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创造城市，致敬2020(三）| 破局与重塑

这是孚园对全球及中国城市发展图景进行总览梳理的第三期，基于未来城市的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作为孚园既往观点的一次总回顾，致敬特殊的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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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组织性类似于生物体在自然界中为获取生存资源而改变自身、去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城市的驱动力来自于自身专业化的能力，也即制造可贸易品（Tradeable goods）的整体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讨论的可贸易品不仅包含我们惯常所理解的电器和纺织品之类的实物，也包含旅游、留学和咨询之类的服务产业——虽然这些服务的“产能”有限，无法像制造业那样易于扩张，并且往往需要消费者有意识的寻找（咨询行业与前两者不同，它要将“智力服务”通过咨询师输送到消费方所在地），但和实物类可贸易品一样，销售对象的范围都可以远远跨越本地的有限消费者群体，因此产业内的有限产业人口同样能获得较多的收益。

当然，现实中可贸易品与非可贸易品的界限有时并非那么清晰，两者交互之处比比皆是：可贸易品中掺杂着大量的非可贸易品服务，如出口检测试剂的厂商，可能需要本地的科学实验室来检测试剂的有效性并提供认证；面向本地人提供的非可贸易品服务又很可能是由可贸易品支撑的，如牙科诊所进口特殊的树脂材料用以为社区人口补牙；甚至像仅仅服务于社区的沃尔玛超市，也需要依赖卫星系统实时跟踪调度全球供应链，才能保证及时供货。

但总体来说，一个城市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它的销售对象能够超越本市范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生产的是可贸易品——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范围越广、消费对象越多，这个产品就越有竞争力，这个城市内围绕这个产品或服务设置的工作岗位的回报就越高。如果一个城市多个产业领域都能提供大量这种良好收入的工作岗位，毫无疑问，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成功的。

那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来了：一个城市应该怎样组织自己的各个生产要素，从而“开发”出一个高需求的产业呢？答案五花八门。比如前文介绍过的佛罗里达教授，认为城市应该创造环境主动争取能开创这些高收入产业的“创意阶层”；有些人则认为应保持合理房价，通过维持较低的整体生活成本吸引和留住人才；还有人建议维持较低的创业成本，让各个产业的人才有机会充分尝试各类奇思妙想，勇于试错、快速迭代，从而开发出市场可行的产品……

世界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迈克尔·斯托波尔（Michael Storper）在其专著《城市发展的逻辑：经济、制度、社会互动与政治的视角》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除了一些难以言说的偶然因素外，大部分答案藏在我们社会的联络结构上。当一个社会开拓新兴产业时，它的各种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本、人力和场所等，如果能紧密、高频、无障碍地沟通，并且总能够根据新兴产业的需要调整各自的供给结构，那么成功的几率就要大得多。

斯托波尔的观点客观解释了发达国家为何存在频繁的产业内贸易：以美国和德国的企业为例，在汽车这个高度成熟的制造行业内，两地间人员来往密切，厂商也基本掌握相同的制造知识和工艺，双方甚至共享很多核心供应商，那么为何两国制造出来的汽车差别如此之大？恰恰就是因为双方团队对汽车这个商品的理解不同：车辆的驾驶体验究竟应该更多侧重在内饰的感觉体验、车内空间的分割方式还是其它……大家对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基本上完全植根于本地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互联网打通信息流通的渠道，但人们成长的真实环境千差万别，潜移默化的观念也并不相通。

这解释了城市的运行原理：当一个产业集群成型后，其中的企业是较难流失的。一方面企业享受到了本地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集聚在可贸易品生产领域的从业人员，其收入抵去高房价等较高成本后仍然比一般城市要高，因此稳定性较好。所以，其它城市的运营者希望通过低房价等手段吸引产业人才往往是片面无功的——除非那些非常成熟的企业，它的某些基础中间环节可以外包且并不影响最终的产品品质时，依附在这些环节上的基础人力才有可能随外包一起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城市。

同样，简单地重塑城市环境和消费场所来吸引“创意阶层”，也是本末倒置了：那些从优质的集聚产业中获得高收入的人群，往往接受过良好教育，养成的审美训练的确让他们更倾向消费个性化多、体验感强、舒适度高的产品和服务。城市运营者可以复制这些“硬环境”，但毫无疑问，无法仅仅凭借这个就吸引创意阶层前来重新集聚一次先进产业，如果没有优良的研发基础、完备的政策引导、活跃的产业孵化、持续的人才培养等关键性“软环境”，再多的投入都是徒劳无功。

总结来说，城市的驱动力来自专业化。如何组建具备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往往有赖于这个城市里掌握各种生产要素的人之间是否具备广泛的联结能力。为了详细阐明这点，斯托波尔又写了另一本以城市比较为主线的专著：《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美国加州的这两座城市彼此为邻，在1970年代人均收入不相上下，但到了50年后的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后者将近1/3。

如此现象的关键原因是硅谷落地旧金山，多年来创造了大量高收入工作岗位。然而硅谷是本就计划选择旧金山而非洛杉矶吗？毕竟道理上来说，旧金山拥有冷战之前美国最大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并且还是硅谷电子产业初期的最大采购方。但事实证明，虽然硅谷最早的重要奠基人在旧金山定居有偶然因素，但硅谷在信息技术产业内开发迭代的一系列产品，是基于底层的社会网络联结结构（图8）。我们也曾撰写书评（看，旧金山一骑绝尘 & 洛杉矶马失前蹄的教训与启示），简要描述了旧金山和洛杉矶过去50年收入分野的主要原因。

图8：2010年旧金山大湾区（Part 1）和洛杉矶地区（Part 2）的连锁董事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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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接下来关键就要看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将城市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而培育新兴高阶产业，为城市创造大量高薪岗位。美国布鲁斯金学会提出了 “创新区”（Creative District）概念，认为如果将各类资产（Assets）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图9），那么一定程度上就能提升创新效率，提高城市专业化水平，为城市提供更多高薪岗位。

图9：创新区是三类资产的有机组合——经济资产、实物资产和网络资产

通过研究考察，布鲁斯金学会整理出全球至少200个类似的创新区（地理规模大小不等）。事实上，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案例，如美国剑桥的肯达尔广场（CAMBRIDGE: KENDALL SQUARE）、费城大学城（PHILADELPHIA: UNIVERSITY CITY）、三角科学园（RALEIGH-DURHAM: RESEARCH TRIANGLE PARK）、圣路易斯的CORTEX园区（ST. LOUIS: CORTEX），以及前文提及的底特律复兴中的中心区（DETROIT: DOWNTOWN, MIDTOWN）等，它们不仅在“资产”组合上符合创新区的功能结构，实际运作中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图10展示了一个微缩版创新区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是如何交互联络的。

我们曾经以圣路易斯的CORTEX园区（迈入“内循环”大时代，从一座科技小城透视科技内循环增长新模式）为例，来说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创新区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巨大带动作用，同时也解释了那些比较封闭的传统科学园，像美国的三角研究园，是如何为了创新区要素搭配，而主动革新自己的结构，以此丰富研究区域的内外部联系。

图10：一个微缩的创新区示意图，三类资产在其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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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类发达国家的城市，维持自身竞争力的手段主要是挖掘创新潜力。我国在过去40年主要作为产业承接方（尤其是2008年之前）来参与全球化竞争，承接的多是较成熟产业的中间制造环节。而作为主要承接地的东南沿海城市，组织生产要素的方案不约而同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开发新城（压缩土地成本）、补贴工商业水电成本、出口退税……这个进程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最终塑造了我国当前的城市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沿海地区已发展为人口规模过亿的超级城市群。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这两个超级城市群里组织生产要素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企业早已脱离代加工模式，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开始重新构建适合自己的生产模式，沿着 “贸易——加工制造——外观设计——产品开发——品牌塑造——外围零部件研制——核心零部件研制——系统开发” 的产业进阶之路不断攀升。当然，各企业的组织能力不同，所处行业阶段也不同。因此，如今在这两个主力城市群，既能看到大量中小企业专注贸易领域深耕，也能发现有少数大型企业已经走向自主研发、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的道路。

总体来说，当前这两个超级城市群区域内已经集合了大量规模不等、处于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企业，它们共同组成了涵盖各类产业的生态集群，彼此之间深度竞合，又发挥各自特长，在市场上谋求生存地位。

难题是，广大中西部城市应该如何组织自己的专业优势？这些城市碍于地理区位导致较难承接发达国家外溢的产业转移，同时在地年轻人口又大量“流失”到沿海地区，既有的产业根基也在高烈度竞争下逐步被动摇甚至解体（甚至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在相当时间内未能找到新的发展定位）。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其实完全可以跳过这个基础承接阶段，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工农融合模式。比如山东潍坊南张楼村于1987年开展的“巴伐利亚试验”：项目援助方、德国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司将南张楼村重新规划为四大功能版块：工业区、大田区、文化教育区和生活区，其中大田区主要是改造荒湾、废坑、河道、废窑场，削平高地、填平洼地，最终整理成57块350米*300米的方块农田，全面采用机械化作业。

该实验项目2005年最终验收，我方总结经验是：虽然南张楼村留住了自己的人口，但吸纳就业主要依靠村里早年出国务工归来的村民们所创办的小型工厂，如小型机械厂、棉纺厂、塑料厂和奶牛养殖厂等。农业机械化提供的岗位有限，少数承包田地的农民常年工作不饱和，虽然收入较高，但承担区域发展关键作用的路面硬化、机械化设施、喷灌和地下管线等高昂的前期成本投入（由上级政府承担），却完全没有考虑——南张楼村的试验有力的反证了：全球化时代，强行架空现实境况、背离自身生产要素的特点，结果势必无望。工厂会因为产品规模效应不足而难以降低成本，农地的单位产出也因为投入过多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可见，能做到随时随地跟踪考察城市各个生产要素的特点，并因地制宜地将之组合起来并塑造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专业”优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已经过去的这轮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全球化进程中，不少城市的管理者以平地起高楼的气魄，誓言用一座全新的城市来迎合产业需求，但最后却大多因为本地无法内生这些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而暗淡退场。事实上，这种大胆的操作思路在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不鲜见，关于这点，我们详细解析过天津滨海新区和郑州郑东新区的案例，以及已成典型反面教材的韩国松岛新城。

上海早年也在主城外围开发了一系列具有异域风情的小镇，虽然大多环境优美、空间规划得当、生活设施齐全，但因为距离上海当时多个生产中心太远，使得居住在这些小镇社区人口的通勤时间过长，因此并不受市场青睐。直至如今，市区经济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之后，产业空间逐步外溢到城市外围，这些原本作为地产开发的风情小镇，转身成为别具风味的文化产业空间。松江泰晤士小镇前冷后热的变化历程，就是上海自身产业要素不断变换的见证。

中西部城市一度难以找准自己的定位，尤其是大量中小城市。但最近几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族小伙丁真火爆全网，县所在地各级政府部门顺势推出A级景区、酒店机票一揽子旅游促销活动，似乎一下子点题了：旅游业是个出路。

三年前，国内旅游业玩家加码重注三亚的时候，我们明确指出这座全国唯一拥有热带海岸线城市的优质旅游资源即将耗尽（海南：佛罗里达、夏威夷还是拉斯维加斯？都不是，我们认为它更像是……），呼吁国内相关从业者应该勇敢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这个行业下一轮炮火发生的地方，你不能错过！），开发那里的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中东部广大中产阶级。甚至以浙江安吉获得“地球卫士”称号和浙江台州温岭小箬村 “七彩小岛”为例，直言仅仅依靠环境改善和优化，就足以创造出莫大的吸引力，因为中东部城市居民的旅游，事实上消费的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欠缺的“特色”空间。同时，我们还详细解释了一度风靡的全域旅游（“诗与远方”终相会，看全域旅游如何回归旅游本质）应从哪些方面着力，认为当前旅游行业主要矛盾在于旅游产品的体验不佳（我们研究了千禧一代对旅游的看法，这个百亿市场该如何与时俱进），并建议从哪些方面去修正。

总结来说，城市的组织性和城市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它相当于生物体要如何适应环境从而获得维持身体机能所需的能量，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城市最为“有机”的特质。但如前所述，这个适应的过程并非一次性或静态——“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往往意味着城市的崛起和衰落，不管如何起伏，城市始终要勇敢面对自己所处的阶段。最后，如果我们回头审视城市发展的这段历程，会见识到另一个类似有机体的重要特征：新陈代谢/成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