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20｜疫情大流行下，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变化？

“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回顾与前瞻2020/2021”研讨会现场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里，新冠全球大流行成为了影响全球发展、世界格局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最主要因素。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中，中美博弈、纳卡冲突、英国脱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等事件也无一不继续深刻塑造着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改变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光谱。

放眼2021年的世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上台以及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等也都注定会成为备受瞩目的事件。

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累计超800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亡超177万人。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9日在新年致辞中坦言，2020年是经历考验、遭遇悲剧和饱含辛酸的一年，他呼吁人们携起手来，彼此和睦相处并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应对气候危机，遏制新冠疫情蔓延，让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

放眼全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即将过去的2020年，又应当如何展望2021年？12月29日，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回顾与前瞻2020/2021”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数十名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回顾与总结了过去一年全球战略与安全格局的演变，并对2021年国际形势发展走向做了深入探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番采访了多名专家学者，倾听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汇编成文，以飨读者。

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倪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秦亚青 外交学院原院长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世界格局：全球疫情下，霸权和“极”的时代已结束？

袁鹏：用“极”来形容当前国际关系需要慎重，因为一旦用“极”，尤其是用“两极”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很多政治上的联想。我们不能客观上说两个国家实力对比拉近，同时跟第三第四方的差距拉大，世界因而就变成了“两极”。此外，这种表述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当前时代，可能需要慎用极的概念。

追求世界的多极化仍然是我们的方向，这就要求同时发挥各个板块、各个集团的作用，至于说找不出一个明确的词来形容当下国际格局，那就不要“硬找”，因为当前世界并不像冷战结束时那样，彼时“一超多强”是一个很明快的格局。当前世界还处在分化组合和秩序重塑的过程中，多极化在此过程中仍在曲折和波折中继续往前推进。

阎学通：回顾2020年，有两个特点，一是逆全球化，这是最重大的发展趋势；二是全球疫情，疫情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如果2021年疫情继续持续，那它就会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常量”。放眼2021年，影响国际格局的最大变量就是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2021年，“不确定性”会是国际战略安全最主要的特征，特朗普加速了国际格局中的不确定性，而拜登上台后则会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必然将采取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一样的政策，用多边主义代替单边主义，他会对国际格局采取“强化政策”，第三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国家的政策也更加不可预测。此外，供应链的重新组合也会带来不确定性。

如此一来，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两极格局中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且两极格局本身在2021年也会更加突出。

秦亚青：我就世界格局谈三点看法：第一，美国霸权已经结束，冷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美国的制度霸权。当然，它建立霸权是凭借它的软硬实力，但它建立的整体霸权是一个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以制度为基本形式的美国霸权体系，这表现在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影响力。

举一个简单例子，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反恐就成了全球的重要课题。然而，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尤其是其他力量的兴起，美国的霸权在进入21世纪后一路走低，整体影响力下降，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在软实力方面下降尤为明显，这对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霸权造成了强烈冲击。

虽然新冠疫情并不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实质性要素，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它就标志着美国制度霸权体系不复存在。而随着美国霸权结束，同时这也意味着霸权时代的结束。我们以后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任何单一国家会具有主导世界事务的超强力，世界事务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世界上出现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今世界不会再支持霸权，不会给予霸权合法性。因此，霸权时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会终结。

第二，两极取代霸权的可能性甚微，现在议论最多的是中美战略竞争，不过中美两极是难以形成的。

一是中国和美国现在实力上仍有差距，美苏那种当时在世界最为重视的单一领域，就是军事领域的战略平衡眼下并没有出现。

二是以物质性实力界定权力之“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非物质性力量份量日益加重，而非物质性力量的分布远远不是两极格局可以表现的。

三是两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各自有自己的同盟体系，而我们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看不到这样紧密的同盟体系，即便松散的也看不到，所以当今世界同盟体系和准同盟体系都难以形成，不管拜登怎样去搭建同盟体系，将来他治下的美国和冷战时期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四是两极主导世界事务，或以两极划线没有全球合法性基础，国际社会不会承认两极存在，也不会受制于两极竞争。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是中美从各自的国家战略考虑都不会轻易承认两极格局，美国对于霸权的眷恋、对于建立同盟的希望不会减弱，其领导世界的意愿依然存在。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晰的中美两极对抗格局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尤其不利，从中国战略利益考虑，界限分明、冲突竞争的两极，一面是中国，一面是美国，不符合中国不争霸的战略意图，也不符合当前中国的战略安全，所以推动多极化仍然是中国明智的选择。

我的第三个看法则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向是多极多元。我们一直有个判断，世界是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这个大判断我认为是没有错的。多极是指世界出现多个权力中心，我们现在尤其可能要重视美国、欧盟和中国，美国虽然失去霸权地位，但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单一国家。欧盟虽然不是一个单一国家，且在新冠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论从物质性实力还是从软实力，都有一极能力和影响力。至于中国，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至少这三个权力中心要受到高度重视。多元和多极交汇，意味着世界会出现更加明确的权力分散和权力下沉，而不是霸权和两级所表现的权力集中。

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已不再是国际体系唯一主导理念，更难以成为主导世界政治实践的原则，因此从中国的发展到欧洲的模式，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都会产生吸引力，全球治理也会呈现出比以前更分散的状态。过去那种集中在全球层面做治理是美国霸权的一个特点，以后将会出现全球地区分领域等情况不同的治理形式。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层面治理情况低下的条件下，地区层面的治理很可能更为积极。

朱锋：2020年即将过去，2020年的整个国际战略安全态势，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疫情虽然构成了对人类公共健康卫生的百年未遇的重大威胁，但是疫情成了大国博弈的助推剂和助燃剂，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战略界和政策界认为疫情不是可以简单地使得中美重新进一步走向合作的共同威胁，美国的国会议员、前任政府官员普遍认为疫情是有可能加速中国实力赶超美国的，疫情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之窗”。因此，他们看到的是疫情有可能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保持力量优势受到打击。

第二个特点就是疫情使得冷战结束以后的全球稳定发展，包括去贫困化的趋势受到了决定性的逆转。从1991年到2019年，全球的贫困人口都在逐年下降，但是今年世界的贫困化人口会增加7.1%，联合国发展组织6月认为2020年的贫困人口会增加8600万，但是11月联合国最新的预测指出，2020年贫困人口会增加1.7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疫情给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恶化大国关系，它还使人类的和平繁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个特点就是疫情使得国家间关系变得更加的微妙复杂。包括中印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全要素竞争”的时代。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世界政治有可能进入“新战国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有可能从此一去不复返。不过，我并不认为世界的全球秩序已经进入了“礼崩乐坏”的阶段，其实国际政治出现前后反复，甚至进步和倒退都是正常的，而且全球治理本质是大国合作。然而，问题是今天谁来在不同的领域里重新推动大国合作发展？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这是我们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向。我非常坦率地认为，现在中国可能处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全球财富、权力、利益再分配的矛盾交汇点上，所以我们要突围，单想稳定管控中美关系是不够的。我们如何塑造更加积极的、更有感召力的国际形象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要稳定中美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文章不是如何去做美国的工作，而是我们可以平行操作，在所谓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上去树立我们的旗帜，去告诉世界中国真的是一个在未来可能更加不确定、更加动荡的世界中，对他国而言可依靠、可亲近、可接受的力量。

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即将上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着力？

倪锋：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2020年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自由落体式的下坠。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状况，我个人做了观察总结和归纳，我发现对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状况，国内存在4种认识论。

第一种我称之为本质论，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中美关系会这样？显然是两个国家的本质不一样，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国家必然会走到今天的状况。

第二我称之为结构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要崛起，一个是要守成，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中美两国走到今天的状况。

第三种认识论我称之为利益论，利益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今天中美间呈现如此状况显然是由于两国经济、政治等等各种利益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另一种则是对利益论的经典解释，即“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第四种对当前中美关系状况的解释我称之为互动论。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由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形成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认知论都有它的逻辑和合理性，但这四个认识论不应该放在同一个维度上，应该对它们做一个更加合理的摆布，这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会产生一种更好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关于本质论我认为应该把它放在一种底线思维的角度来讲可能更合适，做到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心里有数。关于结构论则应该平衡地看待，一方面要重视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同时我们也要发现在结构上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需求。至于利益论，我们要看到今天中美关系中呈现了这么多的矛盾，同时我们可以用更加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因为利益永远是流动的。关于互动论，我认为对于任何两个国家来讲，两国关系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或者说目标，其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互动，如果强调这种互动的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就应该有着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袁鹏：谈到中美关系未来的着力点，首先要抓住现在双方共同利益的关切，我觉得抗击疫情是拜登团队的头号关切，而且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对此也都很关心。合作抗击疫情有助于拉近中美的距离，塑造中关系改善美的基础，同时中美如果合作也能极大地缓解两国紧张对立的气氛，给全世界走出疫情带来希望。中美之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重大的合作基础。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我们还有气候变化这样的合作基础，现在抗击疫情其实是很好的合作基础。

其次，两国要在一些对两国民意以及两国人民本身都会带来好处的领域有所作为，尤其是在人文交流等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方面，拜登团队要改变特朗普过去一些极端的做法，双方要争取尽快恢复一些正常交往，比如留学生、访问学者、两国媒体之间等等。

第三当然就是恢复中美间正常来往，从元首外交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之间的对话交流，一旦交流起来，我相信很多问题就会相对好处理一些。

说到台湾问题，必须要说特朗普政府在立法上，在行动上，在军售上以及在交往上已经频频突破一些底线，甚至触碰红线。考虑到拜登作为一位老牌政治家，他对中国问题以及世界事务有深度的把握，特朗普的团队基于个人私利，或者说基于个人无知与报复性心态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未来如果美国政府由理性、专业的团队来决策，从稳定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我相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会更多三思而后行。

不过，拜登团队会不会立即修复被特朗普塑造出的现有格局也值得进一步观察。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要牢牢把握那些“最要命”的底线，同时还要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敲打美国，始终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来对待，要把信号和决心明快地、清晰地传递出去，打掉他们的幻想。

吴心伯：过去四年，美国在地区安全上的竞争主要从结构层面上得手，就是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越来越具有实质性，但在（地区安全）单元层面上美国得手的实际上并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办？中国当然也可以在结构层面做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强中俄合作，或者我们可以拉住东盟，希望它不要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但是这都是有限度的，中俄再怎么样不可能结盟，而且东亚不是俄罗斯的战略重点，它的投入是有限的，俄罗斯能够做得更多的是象征性动作。东盟也一样，东盟能够做的是不站队。

正因如此，我们中国在结构层面上要能够实质对抗美国运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怎么办？我觉得，美国在结构层面布局，我们就要在单元层面上取得突破，如何取得突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今后要做的就是推动南北和解，如果半岛南北方能够实现和解，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半岛，特别是韩国对美国的战略上和安全上的依赖。

在台海方向，我们要加强对台海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

在南海方向，中国要做的就是抵住美国的压力，稳住南海，稳住东南亚，第一个当然是继续推进COC（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第二个是在南海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九段线以内的权利争端的问题上，我们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

总而言之，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塑造，美国的长处是在结构层面，我们的长处是在单元层面，中国要通过在单元层面的突破，来使得美国的结构性重组虚化，使它的新安全架构缺乏支撑和抓手。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各专家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回顾与前瞻2020/2021”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