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托邦丨金庸世界中的“猎巫”战争与武林道义

金庸世界里，名门正派中人过招，须遵武德。对前辈要让上半招，给老同志留足面子，还不能让外人看出来。也不可让年轻人输得太难看，以免挫伤其进取之心。大家要有分寸，点到即止，像学术会议发言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气氛和谐最重要。

即使实打实的流血冲突、门派战争，仍有一大堆繁文缛节和江湖道义约束着战争的方式和规模。能谈尽量不打，能文斗尽量不乱斗，能正大光明地打，尽量不搞阴谋暗算。打起来了也不能伤及无辜和妇孺，毕竟有舆论在。龙门镖局的事让少林深恨武当，可也不愿直接开火；谈不拢要动手，也得商定好规则，将争斗约束成擂台赛一般的文斗。

但是，有两种动手，毋需遵循这些原则。一种是江湖群豪投身真实战争，这不属于武林事务的范畴，自然不必守武林道义。第二种是名门正派在对付邪魔外道时，往往也不讲什么武德。

（一）

名门正派对付邪魔外道的战争，与中世纪的猎巫运动非常相似。

名门正派自诩“武林正统”，多以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等传统道德为开宗立派的价值基石，而邪魔外道则是不受此约束的“异端”。正派行的是“王道”，魔教行的是“霸道”。强调“正邪之判”，实质上是维护武林正统。

正派的行事原则很多，如特别强调“光明磊落”：不玩阴谋诡计、不搞暗算偷袭、不趁人之危、不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要用就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

“是否光明磊落”还是区别正派与魔教的重要原则：在正派中人的想象中，邪魔外道都是阴暗的、不按规则行事的，躲在黑暗角落里以阴暗手段暗算害人的。这和中世纪人们对女巫在暗夜丛林洞穴中施行魔法的想象非常类似。除了明教因宗教原因刻意崇尚“光明”外，黑暗似乎是邪魔外道抹不去的颜色：黑木崖、黑风双煞、山东黑风会……甚至个别影视作品还会把日月神教总坛放在黑黝黝的洞穴里。既然都是洞穴，任我行何苦越狱。

消灭邪魔外道还是关系武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中世纪猎巫，除了消除异端的考虑外，还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罗纳德·赫顿曾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巫师具有一种非物理的、离奇伤害手段，使人防不胜防。（《巫师：一部恐惧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左道人士的旁门功夫令正派深感头痛，大家担忧青翼蝠王的暗算偷袭，害怕五毒教的使毒本领，更畏惧化功大法、吸星大法这种不守游戏规则的邪门玩法。再加上魔教手段残忍，野心又大，动不动就想一统江湖，成为坐寇，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对手如此凶残卑鄙，又不守游戏规则，无怪乎正派师长要教育弟子：遇到魔教中人“不问是非、拔剑便杀”。

黄药师、谢烟客这类并无恶迹、性格孤僻的异士也被视为邪魔外道。在罗纳德·赫顿的研究中，普遍不合群也是巫师的特征之一。黄药师离群索居，不参加武林会议，不加入武林共同体，便会背负邪魔之名。这也涉及名门正派厌恶邪魔外道的另一层原因：他们的不合群破坏了武林共同体的向心力，具有反社会性。为武林共同体的长久维系计，这类人物必须要被远离或被清除。到神雕时代，群豪对黄药师已无恶感，不是标准变了，而是黄药师不知不觉被改造成了为襄阳官兵排兵布阵、老有所为的爱国技术人才。他的玉箫里再也吹不出神秘莫测的碧海潮生曲，只能吹出“最美莫过夕阳红”。

所以说，在名门正派人士看来，猎巫除魔，就是在保护自己、保护武林。都到了这个高度了，还需要讲道义吗？

（二）

道义还是要讲的。沃尔泽等研究战争伦理的思想家都倾向于将战争正义区分为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

开战正义是指是否有正当的开战理由。按照沃尔泽的理论，交战目的本身必须正义。假设你为侵夺《葵花宝典》和魔教开战，即使客观上为江湖除了大害，也不能说你是正义。交战正义是说打起来应该少杀慎杀，不滥杀无辜，交战应采用正面手段，除非有极正当的理由且万不得已，否则不应该伤及平民等。至于战后正义，主要是维持战后秩序，战争罪犯审判等。

揉碎名门正派对魔教的战争环节，是看得到道义成分的。他们非常强调开战正义。这是弘扬江湖正义、消除武林异端、维系共同体秩序、保护每个人生存权利的生死之战……一串冠冕堂皇的理由掷地有声，似乎不战就愧对天地良心了。这些理由都有或真或假的鲜活案例做支撑：日月神教嗜血成性、明教滥杀无辜、乔峰弑父母弑恩师……假定这些信息为真，名门正派围剿魔教具有充足的正当性，简直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光明顶周边的人民群众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只能说明觉悟还不够。

但在交战中，道义的天枰却发生了动摇。正派人士可不怎么讲交战正义。按照战争伦理研究者的看法，开战正义的一方往往因为出于道德义愤而采用过激的手段，从而导致交战的不正义。灭绝师太在大战锐金旗一役中，便是如此。斩杀俘虏手臂，近乎歇斯底里的泄愤，已大大超出交战时使用武力的必要限度，违反了交战正义中少杀慎杀的原则。但灭绝师太自有一套能够自洽的道德说理：“妖魔邪徒，我是要灭之绝之，决不留情。”在灭绝师太看来，对妖魔邪徒开战的理由是正义到爆表的，那么交战过程中手段残酷自然毫无道德瑕疵。

同理，正派人士使用阴谋诡计、机关陷阱也不再有心理障碍。打不过萧峰，那就攻击萧峰马车里的阿朱。打不过魔教十长老，那就请君入瓮，困入山腹，骂去吧，华山环保又隔音。正派人士区别邪魔外道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行事光明磊落，这下情势发生了逆转，反倒是邪魔外道要指责正派人士为：“五岳剑派，无耻下流，比武不胜，暗算害人。”

这种逻辑推到极致，不仅仅可以不择手段对付魔教，还可以不择手段对付一切和魔教相关的人员，无所谓老弱妇孺。嵩山派杀刘正风的儿孙弟子，犹如砍瓜切菜，在座群雄只有定逸师太敢对上一掌。并非“更无一个是男儿”，而是群雄无法共情一切和邪魔外道相关的人员。

在丹尼尔·希罗等人的研究中，在族群灭绝的故事里，屠杀者杀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错，而是因为他属于特定的族群。他们将各式各样的人视作单一的目标物，亦即把他人简化成了“本质”。（《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名门正派在看待邪魔外道时，试图以几个关键词抓住这个群体的“本质”：卑鄙、邪恶、残忍。这一群体的复杂面相和鲜活的个性被统统简化为一副嗜血的脸谱。不管是疯狂复仇滥杀无辜的谢逊、还是铁骨铮铮的吴劲草、潇洒不羁的向问天，都被装上了青面獠牙的“本质”的面具。你根本分不清灭绝师太在恨谁，戴面具的她全恨。

希罗等人也认为，族群灭绝者也有出于防止对手“自我再生”的考量。就是名门正派人士所喜欢说的“除恶务尽”。在正派人士的想象中，魔教人物都具有超强的蛊惑人心的手段，他们无孔不入、无缝不钻，像超强的病毒，随时能把正派中人策反。这种想象有时与性别偏见捆绑在一起，所以他们对身在名门正派之外的女性怀有更深的成见。从黄蓉到殷素素、赵敏，再到任盈盈、温青青，无不经历过“妖女”、美色诱人、祸害有为男青年的污名化。正派人士不仅仅担心邪魔外道会害人，更担心他们会像病毒一样腐蚀“正义的”队伍。这也和古代的猎巫很相似，赫顿说人们畏惧巫师如畏惧疫病，正是担心邪恶可以传染。

既然魔教如病毒，涉“魔”者都是潜在的感染者，有很大概率成为邪魔外道。名门正派人士似乎陷入了一种被污染的恐慌，一定要把潜在病毒彻底消灭、斩草除根。可一些正派中人是被魔教蛊惑的，如被邪魔附体，也是无辜的，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在“除恶务尽”的框架中被铲除呢？赫顿说在猎巫者看来，被邪魔附身而成为巫师的人，尽管是无辜的，但却也证明了这个人意志薄弱。此人可以不为具体行为负责，但要为变成这种被附体的状态负责。换句话说，你张翠山、刘正风被妖人蛊惑，虽有可怜之处，但也说明你立场不坚定。要么你和邪魔外道一刀两断，要么就把你一刀两段。是选“治病救人”还是选“除恶务尽”，就看你能不能摆脱这种被蛊惑的状态了。

所以，嵩山派残杀刘正风的儿孙和徒众，神人共愤，但在正派人士自以为是的猎巫框架中，这却是必然结果。

（三）

美国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恐惧喻为一种强迫症，这种强迫症与中世纪人们对女巫的恐惧类似。在信仰的狂热和危险性幻想中，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形成了一种猎巫的“集体妄想”，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

正派中人因对邪魔外道的厌恨，也深陷强迫症困扰之中。一方面是对“正邪之判”的强烈坚持，人们对左道人士总是不自觉地划清界限，仿佛在躲避不洁之物。另一方面则是危险性幻想，陶红英聊到被她杀死的假宫女时，心神不宁，臆想神龙教主无处不在、时刻窥伺自己。并反复向与谈者确认当时的细节、寻求安慰。

就如开战正义给战时不正义提供了理由，对正义的狂热信仰和恐惧的妄想最终为不道义的杀戮提供了道义的理由。

这种情况同样伤害了名门正派中每个具体的普通人。丹尼尔·希罗说杀戮是将他人简化为“本质”的表现。但这何尝不是将自己人简化为“本质”的表现呢？你是名门正派人士，你的本质就是判别正邪，铲除邪魔。你不可以和田伯光惺惺相惜，不可以在五霸岗上和奇人异士交朋友，更不可以在灭绝师太砍人胳膊时有丝毫不忍心。因为你是名门正派的一份子，你喜好结交英雄的天性、你对杀戮发自内心的厌恶，统统都要被涂改成“嫉恶如仇”四字，并写在脑门上。以道义之名的无差别杀戮，在将对手简化成了符号的同时，也将自己简化成了符号。

除非你处在权力结构的顶峰，才能幸免这种简化。洪七公在华山之巅拍着胸脯说自己平生未曾错杀一人，看似展示正直无私，实则隐含着一种凡尔赛文学式的炫耀：自己实现了“不乱杀人”的自由。张三丰勉强有调停正邪冲突的资格，左盟主不许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探讨艺术，自己却阴养左道好手作为死士。正邪之判加剧了江湖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顶级帮派的帮主、掌门可以跳出这个约束凭自己的良知抑或私利行事，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理念铲除异己、聚集人气。普通弟子和江湖上一般帮派只能戴着沉重的道义枷锁把自己变成嫉恶如仇的杀人工具。

（四）

这种杀戮对“道义”本身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

狂热信仰正义造成了不正义的杀戮，其后果就是在金庸的世界中，名门正派渐渐和虚伪画上了等号。最强调光明磊落、江湖武德的群体成了阴暗、算计的代名词，而邪魔外道、江湖恶汉却获得了另外一种评价：残暴却坦率，邪恶却真诚。

作为边缘群体的邪魔外道渐渐成了可以共情的对象。在名门正派伪君子的衬托下，戕害无数女性的田伯光、残杀不少无辜的谢逊顿时成了光彩照人的好汉。在林平之口中，直接害死他父母的余沧海、木高峰竟比岳不群高尚：“（余、木）害死我父亲母亲，虽然凶狠毒辣，也不失为江湖上恶汉光明磊落的行径”，“哪像……岳不群，却以卑鄙奸猾的手段，来谋取我家的剑谱。”

阴谋暗算，便坦诚地阴谋暗算，决不用仁义道德来遮掩。光明正大和阴谋暗算发生了最为吊诡的意义反转：自诩光明的人因虚伪而不再光明；暗算者因坦诚而不再阴暗。这种想法最终影响了真正的正派人——不仅是正派人士。风清扬在和令狐冲探讨面对正人君子该不该使用卑鄙手段时说出一句名言：“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至，甚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这次探讨标志着武林中一切神圣东西的被亵渎。自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不再是名门正派的仁义道德，而是邪魔外道的江湖亚文化。

但是，金庸世界的邪魔外道，和中世纪的巫师以及纳粹德国时代的犹太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巫师和犹太人的恶纯粹是被妄想出来的，而金庸世界的邪魔外道确确实实具有残酷和嗜血的反文明本性。以赛亚·伯林为了批评启蒙运动带来的一元论风险以及丰富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刻意去发掘一些反启蒙思想家、“异端”思想家的价值，马克·里拉批评他是混淆了狼与羊的区别。个别反启蒙思想家就像是狼，他们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星出版社）

名门正派以正义理由对魔教进行了不正义的杀戮，可这“正义”与“不正义”间的裂痕却使名门正派信誉扫地，被冠以虚伪之名。于是魔教的道德观渐渐成为金庸世界的主角，狼性法则呼之欲出。赫顿指出在西方文化中狼被视为“自然界中巨大的威胁”、魔鬼的伪装；东方文化中，狼也是残暴、贪婪的代名词。然而，从萧峰胸口刺狼、学狼长嗥，到古龙世界的萧十一郎几乎就是一只不被主流世界理解的荒野孤狼，马克·里拉意义上的狼正在江湖中获得了越来越值得共情的位置。当“狼”成为褒义词盛行于江湖，并走上庙堂，伪君子并没有成为真君子，而是变成了流氓。

风清扬也许不知道，造成他一生悲剧的根源，不是狗臭屁的武林规矩，而恰恰是对手没有遵守武林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