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B面｜纳入消费视角，计算社会老龄化程度

人口老龄化在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发达国家最先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对此，日本在今年2月通过法案，鼓励企业将最高退休年龄由当前的65岁提高至70岁；英国也在今年将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提高至66岁，以应对社会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仍在延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标准：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岁。然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容小觑，有学者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社会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为了适应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目标。

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的人口是否开始出现老龄化趋势？国际社会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8%-10%时即开始步入老龄化，这一数字即为老龄人口抚养比，是当前公认的老龄化程度衡量标准之一。

今年10月，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韩雪辉和来自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程远就抚养比的计算方式发表论文，提出将家庭结构与家庭消费情况纳入对抚养比的计算，以更精确地测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

以下内容节选自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程远的采访。

澎湃新闻：关注中国抚养比的理由是什么？

程远：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测量一个社会老龄化程度一个较常用的指标就是抚养比，抚养比的分子是社会中需要抚养的人，也就是老人和小孩，分母是社会能提供抚养的人，也就是我们社会中的劳动力。当分子越来越大、分母越来越小，抚养比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

这个指标的设计是将老年人看作退出生产活动的社会成员，从劳动力变成社会的“负担”，他们的生活需要社会中的劳动力来维持。抚养比指标能朴素地反映，当社会中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社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澎湃新闻：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抚养比的方式，加入了哪些新的考量？

程远：传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计算方法比较直观，但并不精准。比如说分母部分，传统的计算方式将所有适龄劳动力都计算在内，但有些劳动力是在失业状态，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工作。分子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生活方式不同的老年人，产生的抚养成本都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传统的抚养比计算方法比较粗糙。

我们的研究对“抚养”进行了相对细致的区分。抚养比指标将老年人看作成本，那么成本的产生主要是通过消费来表达，我们把抚养比分子的计算从老龄人数替代为老龄人口的消费。抚养比分母的劳动力是被视为提供抚养的主体，提供抚养可以用收入来衡量，所以我们将抚养比分母的计算从劳动力的人数替代为劳动力的收入。

我们的研究通过估计收入模型和消费模型，测算不同家庭结构，老年人产生的消费和劳动力创造的财富。例如，一个由两个老人、一对夫妇组成的家庭，与一位老人、一对夫妇和一个未成年人组成的家庭，两种家庭的消费情况肯定是不同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经过消费和收入调整的抚养比大约滞后于未经调整的抚养比15年。这一判断对养老产业的规划、投资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澎湃新闻：研究中使用的是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其中没有养老金数据，这对研究结论有影响吗？2011年距今年已有近10年，数据的解释力会不会受影响？

程远：我们设计的模型，分母是劳动力的收入，养老金收入是不被计算在模型中的，对模型没有影响。

至于数据的年份，很多人可能认为数据越新越好，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例如，人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等等，这种研究的数据肯定需要更新。如果拿一个人十年前的体检数据评价他现在是否健康，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稳定的内容，例如，年龄、出生地，以及我们在这次研究中关注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最新的数据和十年前的数据相比，应该不会有剧烈的变动。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使用跟踪的数据、最新的数据。

澎湃新闻：研究在分析不同年龄段消费习惯时提到，老年群体的医疗消费突出，而其中56-65岁的老年群体医疗需求最高，为什么？

程远：社会流传一种说法，一般来说，一个社会90%的医疗费用是被10%的人花掉的，而一个人一生的医疗消费是在生命最后10%的时间里花掉的。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的消费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医疗需求造成的。

我们的研究认为，对老年人来说，排除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的医疗花销，医疗支出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并不是随年龄增高，医疗费用线性增长，相对年轻的老年人医疗支出反而更高。因为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所以只能依靠结论来推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种可能是，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大多数用于慢性疾病，这类疾病出现症状的时候一般在55-65岁之间。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包括诊断费用与治疗费用，慢性病前期这两笔支出都是需要的。如果慢性病被确诊，情况稳定，诊断的费用会减少，另外一个因素是，从长期看，药品的价格是下降的，慢性病后期的医疗支出会下降。

澎湃新闻：文中也涉及了关于适当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的政策建议，这一建议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程远：一般来说，退休后，人们的消费会明显减少，养老金的替代率正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设计的。根据我们的测算，退休后的消费大约只是退休前的一半。我们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养老金的替代率，目的是维持一个可持续的养老金系统。

短期看，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意味退休老人能拿到更高的养老金，是一种更受欢迎的政策安排。从长期看，这会牺牲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高替代率的养老金对应地需要更高的社会保障赋税，意味企业和劳动力更高的负担，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增长。

社会福利制度的设置绝对不是福利越多越好。社会保障水平需要建立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

澎湃新闻：您在文末建议通过社会政策鼓励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原因是什么？

程远：人口老龄化是无可逆转的。但有很多办法可以减低抚养比，比如说，鼓励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同住可以分担、共担生活的成本，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而且对环境保护有积极的意义。同住还可以减少一些需要第三方承接功能的支出，例如，老年人在家中可以帮子女照料孩子，节省家庭的育儿开销。

但是，如果社会政策不参与其中，可能很难鼓励这种多代人同住的家庭安排。比如说，因为复杂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居住空间小，适合多代同住的房子非常少，这会造成多代同住困难；我们国家的养老金系统目前还不是全国统筹的，一些移居到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父母的养老金无法负担在大城市的生活，这也会增加多代同住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