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与宗教：观察未来美国政治与外交路线的一个视角

美国2020年大选结束已一月有余，虽然民主党候任总统拜登的当选早已尘埃落定，但由于现任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投子认负”，竭力企图“翻盘”，并且为政府交接设置了诸多障碍，致使选举日延长为“选举周”乃至“选举月”，而有关选举的各种数据也因此难以全面统计。2016年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基督教福音派和形形色色的宗教保守势力在2020年大选中神奇不再，也引起了关于宗教在本次选举中作用的各种评估和讨论。

与20世纪末以来的宗教与美国大选政治的基本趋势相比，2020年大选中宗教作用的整体格局未变，局部则有变化；以基督教福音派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虽然未能复制四年前的成功，但也没有大输特输。与其他选举现象相比，比如特朗普赢得了向来作为美国大选风向标的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但仍输了大选，相对虚幻的宗教居然成了美国大选政治中相对稳定的因素。不过，本次大选也出现了一些预示美国宗教走向的趋势，这些趋势如继续发展则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宗教与美国政治的未来。

需要重新审视的“宗教差距”

从目前来看，尽管还有待更多相关数据的公布，但我们仍可较清晰地看到2020年美国大选在宗教领域出现的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本次大选在宗教领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宗教差距”或“上帝差距”的顽固存在。

所谓“宗教差距”,即越信教的越支持共和党，越不信教的越支持民主党。这是自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以来美国社会就已经存在着的政治与宗教互动景观，当年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人获得了59%较为虔诚的宗教选民的选票。

据美国多个民调机构的统计，近70%以信仰虔诚著称的基督教福音派在本次大选中投了特朗普的票，而且与以往一样，上教堂做礼拜的频率与对共和党的认同率成正比，而与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成反比。这种情况在天主教和摩门教信徒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宗教虔诚度成了共和、民主两党选民的主要区别之一。

然而这一“宗教差距”对大多数宗教少数派群体来说却并不存在。无论是黑人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他们的宗教认同率都比较高，大多数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或相当重要，但他们照样以较高的比率支持民主党和该党总统候选人。因此，所谓“宗教差距”只是对部分宗教群体如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才能成立。许多虔诚信教的美国人支持自由主义议程，他们更关注社会正义等价值观而非宗教保守派崇尚的道德传统主义。“宗教差距”这一说法显然需要限定范围或重新审视。

“得天主教者得天下”

本次大选在宗教领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天主教徒选票的重要性，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大选的一个主要趋势，再次印证了“得天主教者得天下”的说法。拜登是继艾尔·史密斯、约翰·肯尼迪、约翰·克里之后第4位作为党派提名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平时很少错过主日弥撒，还经常随身携带表示天主教徒身份的念珠，被视为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以来最虔诚的总统候选人。

但拜登在诸如堕胎等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坚定的自由派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宗教保守派，在2019年10月还发生过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市圣安东尼天主教堂的天主教神父莫雷拒绝为拜登施与圣餐的事件；而拜登的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保守天主教社团背景穷追猛打，也引起部分天主教选民的反感。因此，拜登作为天主教徒在天主教选民中的天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在宗教保守派的关键议题上的自由派立场所抵消。

天主教作为移民宗教，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虽然该教在19世纪下半叶逐步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以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作为标志，天主教会开始登上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由于美国新教教会左右两翼的分裂和极化，天主教逐渐成为美国宗教的中间势力，甚至被称为美国主流宗教的主流，对美国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曾引起巨大争议，而现在天主教徒参政议政，置身于美国政治的高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有人形容说，对拜登而言，其获得选民支持的因素不在于他“天主教色彩过重”，而在于“天主教色彩不足”。目前，美国众议院连续3任议长以及联邦最高法院9位法官中的6位都是天主教徒。但在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同时，天主教的政治立场也日趋多元化，从传统上倾向民主党开始转向共和党，在获天主教党员登记数量和政治支持方面两党几乎平分秋色，使该教成为近数十年来美国大选中最大的摇摆选民群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选后民调表明，在本次大选中，占成年人和选民总数20%的美国天主教徒对拜登和特朗普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52%对47%，而2016年天主教对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50%和46%。

如果按族群细分，据美联社的选后民调，白人天主教徒中57%投票支持特朗普，42%支持拜登；而在4年前则是64%支持特朗普，31%支持希拉里。在拉美裔天主教徒中，67%支持拜登，31%支持特朗普。因此天主教徒的选票，成了拜登胜选的重要因素。

天主教徒以较高比率支持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与其相左的拜登-哈里斯组合，再次表明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群体一样均非单一议题选民，以及一些天主教徒对教会训导的不同理解。而拜登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宗教身份、教宗方济各对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难民、环保等）的关注以及对特朗普政府建造边境墙等问题的批评，也舒缓了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上层对拜登组合的反对意见。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本次大选结束后即祝贺拜登当选，并号召美国人民摒弃前嫌团结起来。

少数族裔转向特朗普的宗教因素

本次大选在宗教领域的第三个特点，是共和党在争取包括宗教选民在内的少数族裔中取得了不俗的进展，这也是本次大选最出乎意料的现象。拉美裔、非裔、亚裔、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尽管在总体上倾向支持拜登-哈里斯组合，但与4年前相比，他们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候选人也借助少数族裔的选票在一些战场州或选区获胜。

一些初步的选后民调表明，在本次大选中有超过1/3的拉美裔、超过1/4的亚裔和超过1/3的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均比2016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非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要低得多，但特朗普在非裔男性中所获支持率达到18%，比2016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据《纽约时报》和CNN的报道，特朗普在全美各地所获的拉美裔选票几乎都比4年前有所增长甚至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尤其在一些拉美裔聚居的县份，拉美裔几乎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特朗普，足以抵消拜登组合在两大州城市地区的选民优势而有余，为特朗普在上述两州的完胜作出了贡献。

本次大选中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支持率的普遍上升受到广泛关注，有论者认为少数族裔部分转向共和党及保守派政治主要是出于特朗普作为在任总统参选的优势，以及共和党经济政策更符合少数族裔的向上流动性、更强调经济发展而非社会公平等原因，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也并不自视为需要摆脱白人控制的受压迫族裔。有研究表明大多数拉美裔自认为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新成员”，而只有1/4的拉美裔自认为是“有色人种”；而高达50%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选民自认为是白人，因此声称代表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有宗教学者则指出，这些选后观察和评论所忽略的，是“广普的基督教保守主义”以及美国约四分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是少数族裔等宗教因素，宗教保守派的主要议题诸如所谓宗教自由的公共表达以及堕胎等对他们也同样关键。事实上无论在得克萨斯还是佛罗里达，拉美裔福音派的投票率都远远高于拉美裔的平均投票率，从而使特朗普在选举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佳绩”。

本次大选所反映的少数族裔对共和党的某种转向以及宗教保守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和党是否能够成为多种族中产阶级政党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未来，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拜登为何比希拉里赢得更多福音派选票？

本次大选在宗教领域的第四个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力量的衰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督教福音派在“道德多数派”、“700俱乐部”、“宗教圆桌会议”等旗舰组织的动员之下组织起来，与共和党长期结盟，驰骋美国政治舞台长达40年之久，先后助力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和特朗普问鼎白宫，并且在特朗普任期内使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本次大选中，作为特朗普政治基本盘的白人福音派以76%对24%、所有其他基督徒则以60%对39%的投票率分别支持特朗普和拜登，均比四年前略有下降，面对由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少数族裔宗教群体以及无教派者所组成的民主党选举联盟，显然相形见绌。就宗教本身而言，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在本次大选中的助选能力，主要受到以下两大因素的制约：

一是人口学上的瓶颈。在过去40年来，基督教福音派在其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张的同时，也经历了信徒人数日益萎缩的危机，这一危机因西方社会基督教的普遍衰退而更形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鼎盛期,其信徒人数曾高达约1/4的美国成年人口，而现在则只占15%左右。

据美国权威的宗教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0月发布的大型调查报告,基督教在美国“正在迅速衰退”：2019年有43%的美国成年人信奉基督教，比10年前下降8个百分点；20%的成年人信奉天主教，比10年前下降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无特别宗教归属者的人数占成年人总数的4%，比10年前增长2%个百分点；不可知论者占成年人总数的5%，比10年前增加3个百分点；自述无特别宗教信仰者占成年人总数的17%，比10年前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此种颓势在青年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28至1945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沉默的一代”）中，84%信奉基督教，50%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而在1981至1996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千禧一代”）中，只有49%信奉基督教，22%每周至少上教堂一次。随着年轻人的流失，几乎所有派别的基督教会都面临信徒人数下降的局面。美南浸信会这一美国基督教的最大宗派教会在2020年6月报告说，该会信徒人数出现连续13年的下降，其2/3的教会成员到22岁时至少有退出教会一年的经历。显然，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是以其超高的投票率来维系其政治影响力的。

二是基督教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的过度捆绑，正在逐步侵蚀该派的社会公信力。特朗普上任后几乎不加掩饰地推进宗教保守派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议程，被白人福音派信徒视为“文化战争的英雄”和“有史以来最亲近宗教的总统”。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尤其是其煽动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系列举措，以及在抗击新冠疫情上的拙劣表现，也加大福音派内部的裂痕。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福音派正在重蹈半个世纪前自由派教会上层的覆辙——因过度热衷于政治而成为“缺少士兵的将军”，并为其盲目支持及附和特朗普政府而付出代价。基督教福音派内部对特朗普支持立场的松动，也为拜登竞选团队的宗教外联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4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缩小与共和党的“宗教差距”，开始打“宗教牌”，采取各种措施与共和党争夺宗教选民。在本次大选中，拜登竞选团队同样打出了与美国南部基督教领袖会议“拯救美国的灵魂”的组织目标相类似的“恢复美国的灵魂”的竞选口号，在其竞选运动中诸如“不是我们的信仰政治行动委员会”、“信仰2020”、“基督徒反对特朗普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为公共利益投票”、“亲生命福音派支持拜登”等宗教外联组织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动员众多宗教领袖为民主党站台，结果使拜登在全国范围赢得了近24%的白人福音派选票，比2016年希拉里所获同一群体的选票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在一些战场州如密歇根州，拜登赢得了29%的白人福音派选票，比4年前的希拉里多获了15个百分点；而在佐治亚州，拜登所获白人福音派选票也比四年前的希拉里多出16个百分点。

本次大选拜登在争取白人福音派方面所取得的关键性进展，虽无法撼动美国宗教政治的传统格局，却足以抵消特朗普在拉美裔、非裔、亚裔、穆斯林等少数宗教群体中所增加的选票。

2020大选标志着“白人福音派美国的终结”？

总之，本次大选虽未改变宗教与美国大选政治的总体格局，但仍呈现了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首先，多年来美国学术界热炒的美国宗教左右两翼争夺美国社会文化发展主导权的“文化战争论”，正在很大的程度上以政党政治的形式成为现实。共和与民主党两大阵营不仅在许多政治和政策议题上分歧巨大，而且在关于美国核心价值观和未来发展目标上也严重对立。

其次，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虽未促成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但在本次大选中仍助其获得了美国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第二多的选民票，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多获了9席，并且使该党有可能保持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2020年大选是否如某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是“白人福音派的分水岭”，甚至标志着“白人福音派美国的终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再次，新一届民主党政府在国内政治上将对宗教保守派的社会和宗教诉求有所制约，并且在保护妇女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等方面与宗教保守派有较大冲突；但在对外关系上，基于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业已形成的两党共识、民主党政府吸引宗教选民的政治需要及其所标榜的多元主义外交路线，民主党政府将延续并且扩大前任政府以“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和“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为核心的所谓国际宗教人权建制。所不同的是，民主党政府将会以所谓人权外交框架来兼顾和推进其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程，并且更有可能将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化。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