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0-2020

四、现在我们都是杂种

我们所目击到的挥舞国旗唱着国歌试图冲击凯旋门的行为，以及在美国时不时不分是非地推倒雕像的行为，都指涉了一种更加广义的所谓反政治的模式。但与从阿拉伯之春到黄背心运动再到黑命攸关等当代的非运动一样，针对警察的愤怒往往意味着更加普遍的对政治的愤怒。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警察是国家压迫的最直接反映，是在街头直面的对手。如果说雕像是静止的国家象征，那么警察则是活生生的象征，而在一个经济紧缩且疫病大流行的年代里，后者显得更加明显。随着国家已经暴露其在保护民众免受多重危机冲击时的无力，很明显其主要角色就变成了通过对民众的约束来遏制危机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将其功能缩减到了管治这一项之上。

如此一来，在法国流传的口号“人人都讨厌警察”或许在更广义的层面指向了现代国家的非法化，而现代国家的古代前身“城邦”（polis）在称谓和形式上都更加接近“警察”（police）。警察暴力、隔离、社交距离以及封锁措施（以及一些政客试图重开经济的愿望）正在激发新一轮社会异见，后者折射出了当前政治表达的严重危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恨警察。西欧国家的调查结果常常显示出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虽说这种信任取决于阶级、年龄、国籍以及种族的不同）。尽管警察在独裁政权中普遍受到鄙视，但近来的紧缩政策也让很多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警察沦为了堕落与暴力的代表，他们在那里的贫困及工人社区成为了国家化身。相应地，近来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警察的信任度也已经下跌，这些苗头包括警察已经越发成为无产阶级和少数族裔、小资产阶级乃至富人们共同的仇恨对象。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警察暴力的存在。普遍来讲，警察都是暴力的，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且鼓励专制的人格，也因为警察承担的保护财产的角色常常使得他们如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变成工人阶级天然的敌人。【22】但警察暴力也会在最初确保紧缩政策以及如今确保封锁政策施行的过程中，随着其职权的扩大而加剧。在警力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时间和资源都变得有限的警官个体都会更加果决地采用立竿见影的或惩戒性的处罚手段。无论如何，他们在遏制和训诫反对当局措施的民众时，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更加暴力的手段，而暴力执法的升级反过来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受害者和旁观者（真实的或虚拟的）对于警方的敌意日益增加。

此外，被憎恶的经历也会在警察内部产生某种“亚文化”身份认同——与很多反抗他们的人群并无二致：一种被包围的少数群体的感觉（蓝命攸关“blue lives matter”），这也会恶化他们执法的暴力程度。当他们既无法感受到来自被他们规训的无产者的尊重，也无法感受到来自被他们所保护的富人的尊重时，他们也会出现愤世嫉俗的倾向。因此，尽管“警察都是杂种”（all cops are bastards）这种说法没错，但同样合理的是，当他们感到被（政客和精英）抛弃、感到不被（那些他们所训导的对象）认可时，警察也会将自己当成杂种——一个病态社会里不被认可的儿童们——并以不受惩罚地残酷执法来炫耀“文明”规章为乐趣。借用《李尔王》里埃德蒙的对白，警察们“为杂种们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bastards）。

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这种无耻的暴行，这种可能性会带来真正的法西斯危险，并产生出可以理解的反法西斯和反警察的反应。但就像卡马特在1968年就已经指出的：“把非人道的都划归到社会的一部分中，再把人道的都划到另一部分中，这么做是危险的。”对卡马特来说，这么做的风险不仅在于违背了人道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核心信条，也在于这么做会“成功排除掉瓦解警察力量的可能性”。在卡马特看来，把我们的攻击集中在警察身上是“延续某种仪式——警察在其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战胜的征服者的角色”。与其将攻击警察认定为反抗的既定策略，我们倒不如想想如何从策略上绕开警察，甚至好好利用敌营内部的潜在矛盾。

对于暴力的当代批判——在一个战争只能带来失败的年代里是有必要的——无需退却；相反，它传达出的是革命智慧的必要性，就像在白俄罗斯围绕着警察的女性们，或者像在波特兰保护前线的母亲之墙（the Wall of Moms）那样。但在讨论上百万人的自发行动时，过分强调策略的重要性或许会是错误的。瓦解警力的最佳途径还是要靠推动抗争的（也因此常常会是非常暴力的）升级。并不是动乱（riots）在危及抗争的展开（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争中我们看到烧毁的警察局可以动员起上百万人），而是斗争的军事化。各种形式的专业化暴力都会阻碍非运动的发展，因为后者采取的形式是让很多并非专业的革命者们都能参与进来，以克服那些分裂状态——正是分裂削弱了抗议中潜藏的解放可能。

最终，被非运动剥去合法性的不仅是警察，还有整个世界范围内把自身功能缩减到治安范畴的政治。通过剥去整个系统的合法性，非运动可以最为有效地抵抗警察。就像最近很多时候发生的，这么做会引发对内战的担忧，因为这预示着军队已经完成部署。而到最后，打消这种担忧的只能是叛变。就像士兵必须叛逃（传统上这是革命要成功的必要条件）那样，警察和安全系统的叛变——如2000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所谓推土机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将越发需要超越敌意，以让非运动得以回归到它们最初开始超越的种类、身份和角色的合流之中。

或许在憎恨警察的同时，我们也憎恨自己所变成的模样。憎恨的并非是我们“所想象的警察”，而是我们变得愈发仰赖于建立在对警察的依赖之上的严苛的基础，而同时又被一种早夭状态——如鲁斯·吉尔摩（Ruth Gilmore）所说的“有组织的遗弃”（organized abandonment）——排除在外，而执行后者的并不仅仅是警察。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变成了杂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是，削减警费也好、取缔警察也罢，都无法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削减警费所设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监狱上的钱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务上的话，就能够解决本该由警察来管控的潜在社会问题。但这么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监狱其实是最为廉价的公共服务，它们本身就是紧缩政策的写照，也因此这么做对解决再分配问题无甚裨益。【23】从实操角度来看，取缔警察常常意味着用其他机制来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专业的调解人员、社工和私家保镖等），但这么一来同样的弊病也可能会出现。但即便是更加激进的取缔论调，在面对国家抛给警察的真正社会问题时也同样会犯错。那种让受害者决定处罚和“责任”（accountability）的做法只会复刻当前监狱政体的处罚偏见。但尽管对减少伤害和对弥合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都超越了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够认同（遑论承担）的范围。因为这会促使人们意识到，修补（repair）和赔偿（reparation，偿清一个人的债务意味着将自己赎出人际关系之外）不是一回事，并且资本主义让我们全都变成了杂种（尽管我们都不单单只是杂种）。

削减警费这一口号会在一个拥有相对暴力的警察系统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私刑传统的国家喊出来，或许也不奇怪。【24】“有组织的遗弃”会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政治被缩减到警政时，警察的不在场（absence）就像其在场（presence）一样政治化。这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的政治可以对应出许多例子，不仅是对美国狂野西部的想象，也包括很多由战争带来的局面（包括内战及其他），还包括很多被国家遗弃的贫困社区，例如由黑帮打理的巴西贫民窟。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例子也出现在吉姆·克劳法下的南方（Jim Crow South），那儿的警察常常拒绝进入黑人社区，除非有白人报警说他们是黑人犯罪的受害者。【25】近期的案例则包括在一些美国城市出现的“无警区”（cop-free zones），例如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像有些参与者宣称的）的西雅图的国会山自治区（CHAZ），那里的杀人率可能会是世界上最高的。【26】芝加哥的南部的凶杀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当，对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取缔警察却又不取缔资本主义制度时情况会变成什么样。芝加哥大学位于海德公园，这里一块被该城市南部贫困社区环绕的富裕孤岛，那里的私人“警察”获得的经费比起周边所有辖区加起来的还要多。毕竟对于有钱人而言，私警终究是更加划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什么还要把税金撒在保护整个城市的警力上呢？

在示威者的压力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议会在2020年6月不仅投票通过削减警费，还中止了警务活动。尽管看起来他们会食言，但如果他们采取和新泽西州卡姆登一样的取缔模式的话，那最多也就是给警察换个名头而已。【27】更加激进的废警想法有时会被民间武装分子兜售，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上巡逻，以寻找传说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劫犯”。对自身经历的迥然不同的描述揭示了暴力问题的复杂性，它在活动家、店主和犯罪率高企社区的居民眼中的面貌都有所不同。20世纪的革命史表明，在内战的迷雾下，要辨清政治性的和反社会的暴力是几乎不可能的。但革命者试图保卫从国家和资本手中赢取的阵地所采用的必要的混乱的手段，不应就此和社区层面的监管和保护私产的“社区组织”武装相混淆，后者往往明里暗里和当地警察有所勾结。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斗争本身很容易成为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消极表现，而这正是特朗普们想要激化的。【28】就像阿甘本就2013年的雅典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无政府是权力的无政府（true anarchy is the anarchy of power）。”这一点或许可以从智利抗争的一个流行口号体现出来：“我们并非在战争中（No estamos en Guerra）。”这句口号针对的是皮涅拉总统，他在2019年10月的一场演讲中公然宣称：“我们正处在和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的战争中，这个敌人会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在这个例子以及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非运动似乎矛盾地代表了秩序派，然而警察却变成了无政府派的武装力量，并会加剧我们这个世界的分裂。

当然，采用一种抽象的非暴力原则是愚蠢的。令人难过的是，智利的抗争自2019年10月以来让至少30人丢掉了姓名，约500人眼部受伤。但显而易见的是，街头抗争的群众们并不祈求混乱，也不期望暴力。在把位于圣地亚哥的非运动集聚地巴克达诺广场（Plaza Baquedano）改名为“尊严广场”（Plaza Dignidad）后，智利的抗议者们宣布他们希望获得的是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或许能够勾勒出一条（残破的）线索，它把2019年的“我们并非在战争中”和1968年的“要做爱不要战争”乃至1917年的“和平、土地、面包”连接在了一起。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对敌对充满敌意的历史，它反对敌意将被统治阶级之间对立为敌我。从这一点上讲，它渴求的是和平。

Figure 6: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glo-Saxon countries 2000-2020

五、一门物种（Species）的科学

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线》一文里，我们把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麻烦描述为将散落的无产阶级（以及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碎片组合为广场上的同一股力量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它们都是非运动大潮刚刚涨起时的信号。但“组合的问题”（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为一种“身份政治”的问题，后者似乎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消亡而出现的。

但要说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产物的话也有些许夸张。许多批评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认为，工人运动的残余力量，依然可以围绕着一个身份问题而集结起来，即从未远离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壮大起来。然而，“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个在社民左翼头顶上游荡的幽灵。事实上，这个词已经变成一种几近普遍化的贬义词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术语（或同义词）来批评那些试图缝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说辞来代表被压迫者中处境较好的亚群体（sub-groups）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仅是当代非运动所要面对的一系列局限。在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身份政治构成的是今天大多数斗争的基础，以及由此引发的必须直面的种种局限。

传统的社会运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展开，而今天世界上的非运动正在缓慢地，或者可能马上就会迅速地重塑这片土壤。在《启示录与革命》（Apocalypse and Revolution）中，切萨拉诺（Giorgio Cesarano）将身份政治的早期例证描述为“反革命的解放运动”，尽管它们略有偏颇，却造就了“对真正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来之不易的认识：将人类从意识形态之中解放出来，对每一种区隔的必要的超越，对总体性观念的武力征服。”用博尔迪加的话来说，除了守旧和改良的面向之外（“反觉醒”anti-woke的当务之急），这些运动也包含了明确的反形式要素，即它们要重组让各种争辩得以展开的那个基础。

非运动的核心组织原则是他们对普遍的不公或腐败，特别是对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愤怒和厌恶。但是在斗争的演变过程中，这种负面的团结（通过敌意达成的团结）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对于何为错的共同感觉判断而达成团结，但又恰恰限制于这种与“错”之间的关系，要超越这种限制只能依靠阐明关于“对”的共同愿景。此外，我们在愤怒和愤慨的旗号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后关乎利益和忠诚的真实分裂却被掩盖。这种分裂有些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让它们在暴力中被感知到。这在不仅仅是针对既定的敌人的斗争，而且作为为了特定阶级群体（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战的斗争时也表现得很清楚，这些特定群体会将自己表现为最饱受剥削或最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来代表整体。

如今这样一个整体是无法被代表的，以至于一些身份政治倾向于描述阶级斗争在既定工作场所或既定阶级构成之中的潜能与局限。的确，这样的斗争只能够借助直面和混淆让工人阶级深陷其中的身份认同区隔，从而来延展自身。阶级被区分成无数种情形，每一种都能反映局部，但没有一种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诚和利益群体的面貌。而且也鲜有协调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让局部的身份认同可以被加以调整以充分地反映作为整体的阶级。

例如在美国，阶级是借由“种族”（race）来运作的；整个社会之中最贫困且最受剥削的阶层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后裔，而这些族裔的特征又常常被识别为该社会阶层的特征。当然，这种表现形式的问题不仅在于，事实上存在着非裔或土著后裔构成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存在必然与这种文化定式相矛盾；而且还在于贫穷的白人在这种视角下常会被误解为是享有特权的一拨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想象之中，白人工人阶级已经被视作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是一群与被唾弃的特朗普的基本盘相应的“可怜虫”，而在保守派眼中，这个群体则始终与早已不复存在的由男性担当的养家糊口的工种——包括警察——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体面与料想中“底层”（underclass）黑人应有的病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两个阶级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种族的准则被裂解为值得拉拢的和不值得拉拢的穷人，但哪一个“种族”应该在这种二分法之中被对应到哪一边，很大程度上则仰仗旁观者们对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诚度。

尽管美国的种族政治是一个由身份调解的阶级的极端案例，但这绝非什么美国例外论。围绕身份展开的斗争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已经垄断了政治场域。这并非是因为人们变得越发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或者恐同。相反，这几种视角总体来讲已经逐渐退潮，尽管它们在当代政治语境的重整下显得更加突出。一个大趋势是更加年轻、自由化且激进的世代正在直面保守的且常常是上了年纪的世代，后者这一小部分人常常不成比例地影响着政治（由于他们握有的财富和投票倾向）。在这种语境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变得愈发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方向上的改变，因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归根结底都是国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发生改变的其实是这个世界上那些通过其反形式的动势来袭扰守旧政治的非运动。

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倾向于身份政治，并不是因为身份之分歧变得更加清晰且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它们越发受到挑战和混淆。一方面，这是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停滞的简单作用，在这种停滞中，生产的进程与日益糟糕的经济走势相结合，以摧毁对维持就业、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稳定的期盼。另一方面，当对抗这些逐步恶化的境况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阶级合作的重重阻碍时，当非运动最终涌向街头、广场以及环路时，身份进一步受到挑战，直至其存续也受到质疑。这些空间是需要被混淆的，因为其生产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分散的身份认同的主动合流。而这个进程势必让人感到忧虑，因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险的舞步，使之常常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变成单纯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

最新一轮对于黑命攸关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视作是表现非运动的全球累加特征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实例。自5月26日以来席卷全美的示威、暴动以及对纪念碑的冲击反映的是一股迄今为止分离乃至互相对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这种融合之中，内部分裂也随之激增，既包括业已存在的身份认同，也包括在斗争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中，我们可以指认出“日”与“夜”的不同，分别对应中产阶级的和平抗议以及无产阶级的暴动和洗劫。我们也可以论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间的对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对立，且很多这些小城镇第一次见证了示威游行的发生。但最惊人的或许还是要属这些抗议中的种族构成。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中，还是在后来芝加哥和费城的有针对性的抢劫事件中，黑人无产者都起了带头作用。【29】然而，在绝大多数抗议活动中，甚至在许多骚乱中，所谓“白人”参与者似乎也构成了街头运动参与者中的多数。在询问人们是否参加了抗议的民调中，在由社会学家们组织的大规模调查中，在多数由警方公布的逮捕记录中，甚至在一些对动乱地点的手机数据分析中，这一点都显而易见。这一事实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为体察这一点有碍他们自身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但恰恰是“美国白人”的群众动员标志着这场运动与其他类似运动之间的不同之处，例如与2015年的黑命攸关运动以及1960年代席卷美国各大城市的动乱。

这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白人性”的大规模背叛，作为对在年轻美国人之中尤为明显的种族主义观念的逐渐退却。但如果“反种族主义”是这场运动普遍采用的口号，那么澄清它对于不同人群有着不同意义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场运动引发的整个文化的连锁反应过程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表演性反种族主义的显著抬头，这一趋势围绕着个体对种族主义表达和反种族主义美德的主张而展开。这一点不仅在常见的网络讨论和高等教育等语境下可以看到，也体现在议会政治，乃至不时在街头出现的甘愿维护种族界限的民族主义潜流。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例子：穿着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党政客，象征式地为黑人牧师洗脚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来越多打着“多元化导师”（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领袖”（black leaders）旗号的人，他们告诉中产阶级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赎罪和救赎的个人操练之中。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做法在5月26日之后已不再是反种族主义的主导形式。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与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东西：一种清楚地知道要想保持抗衡警察（及其背后的政治）的力量的话就必须主动挑战由种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横幅上、在口号里，我们看到听到了跨种族团结的表达，但它们是经由针对同一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来实现的，无论是包围一个地区，推倒一座雕像，还是保护人们免受警察的攻击。而当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借助种族来区分人群（或者借由种族身份来制造所谓的多元化格局）时，他们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们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运动。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这场抗争视作对此前带有表演性质的模式的后进且务实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模式。毕竟，抗议者们主要的攻击对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长领导的行政机构，后者中有很多人的从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种族主义姿态造就。这些市长里头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女性，而他们如今却在保护手里流着鲜血的警察，监视着抗议者的暴力化倾向，以及——在芝加哥出现的——把路桥收起来以保护富裕的市中心免遭黑人无产者的叨扰。他们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话语无法有效地劝服美国白人们待在家并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万（或许数百万计）的白人奋起反抗这些自由派的、或是黑人或是白人的市长们，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够与自己的黑人友邻们并肩作战，而非屈从于对方。【30】

但如果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代表的是“对‘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种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经捍卫的那种形式。这并非是在工人阶级力量推动下带来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种由愤怒和不满引发的、对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自发式背叛，这种主体拒绝成为他们应有的模样，且在斗争带来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们可能成为的模样。这是我们所说的“合流”带来的积极面。这种积极面也可以在如下情形中看到：当伊斯兰主义者们走进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时，当法国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们加入到对环路的封锁时，或是当智利的中产阶级们走上街头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共同对抗警察时。这种跨越政治、文化乃至种族界限的合流，较之反种族主义的自由派想象所能料想到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精英主义的秩序被撼动时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无产者们）要更加普遍且更加简单。

但尽管合流是可能且易于达成的，在斗争的热潮中它却难以持久。而且尽管非运动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们何为”这一点为前提，它们却鲜有机会让我们把旧有的生活抛在身后。我们反抗一种孤独的状况（一种仅因社交距离和封锁而加剧的孤独），但反抗本身却很少能够满足社区对饥饿的不满，而后者才是导致反抗出现的原因所在。【31】一些社会活动家的确会彼此相遇，而且很多人甫一参与其中就成为了活动家，但在这之中并不存在策略上的共同体，有的只是介于政治的和策略性的身份认同的短暂联姻：黄背心、民兵、反法西斯（antifa），以及“共同体的领导者们”——一个由部落、帮派和诈骗团伙组成的世界。【32】非运动逐步推动抗争以促成社区的集结或者在工作场所之间编织起持久的联结。实际上，它们骤然打乱日常生活，像黄背心运动那样给他们的“行动”计数来标记时间，又或者像每周五在智利举行的大型示威那样，人们会在运动当天以空前规模集结以表达他们的愤怒，然后又迅速退散，要么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么是回到自己所属的某种身份认同之中。

这种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策略上的优势。让它们能够压倒警察力量的并不是它们在策略上的多样性，而是动员的范围和规模——而造成如此范围和规模的往往最开始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意识到，在某个节点之外，动员的合流，以及持续有效的组织的欠缺，都在阻碍斗争的延续。但通过对其参与者身份认同的混同，非运动所表达出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之中我们会注意到一种新型的人类的形成，一种不像阿甘本及其他人担心的那样手足无措的或被驯服的人类。我们认为非运动利用且激进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产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生活再生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我们最近十年来所目睹的街头抗争的爆发变得可能。因此，我们所笃定的是这种人类学式的变化会在街头抗争被镇压之后，或是在缺乏组织和持久力而失败之后，还能继续下去，因为非运动是我们当下时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逻辑表达。

身份认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条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局限。从短期到中期来看，我们期望它能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变得问题化（problematized）。这种局限或许意味着新型组织形式的必要性，就如一个朋友近来提出的（借用的是一个地下嘻哈组合的名字）：一种“有组织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它尤其需要吸引不再为工人运动残余征询（interpellated）的无产阶级，后者被迫和对抗普遍贫困的剩余人口和降等的中产者们走在一起。因此，这种隐匿的团体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规模占领街头、掀起对我们时代动荡浪潮的反叛群体——无论他们是流氓的还是被剥夺权利的中产阶级。它甚至也有必要去吸引那些当下被动员起来反对非运动本身的阶级成分，以打破那种强化警察的力量并把斗争推向战争逻辑的敌意。但就像我们在这篇文章反复提出的，鉴于非运动是资本主义停滞状态的主观表达，那么它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状况，并将它们自身定位为一个业已走向衰退的体制的潜在终点。非运动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拥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务。它不能动员个人也不能为霸权而战。相反，它只能通过继续抵抗任何意图振兴当下这个政治世界的尝试，从而超越我们当下摇摇欲坠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阶级社会的基础。

走出我们这个无政府时代的蹒跚一步在于非运动在其自身对人类共同体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现在，这一渴求依然无法在胜利中得到满足，也没有因为压迫而止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时代会继续表现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饥饿的人们穿上了黄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阶级的碎片化话语，因为整个左翼的框架都已经垮塌了。如果一套务实的反种族主义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中压倒了表演式的表达，那是因为革命的务实主义不再从意识形态已经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诗意（poetry）。21世纪的革命必须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亡，以抵达它自身的内容。因此，当代种族科学的任务在于再一次阅读我们时代的符码，以理解非运动本身如何揭示我们当前时代的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趋势，以及在其合流中，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所谓的资本、国家和阶级等社会形式的消蚀。鉴于共产主义是一种废除了这些社会形式的真正的非运动，我们想对那些直面当下这个摇摇欲坠的秩序的人们说：前进吧，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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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0】 当然，年龄和教育程度也可以从阶级的视角来加以考量。例如受惠于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当时入手如今作为财富来源的物产）的婴儿潮一代意义上的“年龄”，以及高等教育“民主化”之为非统一过程、将许多人排挤在学院体制之外这一意义上的“教育程度”。

【21】 卡马特早在1977年就指出，工作之外的乌托邦世界逐渐成为后工业化世界的一种资本主义之梦。他讽刺道：“废除劳动也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一个诉求：打造一个没有牙齿和四肢的人类，不是通过牙齿和四肢实质意义上的消失，而是借由对它们的废置；因为人已经依附于资本，成为资本的寄生虫。”

【22】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写道：“我并不喜欢一个理想化的工人形象，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化的共产主义者构想出来的。但当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工人在和他天生的敌人——警察——发生冲突时，我知道我该支持哪一边。”但请注意，无产阶级有时也需要警察的帮助以解决争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免受来自共同体内外的威胁。

【23】 不仅在警务和监狱系统上花的预算如今是（并且一直都会是）总支出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在美国这种支出上的紧缩是写在联邦法例里的，因为支付相应费用的市政单位是创收能力最低的。

【24】 美国警察人均杀害的人数居世界第30位，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police-killings-by-country。 

【25】 Gabriel Lenz最近指出，当下南方城市的黑人凶杀率比美国历史上任意时间段的任意地方都要高。

【26】 Christopher Rufo估计CHAZ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1216人，即便考虑CHAZ的规模而认为Rufo的预估有十倍的误差，那么每10万人120余人遭到谋杀这一比率也比世界最高记录多出一倍（萨尔瓦多2017年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有61人遇害）。

【27】 卡姆登的案例被认为是整个美国可采用的解决方案，他们用县警力取代了市级的警察（主要是为了打击警察工会），重新雇佣所有警察，增加了许多新雇员（如今是警力最为丰沛的地方）。

【28】 这种失序将人们按照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路线分割开来，并引发了武装斗争的可能。正如一些同志最近所写的：“现在反动势力想把我们拖入一场文化战争和武装对抗之中——一场工人阶级必输无疑的斗争。”

【29】 在亚特兰大和底特律这种黑人占多数的城市，白人占比相对较低，但相对于他们在这里的人口比例，他们在街头出现的比例则过高。要注意的是“白人”的肤色含义本身是可变的。如今，选择认定为“白人”的移民和混血后裔也越来越少。如果按照伊格纳季耶夫的说法，白色皮肤的本质是所谓的“成为白人”的特权，那么这似乎是许多美国人现在要拒绝的。

【30】 当然这也有表演成分，但是致力于一个实践层面的集体目的（打击暴力的和种族主义的警察）的表演，而不是个人层面试图获得认可或救赎的作为。

【31】 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层面的孤独感似乎正在逐渐加剧，这可能是近年来抗争运动四起的另一个诱因。

【32】 今年捐赠给各种真正意义上争取种族发声组织的款项预估将达到100亿美元，但它们什么也挽回不了，惟将可能催生新一波的敲诈勒索者，其中一些人无疑会发挥其慰劳作用，但其他人可能巴不得危机升级以捞取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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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endnotes.org.uk/other_texts/en/endnotes-onward-barbarians

关于《尾注》：

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 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