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阅读︱重审美国保守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思想渊源

对美国而言，2020年无疑是危机之年。新冠疫情、总统大选和种族危机这三起重大事件相互交织，给美国社会和政治带来巨大的冲击，美国的“共和试验”似乎到了内战之后的最危险时刻。这场危机无疑是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就思想层面而言，有两个因素显得格外突出，即保守主义的强势兴起和种族主义的灵魂不散。本文将介绍美国历史学家新近出版的两本专著，为我们理解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奴隶制、等级观念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南部起源

Heather Cox Richardson, How The South Won the Civil War: Oligarchy, Democracy, and the Continuing Fight for the Soul of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保守主义（movement conservatism）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席卷美国，对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波保守主义是新生事物吗？美国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保守主义思想和运动？保守主义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核心意识形态？它为何能赢得如此多的受众？

近年来，这些问题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强烈兴趣，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但是这些作品多为政治学、哲学、公共写作等领域的学者所著，历史学者涉猎不多。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希瑟·理查德森（Heather Cox Richardson）在今年出版了《南部如何赢得内战：寡头制和民主为了抢夺美国的灵魂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一书，从历史角度出发，深刻而锐利地解答上述问题，给美国学术界和公共领域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共享了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包括呼吁减税，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和介入公民权利，抵制福利国家的建设等，认为一个积极推动平等的能动主义的政府（activist government）会毁灭美国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观——自由。

在理查德森看来，这些观点不过是南部的奴隶主精英在一百多年的拥奴理念的翻版，并无什么创新之处。而且，这只是一种话语，并非保守主义的实质。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以等级制为基础的世界观，认为大部分民众，包括愚钝者、受教育水平低的人、黑人、女性、穷人，应该受到更高等级的少数精英的指导；这些底层民众在枯燥的劳作中所创造的财富，会传导至社会顶端，聚集在少数上层精英手中；这些精英来凭借其智慧、技术和人际网络来最大程度地使用这些财富，进而创造进步。这种价值观显然与平等和个人自主（equal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这一美国民主的核心理念相互冲突。后者认为，社会的进步依赖于自由的个人所进行的生产和创新，而非一小撮精英的推动。因此，所谓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其实是寡头制理念与民主理念之争；这种斗争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而是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

理查德森认为，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其根源在于美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上：那些试图基于平等原则创立一个现代国家建国者们，却拥有奴隶，并认为黑人、印第安人和女性是低等的；美国的平等取决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无论是内战前的南部奴隶主，还是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都利用这一悖论创造了一种话语——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平等会摧毁白人的自由。这一话语成为极少数白人精英们破坏民主并代之以寡头统治的最有力武器。首先，他们避而不谈有色人种和女性遭遇的不公，通过控制媒体和大肆宣传，将自由塑造为美国精神的核心，并宣称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即个人应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制于任何习俗、宗教和权力。随后，他们宣扬有色人种和女性争取平等的努力，会摧毁自由这一美国的灵魂，以赢得白人普通民众的支持，进而控制美国的政治体系。此时，他们会呼吁保持现状，并极力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宣扬唯有他们适合统治美国。这些措施必然会伤害将他们推上权力顶端的普通民众，违背了所谓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他们的应对策略是制造社会的分裂，宣扬存在两种美国人，一种是辛勤劳作的、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一种是女性、少数群体和部分懒惰的穷人，并强调后者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内战前的南部和20世纪中期以来，少数的白人精英上层们不断宣传这套话语，以遮蔽和扭曲现实政治，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此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对西部地区与保守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自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以来，西部一直被视为是美国民主的实验室，牛仔则成为个人主义的象征。理查德森指出，这种叙事是白人精英构建的神话。事实上，西部的开发过程，充斥着对印第安人的劫掠和对华人的排斥。牛仔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从事者中有大量的有色人种。白人民众并不是凭借一己之力拓殖边疆的英雄，政府为定居者提供了土地，派军队保护他们免受印第安人的侵害，并以各种方式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事实却长期被精英阶层的话语所遮蔽。在内战之前，南部奴隶主精英就试图将奴隶制、白人至上主义和寡头统治向西部扩展。南部同盟虽然在内战中失败了，但是在战后，其意识形态却在扩展到广阔的西部地区，在那里深根发芽。19世纪末以来，西部的共和党一再宣称，西部是美国唯一自由的地方，西部牛仔则是个人主义的真正代表，逐渐将西部发展南部的意识形态同盟，构建出保守主义的强大阵地。

此书语言清晰流畅，观点鲜明有力，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引发轩然大波。批评者虽然为数众多，但并未从学术层面给出太多严峻的挑战。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此书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不是纯粹的政治写作，而是建立在对美国种族和政治史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理查德森更非泛泛之辈。她是当今美国内战和重建史领域最出色、最高产的学者之一，在哈法佛大学获得美国史专业的博士，师从著名的内战史学者戴维·唐纳德（David Herbert Donald）和威廉·吉纳普（William Gienapp）。她在199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共和党在内战期间的经济政策》（The Greatest Nation of the Earth：Republican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the Civil War），堪称研究共和党经济思想，以及内战与美国现代国家构建关系的奠基性作品。此后，她出版了多部关于重建和种族政治的重要著作。正是得益于这些丰厚的学术积累，她才能敏锐地发现奴隶制、南部邦联意识形态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想要深入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种族政治和自由理念的读者而言，此书应该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

美国早期的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的思想起源

Nicholas Guyatt, Bind Us Apart: How Enlightened Americans Invented Racial Segregation, Basic Books, 2016.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决中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原则（separate but equal）。这一判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也推动美国历史学者开启了对种族隔离的学术研究。著名历史学家科默·伍德沃德（Comer V. Woodward） 认为，种族隔离始于19世纪90年代，是重建之后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地区全面胜利的产物；最高法院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确认，进一步推动了种族隔离在全国范围的确立。长期以来，这一观点被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广泛接受，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剑桥大学历史学者尼古拉斯·盖亚特（Nicholas Guyatt）在2016年出版《将我们分开：开明的美国人如何发明了种族隔离》一书，对美国种族隔离的思想起源做了全新解释。此书认为，“隔离但平等”作为种族隔离的最核心理念，不是重建之后的产物，而是诞生于美国建国之初；种族隔离并不是坚定的种族之者毫无顾忌地加诸于有色人种的暴政，而是“开明”的美国白人为了应对种族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一观点大有将传统解释全面推倒之势，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盖亚特的研究直接源自他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殖民方案研究的不满。殖民方案是美国建国初期至内战期间，北部和上南部地区的白人群体中最流行的应对奴隶制问题的方案。其基本设想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公民团体出资，从奴隶主手中购得奴隶，然后将他们送至海外的殖民地。美国学者普遍将殖民方案视为白人精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对当时的历史影响甚微。但是，殖民方案持续半个多世纪，而且追随者如此之多，其历史影响真的如此之低吗？这个问题成为盖亚特研究的起点。

盖亚特从全新的视角来解释这一问题。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研究是一直两个相互隔绝的领域，盖亚特则试图将二者纳入同一个框架之中进行考察。盖亚特敏锐地发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印第安人迁移措施——将印第安人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与殖民方案之间有很多类似性。首先，在1812年美英战争之后的二十年中，二者都长期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其次，二者都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以“仁爱”（benevolence）为措辞来表达；殖民方案和印第安人迁移的支持者都认为，有色人种一旦与白人隔离开来，就能充分发展潜能，自我治理，创造繁荣，并最终实现与白人的平等。为什么二者之间如此类似？这与其所处时代的知识和思想语境有何关联？这些是盖亚特此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盖亚特发现，殖民方案和印第安人迁移措施的支持者是同一类人，即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改革家、牧师、政府官员等。这些人的自我界定是“自由的”（liberal）。具体来说，就是要支持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对他人抱以宗教意义上的仁爱之心；更重要的是，要摒弃对他人的偏见。因此，这些“自由白人”（Liberal whites）认为，有色人种并不是天生比白人低劣，只是受历史和环境的制约才显得落后，白人有责任帮助有色人种走向“文明”。

这些“自由白人”为何要支持种族隔离呢？盖亚特的答案是，他们面临着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困境。这些人信奉启蒙思想，拥抱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但是启蒙思想毕竟源自欧洲，带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无法为历史和现实境况存在诸多差异的美洲提供精确的指引。就种族问题而言，美国与欧洲的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美国是一个有色人种数量庞大、族裔种类繁杂的多种族社会。所以，在共和国初期，这些白人精英们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在现代世界中无先例可循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多种族社会实现所有人权利和潜能的平等？种族融合应该是应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答案。但是“自由白人”发现，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他们看来，与“不良”（bad）白人的接触会使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品性退化。其次，种族间的通婚在当时遇到巨大的文化阻碍。开明如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也承认她在内心深入确实厌恶黑白之间的爱情关系，尽管她意识到自己的偏见缺乏正当理由。对此，盖亚特有个颇有意味的断言：美国早期并没有奴隶制问题（slavery problem），只有种族融合问题（integration problem）。

在“自由白人”看来，既然种族融合艰难无比，那么种族隔离是实现种族平等的最佳途径。将黑人殖民到海外，前奴隶们就有机会摆脱下层白人的残酷偏见的影响，扭转自己的堕落。在一个没有白人干扰的社会中，印第安人则可以自己发展出蓬勃的文明。简言之，只有通过物理空间上的隔离，有色人种才能实现与白人的平等。“隔离但平等”这一话语在重建之后的历史中会具有如何强大说服力，是因为它其实是美国的建国原则（founding principles）之一。

盖亚特此书不仅重新阐释了美国种族隔离思想的起源，还具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即挑战美国早期种族问题的传统叙事范式。盖亚特指出，美国早期的种族故事是一个“硬性”（hard）种族主义为中心的故事。一般的叙事模式是，先描绘“硬性”（hard）种族主义的胜利，然后以此为中心来解释奴隶制的大规模扩张、印第安人的迁移、废奴运动的兴起、内战。这种叙事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将种族主义视为一种静态的观念，以今天的种族主义来解释和评判历史。事实上，在美国建国初期，种族主义并不像今天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么冷酷和坚固（hard），而是更加柔和和不稳定的（fluid），白人“种族主义者”对种族偏见的看法也远没有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坚定和肆无忌惮。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颇有为种族主义辩护的意味。但是深入阅读此书，我们会发现这是对盖亚特的误解。他只是强调，“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去捕捉历史中的具体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受到时代的知识与习俗的影响、处于特定历史时刻的人们普通性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由是观之，种族主义就如同一种语言，随着时态的变化，它的语法也在随之变化的。这些“自由白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白人民众中智识能力和道德水准的“天花板”，他们意识到种族主义是错误的，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种族主义的发展，并接受了其结果，成为实际的种族主义者。这恰恰说明了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消除种族主义的关键，不仅在于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更要在深度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对种族主义的深度语境主义的解释，应该是此书最大的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