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医生术后右眼几近失明，不能只靠医院自查自纠

文 | 杜虎

1月4日，爱尔眼科医院发表声明，回应武汉抗疫医生艾芬在该院做右眼手术几近失明一事。医院认为白内障手术与艾芬右眼视网膜脱落没有直接关联，否认门诊资料造假，同时承认诊疗存在程序上的问题。艾芬用16字拒绝爱尔眼科的声明，“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管理混乱、推卸责任”。

艾芬因为抗疫初期的勇敢表现，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一年时间里，她的身份从抗疫明星医生转变为替自己维权的患者，身份转变之下，出现了两种激化的立场。一种是质疑艾芬发声维权的动机，认为她有借身份优势来压人的嫌疑。另一种则认为爱尔眼科作为民营医院有逐利本能，追求高利润流水作业的资本是其原罪。

这两种舆论倾向都有部分的事实支撑，泛泛来说，各有理据。艾芬维权之所以受到重视，人们同情她的遭遇，对其右眼失明的前景共情忧患，确实与她在疫情期间的勇猛表现有关。这一点无法否认，艾芬占据舆论的道德高地。如果把艾芬换成普通患者，在受到如此诊疗经历后，恐怕都很难获得像她这样的关注度。

艾芬自然是清楚舆论支持她的逻辑，她强调自己不是医闹，只是想要爱尔眼科一个诚实的态度，也是预估到舆论支持中暗含潜流。但是，艾芬作为一名爱尔眼科的患者，认为该院有误诊漏诊，在白内障术前没有检查眼底网膜病变延误治疗时机，艾芬这种维权没有任何问题，她有知情权和要求公平对待的权利。

艾芬认为通过她的公开发声，可以促进爱尔眼科乃至其他医院有所反思，尤其是接诊时重视病患的主诉，术前做好周全必要的检查，为病患提供恰当、适宜的手术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为了推销医院的主打项目。这种主张非常正当，平常也很少有这样强调的机会，艾芬用亲历的教训呼吁医院重视基本问题，这份用心值得肯定。

现在的问题是，艾芬认为爱尔眼科在态度上不诚恳，不敢直接面对白内障手术与眼底检查之间的关系，只在无关紧要的程序细节上作“抓大放小”的检讨。白内障手术确实无法导致视网膜脱落，但做这种眼科大手术，不检查眼底说不过去。艾芬的维权诉求与爱尔眼科坚持的立场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爱尔眼科不承认整个手术过程有错，对于不检查眼底病变，将责任推给艾芬眼睛自身有瘢痕，白内障导致无法透视等原因。换言之，爱尔眼科认为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是成功的，至于艾芬右眼视网膜脱落，与手术无关。爱尔眼科的说辞强调艾芬右眼的复杂病变，部分地得到与此事无利益关系的眼科医生的支持。

质疑爱尔眼科的民营资本性质，认为它有着逐利动机，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爱尔眼科乃至其他民营医院在选择自身的经营方向时，一般都放弃了眼底病变这个复杂的医学领域，而选择激光治疗等容易推广的项目。重市场营销，轻医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大上市资本，这是爱尔眼科的固有属性。

艾芬作为一个特例，尽管靠前同事的熟人关系介绍，爱尔眼科也很重视她这个病例，但无论是怎样的熟人关系都无改爱尔眼科固有的短板。艾芬右眼的高度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等复杂情况挑战了爱尔眼科的固有属性与短平快的诊疗流程。在这样的挑战前，爱尔眼科在完成它不擅长的东西，缺陷就袒露无遗。

无论是支持艾芬批判爱尔眼科，还是不忿她舆论优势想要为民营医院说话，在现有情况下都需要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拿出鉴定意见。这份意见理应代表国内一流眼科医生的意见，超越艾芬的医生身份，也超越爱尔眼科的民营资本，只以维护眼科医学的尊严作出专业的权威的判断，这是事件走向公开解决的起点。

在艾芬摆完事实讲清道理之后，在爱尔眼科也已经用尽危机公关的套路后，能够推动此事的只能是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提供纯粹眼科医学的公正鉴定，一个同样能超越武汉本地医疗利益的结论。爱尔眼科在核查报告中也承认，对于自查，或许有主观因素，或许更需要深入了解。希望与艾芬一道申请医学会和相关部门的检查和鉴定，给艾芬一个更加客观和公正的答复。

艾芬虽有舆论支持，但其个人的身份光环一旦触及实际的利益，究竟能发挥多持久、多大的力量也是存疑的。同时，爱尔眼科身为民营资本，也不必然就是弱势。它靠医疗起家，如果不能长袖善舞却能深耕资本市场，也是不可想象的。艾芬与爱尔眼科的冲突，超出了一般的医患矛盾的范畴。

所以，在看待艾芬声讨爱尔眼科一事上，不需要立场先行，看似耀眼的抗疫医生的身份不一定意味着强势，看似民营资本的爱尔眼科不一定就弱势。强弱一时还难区分，最好的就是就事论事，说到底这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国内的眼科医学界可以给出权威判断，武汉卫健委的鉴定程序也应当给出公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