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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的青年们：为何我们不想工作？

2021-05-16 12:5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学人君學人Scholar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问题：面对工作，许多青年人或是厌倦，或是充满焦虑，或是尝试各种办法逃避。这种“倦怠”的状态和“自我遗弃”式的“不工作”，成为这一时代的一个症候。《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笔波波夫新作《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一书聚焦于“倦怠”，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心理因素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各类青年就业问题进行考察，并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进行探讨。

近日，学人君专访了该书作者波波夫，针对该书的写作背景，作者关于“倦怠”的看法，在今天我们怎样重新认识“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一、关于该书

学人君：请问您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在什么样的缘故下，开始关注到青年人“倦怠”这个现象的？

波波夫：关注“倦怠”这个问题，还是基于最近几年自己的一些日常观察，媒体人出身，对于一些日常可能会一直保持敏感。

首先是对身边人的观察。这几年，好几个朋友都突然离职，有85后也有90后，离职后他们也不再上班，主要在家里呆着做做投资写写文章。问为啥（不上班），答案大部分都是对工作厌倦了。厌倦的原因，我总结起来，大概有两点：一方面是对工作的内容可能不太满意，要么是不喜欢、要么是无法胜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自我成长的天花板到顶了，学不到新东西。

其次是对一些社会新闻引发的思考。最典型的是在B站上看到电视台对“窃·格瓦拉”采访，他偷电瓶车，但又似乎还有点“盗亦有道”的味道，比如只偷一千元以上的车。我对他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他一只手被铐在铁窗上，但又那么地气定神闲、不卑不亢回答记者问题。后来我又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他的报道来看，觉得就像打开一扇透视当下社会的窗户。所以，最后也把他的故事作为这本书的开头来写。

“窃·格瓦拉”

再就是对深圳“三和大神”的新闻报道印象很深。他们（三和大神们）完全不想工作，可以说是对于工作最倦怠的人群，又不得不为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偶尔打工。我研究生是做农村社会研究，“三和大神”很多都曾经是农村留守儿童，无形中就把过往十多年前的学术训练架设了勾连。书出来后，我也寄送给于建嵘老师一本，没想到他通宵读完了。

“三和”一角

学人君：在您关注到“倦怠”这个现象后，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决定写成一本书来阐述这个现象？

波波夫：关注到“倦怠”之后，我没有立刻下笔，但平时看到相关的报道、报告和论文时，我会存在一个文档里。真正促成这本书写作的，还是疫情，忽然少了许多社会联系，各种饭局、聚会、应酬都少了很多，时间、精力都比较集中，于是就开始写了，经常会从晚上六七点写到凌晨。我记得在五一假期，差不多关起门写了好几天。

其实在写《倦怠》这本书的同时，还派生出了另外一部书稿，是关于互联网时代单身问题的，想分析下数字技术对人们婚恋择偶的影响，当然起因也是由“倦怠”而起，从“工作倦怠”到“情感倦怠”，也就是通俗说的“爱无能”。因为单身又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社会现象，所以我把那部分的内容又单独摘出来了。

学人君：从您一开始关注到这个现象，到最后把它写成书，在这个过程中，您对“倦怠”这种现象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波波夫：从开始下笔前，因为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提纲和资料，所以是采取“乐高式”写作方法。文章并非是按照大纲顺序、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写，而是从特别想写的内容开始，而那些暂时没有想好、感觉有点棘手的章节则是放在最后来处理。写作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是，越写越后怕，特别是你看到一些全球的关于抑郁症、自杀的报告、数据时，你会发现，当下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遭遇一场精神危机，而危机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但社会这艘巨轮什么时候会触礁呢？

这肯定不是一本完美的书，甚至，我觉得这本书的选题比它的叙述分析更有价值，“倦怠”只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多人对青年精神危机问题的关注。

二、关于“倦怠”

学人君：在书的一开始，除了中国青年人的“倦怠”外，也提到了韩国的“尼特族”、日本的“蛰居族”，此外还有欧美国家青年人中的类似现象。“倦怠”似乎在世界上不同国家间共同存在。那么，这种全球流行的共同原因是什么？不同国家间是否有一些差异？

波波夫：严格意义上的“倦怠”主要限定在工作环境之下，有工作才会有倦怠。但是现在国内的一线、新一线城市之外的更多城镇里，年轻人想找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在欧洲、美国，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倦怠在被动失业人群那里并不存在。

如果我们认定“倦怠”是一种全球性上班族的问题，那么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都不太一样，导致“倦怠”的原因可能也是五花八门。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倦怠”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的“倦怠”也是不一样的。书中提到的韩国的“尼特族”、日本的“蛰居族”其实在他们国内也不是最主流，但这些“倦怠”族的人数绝对值并不小，基本都是数十万近百万这样一个人群。

如果试图找一些全球共性原因是，全球化速度放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工作收入随之增长有限，工作强度未必减少，而向上流动机会变少，明天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的心理暗示就会越来越强。

学人君：“丧文化、低欲望、倦怠”……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导致青年人生活意义感的丧失，或者对生活、人生缺乏长远的期待和奋斗动力？

波波夫：针对“丧文化、低欲望、倦怠”，我想主要就中日韩三国的情况尝试做几点分析：

首先，是教育机制的问题，大家关注到东亚地区的年轻人的“倦怠”都特别突出，可能有一个共性是中日韩都还是非常突出的“应试教育”重灾区，高考基本都是“地狱模式”，K12对人的消耗透支过大，基本上高考那一刻就是人生巅峰状态，上了大学之后就基本不想学习了。从这点看，很多人的“倦怠”从大学就开始了。前不久，在单向街书店做《倦怠》读书会时，来的一位听众就是在读研究生，她提示我说，现在高校学生的“倦怠”也是很突出的，那应该是学习上的“倦怠”吧。

其次，是工作机制问题。我们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里的，大部分实行的还是“泰勒制”的遗产，科层制+精细化分工，这样的好处是便于逐级管理，但问题是，这样容易把个人的工作内容与整体工作目标割裂开，从而看不清工作的意义。另外企业里日益强调的一定要把人的绩效分为三六九的考核机制，其实这样非常不利于团队内部形成协作，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工作中的孤立感，久而久之，倦怠的可能会越积越深。

学人君：有些人可能认为现在青年人产生“倦怠”，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之中，经受不起现实的风雨因而逃避。您认为现在不想工作的青年人们是在逃避，还是的确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社会困境？

波波夫：我无法就整个不工作的人群给出一个统一的分析，因为每个人倦怠的原因都可能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处理不好职场的关系，和领导和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那当然就是上班如上坟；还有的是工作可能是托人介绍的，但能力并不胜任，在团队中跟不上节奏老掉队，这种也很容易倦怠；还有一种纯粹就是懒，懒也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躺平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里都是爱马仕，而且这些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而不是自己奋斗来的。

学人君：夏季“三和大神”现象曾经被广泛讨论，在您的书中也有提及。您认为“三和大神”这样的新生代务工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倦怠”的青年人，在面对“不想工作”这个问题上，是否有相通的地方？

波波夫：如果说有相通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在于看不到未来。三和大神，很多也是在一些大企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作过，但是那样的生活是一眼能够看到头的，极少数干得好的人才可能被提拔，大部分就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而且如果不靠加班基本赚不到太多钱，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流水上忙碌。有的人可能喜欢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安稳，但有的人可能接受不了，不想按照剧本去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在中国人数不算少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了，高等教育可以说已经比较平民化，但这样导致一个学历通胀的问题，很多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现在都是大学生在干，而且如果在大学里并没有认真学得一技之长的话，他们的痛苦感可能比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的人更强。

学人君：书中我们也看到，科技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人们也在反思科技要把我们带向何处去的问题。您的身份是科技商业专栏作者，因此，您能否介绍下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在造成“倦怠”中扮演的角色？

波波夫：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强调的是连接，然后真的建立起特别便利的连接之后，问题就来了。首先，你特别容易被人联系上，特别是手机普及之后，很多事情的权重就消失了，事无巨细，都可以联系上你。但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大家彼此联系时，还是会挑选重点事情说，比如肯定是突发大事来了才会发电报，打电话也会顾及到电话费先把要紧的事情说完再扯闲篇。但互联网把通讯成本降低了很多，人们很容易联系到彼此，这样就会导致一个“过度连接”的问题，进而导致注意力的崩溃，特别是一个人同时要处理好几件事情，但每一件事情可以都是浮光掠影地处理。人的注意力一旦需要在多个任务中快速切换，是很容易感到疲惫的。但我们不应该把板子打在互联网上，难道您想回到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吗？我们需要做好的是自己的时间管理。

学人君：“内卷”应该是最有热度的流行词之一，您怎样看“内卷”和“倦怠”之间的关系？

波波夫：人类学者项飙把“内卷”形容为一个“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我觉得特别通俗精彩。在工作环境中，“内卷”和“倦怠”存在一定相关性，比如每个人都可以遭遇的“流程主义”，很多人只是按照流程办事，并不关心事情办成不办成，因为按照流程走，哪怕项目黄了，责任撇清就好。但是心怀责任想干事情的人，如果处在一个流程主义盛行的工作环境中，他就可能容易感觉倦怠，因为他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按照流程主义“正确地做事”的方式，那些创新的事物是无法诞生的。

学人君：书中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霍克海默的论断“人是工具的延伸”，它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中“人的境况”。那么，您怎样评价现在社会中“青年人的境况”，以及这种境况与不想工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波波夫：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对工具理性保持怀疑，他们特别强调人的自主性。如果你还有不想工作的念头，说明你思想里还是有东西在挣扎，你不想随波逐流。但如果不想工作，是为了回家刷短视频、刷剧，那么可能就是落入到法兰克福学派所一直批评的消费主义的陷阱里了。

在一个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伟大的事物，而是为了消费，但消费带来的满足感转瞬即逝。所以顺着这条逻辑，我们可以推断，“倦怠”是“消费社会”的必然。“倦怠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学人君：在新的经济业态不断涌现和工作形式更加多元的背景下，我们该怎样重新认识或者定义“工作”？

波波夫：有一段时间，人们喜欢把工作和上班这两个词作区隔，工作这个词隐含了更多的个人抱负和社会责任，而上班就和打工类似，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以才会有“我热爱工作，但讨厌上班”这样的流行语。每一轮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催生摧毁很多旧的工作岗位、同时也创造很多新的就业岗位，目前出现的以滴滴、美团、快手为代表的新的平台经济，确实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方式，如果我们假定数字技术未来会进一步与传统行业紧密结合，也许未来十年后的就业市场和当下可能会有巨大落差。

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从工作的驱动力来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程度都能够不断同步提升，未来为兴趣、爱好而工作的人比仅仅因为必须生存而不得不工作的人会多，工作会更多的是基于兴趣驱动，而非生存；其次，从工作的范畴来看，工作与娱乐、消费之间的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我们现在对工作的概念是建立在工业时代认知基础之上的，其中很大程度上都是高体力和高脑力消耗，每个毛孔都要流淌着汗水，但是未来的工作，可能不再带有那么浓厚的生产者色彩，而更多的是笼罩在消费主义的光环之下，比如视频博主、游戏主播等等；最后，工作者与雇主的关系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会更趋近于一种松散的关系，而非雇主对员工的严格管控，当然相应的，企业对员工的义务也会减少，未来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可能会更主流，朝九晚五的坐班式的工作会减少。

学人君：最后，您在公众号中提到希望这也是一本“治愈之书”。如果请您给“倦怠”了的青年人几条具体的建议来帮助他们重建和工作的关系、个人空间，您会给出哪些建议？

波波夫：普世性的建议谈不上，只有我自己的几点体会：首先，问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没啥特别兴趣，也不想干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之前分析倦怠时提到，可能是K12阶段过得太不快乐，压抑乃至忘记了自己的热爱的事情；找到兴趣之后，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板，然后训练自己的长板，别跟自己的短板较劲了，训练过程中，从不同渠道去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反馈，比如你对写作有兴趣，写完了之后就应该找专业人士帮你分析批改，然后学习提高；人也需要朋友，也就是社会支持网络，每周和好朋友聚一聚，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如果还有时间，记得多锻炼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