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冒犯”了吗？单口喜剧、厌女文化与“大家保护的人”

距离九月份《脱口秀大会》过去不到三个月，曾经因脱口秀演员杨笠一句“他明明看上去那么普通，但却可以那么自信”感到愤怒的男性观众，再次被同一个人触怒，这一次杨笠只是笑呵呵地反问了一句“男人，还有底线呢？”

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上的表演

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的表演延续了三个月前的话题，表演方式也和之前相似，但“女脱口秀演员吐槽全体男性”的话题经过三个月的发酵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议题，“聊杨笠”甚至被当成考验三观契合度的标尺，杨笠因此也从一个普通的脱口秀演员成为一个符号、一个靶子、一杆旗帜。杨笠的话语在一些人眼中成了战斗的号角，部分男性观众认为杨笠在辱骂“全体男性，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并试图借助行政手段剥夺她发言的权利。

在这场围绕着杨笠这个符号人物和性别议题展开的讨论中，脱口秀本身的定义也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一条热门评论称“杨笠的脱口秀真的创作了新流派，在台上只完成50%，剩下50%由台下的人现身演绎”，这个热评令人感到一丝丝尴尬——从2017年《吐槽大会》开始，stand-up comedy已经在中国走过了三个年头，在观众的认识中依然没有形成“单口喜剧”的概念，在中国大陆语境里仍然和“脱口秀”概念混同，且被大众视为同一种喜剧表演形式。而重视与观众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依赖观众完成表演恰恰是单口喜剧和脱口秀的重要区别；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单口喜剧在内容上娱乐性相对脱口秀更弱，更侧重于用辛辣幽默的语言讽刺社会现象和公众人物。从这两点上看，杨笠的表演并不是在开宗立派，只不过是让观众感受了一次正宗风味的单口喜剧。

无论是脱口秀还是单口喜剧，对于中国观众而言都是西方舶来品。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发展，中国观众也有机会通过各种形式接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单口喜剧表演，许多单口喜剧演员例如黄阿丽和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女主角，都因对女性生活和女性欲望的激进表达在中国赢得了不同程度的喜爱。女性话题似乎是全球女单口喜剧演员绕不开的话题，相比之下杨笠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女权议题主张，却掀起了他人所不能企及的社会舆论巨浪，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杨笠是个“普女”。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总体上来说“厌女文化”植根于单口喜剧之中，许多关于尝试创作单口喜剧的建议中都会出现关于写“yo mama jokes”的段落。“yo mama jokes”就以“你妈”这个虚拟形象进行嘲讽事喜剧创作，这个虚构出来的母亲大多年老、痴肥、蠢笨、丑陋且在性格上、生活常识、生存技能上存在各种缺陷，本质上和国骂异曲同工。这类笑话集年龄羞辱、身材羞辱等厌女行径之大成，许多表现为明示或暗示女性性滥交。这种厌女笑话在相声里也是有的，例如郭德纲经典伦理哏“于谦的爸爸王老爷子”，本质上就是在暗示女性私生活作风问题，但利用的却是男性“绿帽恐惧”心理。同理，西方单口喜剧中的厌女笑话模式也是经过处理的，例如“你妈路痴，下楼买菜，国足拿到世界杯冠军了她还没回来。”厌女的隐蔽性在于看似讽刺国足实力不足，实际上却是在贬损女性智力水平。单口喜剧演员的女友、女性朋友、姐妹、女儿都可以构成“yo mama jokes”变体的角色，女演员的父亲、男友、儿子则构成这个模式的性别转换版本，喜剧的构成逻辑是一致的。

多数成功的西方单口喜剧演员大多涉足过性别议题，她们大多会塑造一个相对具体的男性形象，然后全方位地诟病他智力上的不足、生活常识的匮乏、同理心缺失以及面对女性“小伎俩”时的洋洋自得，在中越混血的美国单口喜剧演员黄阿丽的表演中可以看到这些性转厌女笑话的影子。

黄阿丽《小眼镜蛇》表演

西方单口喜剧女演员依靠塑造“yo mama jokes”同款男性来宣泄自己的欲望和主张，得到男性观众支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类型的笑话暗合着厌女的逻辑，同时也因为大多数女演员都有十分特殊的经历。以2017年2月《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好笑的五十位单口喜剧演员”为例。五十人中女性占七席，均排名在三十名开外，都是“奇女子”。

第五十位，旺达·塞克丝母亲是银行家、父亲是陆军上校，自己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过五年，黑人，结束异性恋婚姻后公开出柜并和女友结婚，最经典的笑话是讲述“出柜比在美国做黑人难多了，你不必因为自己是黑人坐下来跟父母促膝长谈‘黑’是怎么一回事。”排名第四十八位的赵牡丹（又称“玛格丽特·赵”）是美籍韩侨，父母开了一家面向同性恋的录像厅，遭受过校园暴力和近亲属性侵，从事过性风俗行业。排名第四十七的艾琳娜·布斯勒活跃于冷战时期的美国，父母都是东欧移民，父亲是俄罗斯杂技演员，母亲是罗马尼亚芭蕾舞演员。排在第四十三位的艾米·舒默，犹太家庭出身，儿童时代家道中落，靠讲述女高中生窘迫经历成名，去年靠讽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大受好评。第三十九名，莫姆斯·马布利，黑人，活跃于一战后的美国，是美国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喜剧演员。第三十八名，洛萨妮·巴尔，犹太裔白人，摩门教徒。第三十三名，詹宁·加洛法罗，出身于一个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组成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波士顿做邮差，段子以工人生活居多。排名最高的（第三十一位）是美国脱口秀名主持·吉米·凯默的前女友莎拉·西尔维曼，知名段子是“被一个医生强奸对于我这样的犹太女孩而言真是苦中带甜。”

滚石杂志排名上榜女单口喜剧演员

上述女喜剧演员都会构建情景、塑造角色来达到“笑果”，观众可以借助种族、宗教、性取向、移民身份、性侵受害者等多种途径逃逸以避免自我代入被讽刺对象。演员身份越是多样，表面上似乎涉及了更多的领域，但对于听众而言她们塑造的角色身份越被限缩。尽管这些女演员的措辞更加露骨、激进，但鲜能激起大规模的观众抗议。对于许多观众而言，这些女演员对于讽刺对象实施的是狙击。反观杨笠，就是在扫射。

比起中国男性观众可能熟悉的女单口喜剧演员，杨笠是普通的。杨笠的脱口秀缺乏具体的角色构建，舞台上“杨笠”这个角色没有双胞胎姐妹，不是“双一流”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车间工作经验的，没有上过北大、隔空喊话过吴亦凡、得过抑郁症，尽管观众能够从节目之外的采访中得知她个人的背景故事：河北农村出身，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在北京做过几年平面设计，其间需要家人经济上的援助。但台下类似的生活经历在大城市中随处可见，杨笠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女的”。

和被有童年创伤的少数族裔移民女同性恋讽刺相比，普通男的被“普通女的”杨笠感慨一句“那么自信”的杀伤力是核爆级别的。嘲讽和侮辱这样一次性的伤害带来的痛是短暂的，杨笠对于男性状态的描述更像是在普通男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让大多数男性开始怀疑周围的普通女的“是否也是这样看我”。怀疑会在内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阴影笼罩着男性所有的行为和发言，逐渐摧毁男性心中的阳光和自信。毕竟，自信的男人是不会因为一个普通女的在舞台上问一句“男的还有底线呢？”而感到愤怒，穿着新衣的国王才会堵孩子的嘴。有些东西可以有，不让说，可见是真没有。

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单一性别是无法打响“性别战争”的，杨笠一两句话就能擂响战鼓，单单激起男性的愤怒而无女性反抗，就是一场单向的侵略和征服。打仗最忌讳出师无名，杨笠如果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这场仗是打不响的。围绕杨笠发言争议的讨论事后主要集中在单口喜剧和脱口秀是门“冒犯的艺术”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言支持杨笠的各界知名人物大多希望被激怒的男观众能够更加大度、包容，这种看似支持的表态其实建立在对杨笠“有罪推定”的基础上。“冒犯”成立的前提是言语或行为缺乏礼貌，欧美单口喜剧中随处可见粗口、生殖器官，所有人都在拿性爱方式、宗教种族开玩笑，讨论冒犯或许是必要的，但《脱口秀大会》及其衍生节目是“洁版”，如有冒犯已被消音。在这种前提下用“冒犯的艺术”来支持杨笠，反倒像是杨笠的确先犯了错一样。

演员姚晨支持杨笠的发言

许多公众人物无知无觉地用单口喜剧“冒犯的艺术”来为杨笠提供支撑，间接将“普通”归类为冒犯男性的词汇之中，变相体现出整个社会对男性群体的保护力度。来自台湾地区的脱口秀演员博恩曾感慨“嘲讽大家讨厌的人很容易，但是骂大家在保护的人却很难。”社会上天天号召保护妇女儿童，是因为妇女儿童缺乏保护，把社会上实质的被保护者——普通男的，当作开玩笑的对象，其难度可想而知。

争议的产生在于女性观众对于部分男性观众之愤怒的不解。杨笠在表演风格上并不意在激怒男性，不过像酒店里的食客朝孔乙己高声嚷一句“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就睁大眼睛、涨红了脸，额上青筋条条绽出，争辩起来，接连说些难懂的话，结果是“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与眼下情景如出一辙。部分男性不过如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般，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尴尬，一种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心理学家定义为“当人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公开地威胁到他的社会身份时，产生的窘迫、懊恼、难堪等情绪体验，这些情绪引发的不舒适状态即为尴尬”，它是一种生理和心理上令人反感的状态，给人造成一种裸露感和羞愧感，因此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躲避尴尬情绪，并且当尴尬情绪发生后会想尽办法尽可能修复它所造成的伤害。

心理学界为尴尬的产生建构了四种模型，分别是“自尊损伤模型（认为自尊被他人给予负面评价时）；戏剧模型（个人无法扮演社会赋予的角色而导致社会关系紊乱时）；违背他人意愿模型（个人表现与他人期待相违背时）；非意愿暴露模型（个体不情愿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当人具备以下两种特质时，容易产生尴尬的感觉，一是对他人评价十分敏感，二是倾向于将他人评价认作是负面的。尴尬感越高，对处在尴尬情形中的人所感到的尴尬共情能力越强。当杨笠描摹一个虚构的普通男性“自信”的样子时，尽管没有诋毁中伤却给了虚构男性以负面评价，部分男性和虚构的普通自信男共情尴尬，最后恼怒起来，要禁杨笠的言。

在许多涉及性别议题的讨论中，男性总被认为缺乏共情能力。但无论是杨笠还是之后的藏族小伙丁真引发的讨论，都因普通男性对“非我族类”同仇敌忾而起，不难看出他们并不缺乏共情能力。高尴尬感的表现甚至反映出部分普通男性内心的敏感和悲观，这恰恰与杨笠所宣称的“自信”相反。如果杨笠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告诉她正确答案就好，为何要像孔乙己那般？原因可能是部分普通男性缺乏观点采择能力。

心理学上认为，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是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与感受他人的情感与想法的能力，观点采择是在区分了自我与他人的观点同时，运用已有经验和知识对他人的观点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它具有三种主要特点：一，需要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二，认识上去自我中心化；三，需要把两种以上的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同时需要控制和约束自我。相关研究还表明，观点采择与利他倾向之间呈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能够听明白别人到底在说什么，意味着要放弃自我中心主义，具备一些常识经验，能够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而这或许才正是许多人缺乏的能力。

信息碎片化时代，复杂而详尽的阐述已经远离大众舆论，简洁而有力的短语构成了公共交流的主要语言方式，越是简单的口号越能覆盖更广阔的群体，也是简单的口号，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缺乏耐心。沟通很快就变成了口号和禁言之间的战争，正确理解他人并友好沟通的能力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互联网社群的口号逐渐变成了“随时随地发现新战场”，紧张的局势让人变得敏感且悲观，变得更加容易尴尬，进而更加愤怒。没人关心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的表演上表达尽管意识到男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想和男的谈恋爱的观点，所有人都只想打仗。

脱口秀演员博恩在回应如何才能把“大家在保护的人”纳入喜剧时说，“我只等风向改变，或是做出一个别人无法反驳的好笑话。”无人反驳的只有真理，喜剧演员需要的是风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