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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铃｜周恩来的故交任白涛：夏衍致周而复的佚简释读

陈铃

2021-01-09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目前所见的夏衍书信，在体量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即反映夏衍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生活情况的信件极少，绝大多数都是1975年以后的。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背后原因很多，却始终是一大缺憾，希望今后夏衍书信的收集整理工作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多的突破。随着时间的流逝，夏衍的其人其事以及所属的时代将逐步走向历史深处。但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对夏衍研究的“历史化”进程正在路上。而在这种为推进夏衍研究走向深入所展开的必要的“历史化”过程中，夏衍书信无疑占有紧要地位，而且其私人性将慢慢淡化，其学术公共性将日益凸显。夏衍的一生，身份复杂多样，涉及领域广泛，时间跨度很长，交往范围广阔，再加上他的文人气质，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现当代文艺事业发展史乃至中共党史的重要门径。同时这也意味着，关于夏衍的尚未被收集整理的信札必定大量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

笔者近期新发现一封夏衍致周而复的信，所用信纸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笺，虽字数不多，却涉及人物众多，有很强的可读性。经比对，此信不见于《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和《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也未曾有专文提及，当为夏衍的一通佚简。现将此信抄录如下：

周而复同志：

关于任白涛的问题，我此次去京，陈家康同志曾面告总理意见：

一、任白涛已出版的书及遗稿，请市委宣传部派一同志去看一下，并开一个目录（此事原由市宣欧阳文彬、杨重光二同志办理，现欧阳调出、杨重光因病休养，无人接头，请您与姚溱同志联系，请市宣指定人办）。

二、任白涛骨灰下葬何处问题，请邓涧云决定后，由统战部出钱协助其办理。

三、邓涧云工作问题，待邓颖超同志写信来后，由统战部解决。

此事请您处理为感！

□（疑为“亟”）礼

夏衍

二月十九日

信的内容是关于任白涛的后事处理问题，而且是夏衍到北京后，陈家康向他当面转告了周恩来总理的三条指示：第一是要求上海市委宣传部妥善处理任白涛所留的书稿；第二是要求上海市委统战部协助办理任白涛骨灰的安葬；第三是要求上海市委统战部帮忙解决任白涛遗孀邓涧云的工作。那么，任白涛又是何许人也，他的去世怎么会惊动周恩来和邓颖超呢？

任白涛像

任白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1916年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因酷爱新闻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为首届会员，研究新闻学，并积累资料，进行写作。1917年周恩来也在东京求学，当时他们这些进步的留日学生，周末常去王拱璧住的地方相聚晤谈，任和周由此缔交，友谊甚笃。任白涛回国后，居无定所，生活困顿，将全副精力都放在了新闻学的研究与著述上。1929年秋，他与前南华通讯社女记者邓涧云在上海结婚。他花费大量心血写就的《应用新闻学》《综合新闻学》等著作，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科学化和体系化进程。同时，任白涛注意将个人的研究著述和国家危亡相联系。1939年春，任白涛夫妇到重庆，辗转找到周恩来，表达了要用自己的学识为抗战新闻宣传效劳的愿望。不久，周恩来介绍任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敌宣传事宜。当时，重庆时遭日机轰炸，任征得周的同意，将文稿资料等存放于曾家岩，每逢空袭警报发出，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将文稿资料搬入防空洞内，待警报解除后又重新取出，因为久放在防空洞内容易受潮发霉。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动，任白涛先后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第六战区中校参谋、湖北省政府参议等职务，直至抗战胜利后返回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1946年7月，任白涛夫妇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曾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得知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已由中共代表团专机运至上海，存放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即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不久，任白涛夫妇也定居于沪，依旧是靠从事文字工作维持生计。1952年春，周恩来知道了任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慰问，并来电邀请任赴京工作。7月中旬，任白涛准备就绪，即将北上前夕，突患中风，于是年8月31日病逝。

可见，任白涛乃知名的新闻学家，和周恩来可谓故交。他和周恩来虽然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他们二人之间的拳拳爱国报国之心是相通的。为民族大义而奋斗，可以说是任周友谊的牢固基础。任白涛的人生志趣大半是埋头著书立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和教育了他，促使他为进步的新闻宣传事业做出一己之贡献。周恩来不仅赞成和支持好友的这一选择，而且对他的新闻学研究工作也是多加爱护，这从任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能始终完好无损即可确证。新中国成立后，任白涛依然甘过清贫的文字生涯，不作刻意的宣扬，而周恩来此时身为大国总理，仍不忘了解任的生活与工作情况，还电邀其到北京工作，真可谓君子之交。可惜任即将成行，遽然病逝，消息传到北京，想必周恩来的内心是为之沉痛惋惜的。最后，细心的周恩来还惦记着如何妥善料理任白涛的身后事，对任的书稿、骨灰安葬及其遗孀的生活照顾等问题，均作出指示。为了邓涧云的工作问题，邓颖超还要专门写信。由此可见，夏衍的这一通佚简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它不但是任周之间半生友情的有力见证，也为了解任的后事处理提供了线索。

任白涛于1952年去世，所以夏衍写信的具体年份也可确定，即1953年。据沈芸编撰的《夏衍生平年表（第四稿）》记载，1952年5月左右夏衍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5月4日夏衍致周扬的信中也提及“我现在已每日上午在华宣办公”。此外，1953年5月19日夏衍致陈鲤庭的信曾附言“我现在华东局办公，地址：常德路421号华东局宣传部”。这就可以确认，夏衍致周而复信时的身份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由信的开头推断，夏衍在1953年2月左右到过北京，然后陈家康当面向其转告了周恩来的意见。陈家康于1933年冬到上海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3月任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文翻译。1944年4月奉调回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1950年起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主持亚洲司工作。1952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与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草关于台湾问题声明等重要文件，参加了中印、中缅边境谈判。这说明，陈家康是深受周恩来信任和重用的。同时，陈家康和夏衍应该非常熟悉，他们都是多年在周恩来的手下从事外事工作，而且原本正是夏衍于1950年受命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只是未到任。另外，1954年2月4日夏衍致董慧、潘汉年夫妇的信中，曾谈及自己今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希望潘汉年夫妇提供意见。信中特意说到，回信“可由外交部陈家康同志转我”。因此，由陈家康来向夏衍转告周恩来的指示是很自然的事。

夏衍返沪后，即向周而复写信告知。周和夏相似，都是身居党内要职却颇有文人气质，工作间隙喜欢动笔创作，他的代表作《上海的早晨》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上海解放后，周而复一直从事统战工作。根据上海市有关统战工作的志书记载以及周而复本人回忆录的记述，1949年6月1日，华东局在上海建立统战部，兼管上海市的统战工作，陈毅兼任部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周而复任秘书长。1950年3月，上海市委统战部建立后，周改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1952年7月14日，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副部长周而复还传达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1954年11月左右，周而复作为文化代表团副团长访问印度前夕，得知自己被免去统战部副部长一职。因此，夏衍致信周而复时，周的职务应为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由他出面来解决任白涛的身后事也就在情理之中。

夏衍在信中还交待周而复，任白涛遗稿的目录整理原本已由市委宣传部的欧阳文彬和杨重光在办，但是欧阳调出，杨重光因病休养，没人接头，所以请他联系姚溱指定人办。关于欧阳文彬调出一事，缘于1952年秋，上海新闻界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夏衍是学习委员会主任。欧阳由市委宣传部调到思想改造学习办公室，担任《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的联络员，在夏衍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著名的小报《亦报》正是在此期间与《新民晚报》合并的。夏衍告诉欧阳文彬，《亦报》唐大郎的打油诗，冯小秀的球评，很受读者欢迎，今后还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的晚报发挥作用。1953年初，《新民晚报》公私合营时，欧阳调去工作。为了帮助《晚报》编好文化版，夏衍和欧阳相约，随时提醒她可以报道和宣传什么，想到什么点子就随手写条子让通信员送来。欧阳文彬本人后来能成长为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夏衍对她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关于杨重光，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找到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会址。至于姚溱，当时应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受夏衍的器重。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姚溱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旋即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同年11月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但夏衍的态度很明确，认为上海的事情，“恐还是非姚做副手不可，否则下面的情形不会了解”。信中所称的“做副手”，当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

任白涛伏案工作

在厘清夏衍致周而复信的背景以及人物关系后，再看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

夏衍致周而复的信是写于2月19日。2月23日，周而复批示，大意是由姚溱阅办第一项，周荣光办其他两项（按：因为原件字迹模糊，只能结合上下文判断）。周荣光应属统战部的一位干部。2月25日，姚溱批示：请文化处派一同志去办理。同日，周荣光作出答复：邓涧云的生活问题，暂由统战部解决，工作问题待请示潘汉年副市长后再作决定。2月27日，姚溱所称的文化处负责办理此事的干部也作出答复，大意是据欧阳文彬了解，任白涛遗稿中有价值的并不多，而且杨重光也去看过，先请杨重光写一份简单扼要的材料出来，再作研究（按：因为原件字迹模糊，无法确认文化处的这位干部到底是谁）。2月28日，文化处给姚溱呈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处理任白涛遗稿的报告，原文如下：

部长：

关于任白涛的遗稿问题，经我们与原接洽人欧阳文彬、杨重光两同志联系后，据说任的遗稿中有系统有较高价值者不多，只有有关新闻问题的一些材料，且□（疑为“还”）不适用。此外，大都为批评某些新闻稿的片言片语，而这一类据说却有不少剪贴眉批等材料，共□（疑为“约”）有一二十包。据欧阳文彬同志意见，要从这类零星材料中整理出个目录来，不特困难，抑且要化相当人力和时间。因此她提议可否考虑请其家属先做初步整理工作，然后我们再派人协助其整理提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先通过统战部和其家属说明情况，取得联系，再逐步接手过来，否则，根据欧阳同志了解，如昧然接过这一整理工作，势必陷于非常被动。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此致

敬礼！

文化处

二月廿八日

同日，姚溱批示：同意此意见，请即与统战部联系办理，并由束仞秋同志将情况以电话告夏部长。

以上即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对任白涛后事问题所作出的初步处理。统战部暂时解决邓涧云的生活问题，其工作问题还要请示潘汉年。任白涛的遗稿，则主要根据欧阳文彬和杨重光的意见，先由家属作初步整理，宣传部再接手过来。文件中没有显示任白涛骨灰到底下葬何处。因为任的故乡是河南南阳，所以家属一般会作出两种选择：上海或者南阳。笔者倾向于前一种选择，因为考虑到其家属今后仍定居于沪，将骨灰葬于上海便于扫墓。由于档案材料所透露的信息相对有限，关于任白涛的后事处理问题其实还留有待考空间。第一是邓涧云的工作问题，潘汉年究竟是如何安排的？夏衍在致周而复信中曾说，邓颖超为此事还会专门给上海方面写信。第二是任白涛的遗稿，真如报告中所称那样“有系统有较高价值者不多”吗？遗稿最后又去向何处？

关于邓涧云此后的工作和生活，据1988年编撰的《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名录中》介绍，她生于1904年，于1962年5月进入上海市文史馆，曾任教员。另外，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网站有其更为详细的介绍：别名林平，广东高鹤人，系新闻学家任白涛夫人，曾任南洋文东、中华女校，广东鹤山培青学校教员，广东台山第十二小学校长。婚后长期协助丈夫工作，操持家务。1949年10月参加中国妇女联谊会，在徐汇区妇联任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安排为本馆工作人员，1962年转为馆员。由此可知任白涛去世后，市委统战部对她工作的具体安排情况。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前身即为上海市文史馆，正式成立于1953年6月，是政府领导下的具有荣誉性的统战工作机构，首任馆长乃张元济。身为文史馆馆员，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誉，还能得到经济上的照顾。拟聘馆员以党外人士为主，年龄不低于六十岁，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艺术成就，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大的社会影响与较高的知名度。邓涧云一开始是以馆内工作人员的身份照顾进来的，到1962年转为馆员时，虚岁刚好六十，也是属于馆员之中岁数较小的那一批。这背后都体现出市委统战部对她的特殊关怀。

在任白涛的遗稿中，有系统也是最有价值的当属《综合新闻学》手稿。《综合新闻学》洋洋一百三十万言，共分六大卷，可谓任氏新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这部书的初稿早在1938年春就已完成，交由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1941年7月，在香港出版了第一、二册，剩下两册，尚未付印，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此书的成书、纸型、图版的全部，都遭焚毁。同时，已出版的两册，未经校改，错误颇多，任白涛即同出版者商议复版，但不得要领，因为补稿容易，补图实难。抗战胜利返沪之后，意外发现商务在上海尚存有一副纸型。但因为图版——特别是下两册的——既都被毁，必须设法补充，并且书稿本身也得改订增补。于是任白涛和商务商妥补修办法，又费了年把工夫，才算完成。1948年5月中旬，完稿之后，任白涛催促商务从速复版。但是，因为战事的损失、经济的剧变，乃至为了据说有四千种书等候重版等理由，商务不能立即接受他的请求。最终于7月15日，任白涛和商务的出版买卖人谈判后，终止了出版契约。出版一事，就这样被耽搁下来。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出版大环境不好，商务印书馆必须得考虑成本和市场销路问题，像《综合新闻学》这样的大部头学术书籍被束之高阁实属正常。欧阳文彬和杨重光等人未必了解上述情况，再加上本身工作也忙，估计没来得及仔细研究任白涛遗稿，才会有此说。

那么，任白涛遗稿最后的归向是哪里呢？在任嘉尧写的任白涛小传中，只是交待了任的文稿资料全部交给国家有关部门保存，没有指出具体的单位名称。另有说法是称其遗稿与一生积存之资料，由夫人邓涧云交上海博物馆收存。1952年12月，上海博物馆正式开馆，故这种说法也是合理的。此外据王拱璧自编年谱，其在1954年（六十八岁）条目下记载：“得信，痛悉挚友任白涛于去年病故于上海寓所。深为伤感！他是赴国务院工作得前夕发病的。他的数十种著作手稿和珍贵参考资料数百斤，奉周恩来总理复示，由我代为整理，后被上海历史馆争去。”很明显，年谱中时间有误，如果是得信知道任于去年病故，当记在1953年条目下才对。实际上，王拱璧是在1963年病中才开始自编年谱的，病弱体衰，记忆有所差错也属正常。但他所称的周恩来让其帮忙整理任的遗稿，应该是有所本的，想必不会捏造。但现实情况是王拱璧时任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工作学习甚忙，年事已高，且沪豫两地相隔亦远，真要实际操作绝非易事。结果，被“上海历史馆”争去。王拱璧所称的“上海历史馆”，有可能指的也是上海博物馆。另外一个“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尚处于筹划阶段。不过，据《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一书，任白涛最为珍视的《综合新闻学》的手稿目前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内容包括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六卷第六章。与《综合新闻学》现存目录比对，尚缺第六卷的第七章。由书内图示可见，任在手稿上用黑笔、红笔和铅笔多次修改过，印证了其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那么，如果当初任的文稿资料是交给上海博物馆的，怎么后来又会到了上海图书馆呢？笔者和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就此也有所讨论，有一种可能是，考虑到两家分工，上海博物馆毕竟以收藏文物为主，任白涛作为新闻学家，其文稿资料交由上海图书馆来保管更为合适，故两家单位之间后面作了调拨。但无论如何，现在已知任的最重要手稿的确切下落。期望有朝一日能整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