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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的老人,也满小区捡纸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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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拾荒,已不是陌生现象。但显见的问题是,不止有许多孤寡老人因生活所迫捡拾废品,我们自己身边的退休父母、衣食无忧的老人,也会出于节俭习惯或消闲心理,没事翻翻垃圾桶,随手带走废纸箱、空瓶罐……
本文作者是一位作家,她在回家探望父母时,发现了二老的“秘密”:假如不是我亲眼所见,砸破脑袋也不会相信,我儒雅的父母,两位特级教师,会忙着满世界捡破烂。老人家是怎么迈开这令人羞窘的一步的呢?他们年迈的身体,是怎么把破烂大包拖到四楼的呢?那些精心捡来的脏东西,又都集中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故事有些长,可能无法代表每个家庭,但足够引起对老人赡养、代际关系、城市治理等众多议题的关注和深思。
前头有很多好东西
文 | 阿慧
原载 | 《民族文学》2016年第1期
来源 | 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
01
雪片碎碎的,围着楼下的路灯凌乱地飞,像一群缺心眼的小白蛾子。我仰着脸注视了一阵,听得它们折断翅膀的丝丝疼痛。拐上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路,又拐上向北的一条水泥大路,雪花仍热情不减地追随着我。我和父母家离得不远,都在一个小区居住。十分钟后,我来到他们楼下,上了两级台阶,发现雪花没有追来,它们又小白蛾子似的,围着妈妈家楼头的路灯傻转。
我敲门,咚咚咚,不等落音,屋里两位老人一起答应:“哦,来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急促地接近门外的我。妈总是比爸抢先一步开门,她精瘦的身板,细长的双腿,都比我爸条件优越。妈拉开门,笑眯眯地明知故问:“俺大闺女来了么?”爸虽站在妈身后,但他腆起的大肚子,始终保持向前一步走的姿态,使我错误认为,他是和妈是并排站立。不等我回答老妈,老爸就说:“咦,这不是俺的阿伊莎么?要是不打电话请,你还不来家吧!”阿伊莎是我的经名,小时候阿訇给起的,爸妈都喜欢这么叫我。我站在娘家热气腾腾的门口,心里竟有着小白蛾子撞碎身体的酸痛。
屋内装修的味道淡淡的,客厅的方形顶灯光芒四射,这屋子每一个细节,都透出大妹对年迈父母的孝心。去年三月,在宁波医院工作的大妹夫妇,给年迈的父母买了这新房。因为是新建小区,绿化又格外的好,所以房价也很高,但大妹考虑到她和小妹都在外地,只有我一人留守,想让父母离我近些,照顾起来也方便,就立马借钱买了这套房。我用挑剔的眼光扫量,还好,玻璃茶几明晃晃的,可以看见白底台布上蓝盈盈的花朵。淡黄色贵妃榻后面的夹缝,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我的目光满意地收回。
问爸妈:“都卖了吗?”他们点头,说:“都卖了。”“阳台上也卖了吗?”他们又点头,说:“也卖了。”我满意地点头。妈说:“该过春节了,得清扫室内卫生。”又说:“节前这些东西价格也高些。”爸提醒说:“明天腊月二十二了,是主麻,好日子。”
妈好像早就等爸这句话,她看着我说:“阿伊莎,咱仨商量件事儿。”
我料到爸爸下午电话定与这件事有关,立刻像吞进一把缝衣针,满腹扎巴得难受。
这时,窗外的天空有谁燃放一个大烟花,随着咚的一声巨响,天幕上铺开一大团炫目的红,散落时,又是一大片耀眼的紫。爸爸的脸上红红紫紫,他把肥胖的身体朝沙发背上靠了靠,说:“我不去。”
我站在妈妈背后,不让她看见我的脸,又一团烟花在天空爆裂,我趁机说:“我也不去。”
妈妈没有看爸爸,也没有回头看我。她戴着一架老花镜,在绣一只小手袋,黑呢绒布上一朵七彩的大菊花,还剩最后一根花蕊没有完工。
一时间无人说话,窗外的烟花也突然沉寂了,我的胸腔有撕扯的刺刺声。妈妈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她把菊花在灯下照了照,说:“都不去,只好我自个去了。”她从小凳子上费力地站起,说:“谁让我是当事人哩。”弯着腰探进了卧室。妈妈的腰啥时候弯成这样了?我似乎现在才发现。我的目光跟随母亲进屋,感觉自己的腰也酸痛得直不起来了。
出来时,妈妈手里捏着一沓子钱,她递给我说:“数数。”红红的两匝,分别用橡皮筋束住,不用数就知道是两万。爸爸说:“还是数数吧,别少了。”我数一匝,妈数一匝,不多不少。妈还是不放心,递给我爸说:“我和阿伊莎都是教语文出身,对数字不敏感。你是教数学的,再数数吧。”爸晃晃了身子,在沙发上坐正,一张张数出声儿来,还不时用食指蘸着口水。妈妈眼睛紧盯着,不眨,一张不差,整整两万。
两万元人民币,被妈妈小心地装进新绣好的菊花手袋里,她放在手掌拍了拍,嘴角绽开菊花般生动的笑。
从父母家出来,地面竟白了,路两旁的桂花树、玉兰树、香樟树也白了,这让我低估了小白蛾子碎雪的耐力,它们不动声色的飞飘,终让大地改变了模样。
一个个垃圾桶,在小区楼头站立,张着污秽的大嘴,雪让他们与往日不同。
两个月前,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寒冷,垃圾桶旁的枇杷树,还开着一簇一簇可人的小紫花。那晚,我陪父母说了会儿话,同往常一样告辞回家,二老也习惯性地送我到楼梯口,我朝他们摆摆手,看到他们回了屋,听见门锁的啪嗒声,这才安心下楼。
快到我家门口时,一摸钥匙不见了,才想起落在了父母家,又转身往回走。刚走到父母家前边的那栋楼,就发现垃圾桶前两位老人的身影,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老婆婆伸胳膊在桶里扒拉,老头儿撑开塑料袋子口等着。老人们没有说话,甚至连呼吸都放得很轻,但我还是从他们收紧了的脊背,感觉出老人心里的紧张。
微弱的路灯,没能阻碍我对亲生父母的识认。我看见母亲把挑拣的东西,放进父亲撑开的塑料袋,我紧抱一棵粗壮的香樟树,仍没能止住从头到脚地颤抖,我的身体,连同五脏六腑都哗啦个不停。不听话的泪水,使我没能看清爸妈那晚的表情。迷蒙的夜色里,二老分别揪住袋子的两边匆匆离开。妈妈的伤腰,走成瘦弱的一棵弯柳。爸爸的脚步很沉,脚后跟已难以轻快地抬起,他只好一路拖拉着走,鞋底和路面发出密匝的嚓嚓声,远去。一拐,我的父母,提着他们夜的战利品,消失在楼道口。
我没有想到,父母会在新搬来的小区内拾破烂,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难道从去年春上,刚搬到新家就捡拾了吗?也许在郊外,那仅有五十平米的老屋居住时,父母已经操持上了这行业。这么一想,我脑仁子都疼木了。近两三年里,父母怪异的行径,浪花似的呼啦啦翻卷过来,翻出了我湿沉的记忆。
有那么一阵子,我每次在电话里说要去看望爸妈,他们几乎都会慌忙推脱,说这会儿不在家,晚些再联系。
有一天,我终于急了,一下班就直奔郊外老屋去了,提溜着鸡蛋和青菜,上到四楼连气都喘不匀了。敲门没人应,热乎乎的心马上就凉了。家里的座机早停了,我只好倚着门打爸爸的手机,爸爸声音明显地慌乱,他说:“你咋不吭声就来家了?”妈在旁边不住地插话。爸说:“让你妈说。”妈比爸平静,她说:“是这样阿伊莎,我和你爸正在黄淮大市场买菜,有十多里路哩,赶不回去了,你明儿带孩子来家吧,咱中午吃顿羊肉馅饺子。”
我下楼时气冲冲的,心想,我这老爹老妈真是越溜达越起劲了,都快八十岁人了,买把青菜还跑到十里外的大批发市场,弄得我回个娘家还要提前预约,比见市长还难呢。又想,二老这样忙活也挺好,最起码可以淡化小妹带来的沉重。回家的路上,我呆站在十字路口,看红绿灯不安分地眨眼睛,我不眨眼,仍在想:爸妈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假如不是我亲眼所见,砸破脑袋也不会相信,我儒雅的父母,两位特级教师,会忙着满世界捡破烂。
老人家是怎么迈开这令人羞窘的一步的呢?他们年迈的身体,是怎么把破烂大包拖到四楼的呢?那些精心捡来的脏东西,又都集中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对了,那次在郊外的老屋,爸妈急切地阻止我进家,一定是那些捡来的东西还没被及时卖掉,它们小山似的堆在小屋的客厅,甚至卧室,叫人无法下脚。我揪心地后悔着,我那时任性的造访,爹娘该是怎样的一阵惊慌。老爸的高血压,不会因我更高了吧?老妈的心律不齐,不会因我更不齐了吧?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我搂着那棵香樟树,一圈圈无意识地旋转,我的眼泪一圈圈飞溅。
第二天一早,我冲进父母的新家,用一夜无眠的红肿眼睛,红外线似的搜寻他们拾来的宝贝。我在崭新沙发与洒金窗纱的间隙,找见了一捆捆整齐的废纸箱和旧报纸;在卧室新式大床和飘窗的走道,发现一袋袋各色饮料瓶。在洒满金色秋阳的阳台上,看见一团团费电线、泡沫板……这明明是很多夜晚的积累,还有更多白天的奔忙。我记得,我摔门冲出父母家时,吐出这么一句话:“我大妹要是知道,孝敬您的新房成了垃圾场,她会哭死的。”不忘狠狠地回头,看着惊愕中的父母,大声说:“我不会再来了,你家太脏啦!”不知我走后,父母在门口呆立多久,只知道,我一口气跑回家,软在沙发上泣不成声。
一连几天我不去父母家,连儿女也不许去。我想给二老压力,想让他们改掉这毛病。但女儿下班回来后,红着眼圈告诉我,在小区大门口看见姥爷姥姥了。我心一紧,忙问看见他们什么了?女儿带着哭腔说:“他俩在扒垃圾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没几天,在上班路上遇到爸妈,老两口在骄阳下缓缓地走,妈妈垮个小包,爸爸提了个大包,大包小包都鼓鼓的。走近了,我喊了一声妈,妈妈就在柳树旁蹲下了。她掏出小毛巾擦汗水,连带把眼泪也擦了。爸爸的双颊被毛巾擦掉一层皮,红赤赤的,汗水不停地往外冒。
我拉上二老的手,哀求说:“咱别干这个了行吗?你们的身体要是累坏了,那可是要花大钱的。从今天起,你俩的生活费我包了,小妹欠下的债,我和大妹帮着还,中不中啊?”
妈妈摇摇手说:“孩子,这事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啊。我和你爸,都跟真主口唤过了。做父母的,是在给小女儿赎罪哩,欠债不还,为主的不会恕饶,临了是要下火狱的。你和二丫头,家里负担都重。再说了,你们给我再多的钱,那也是咱自家的,每天捡拾一点儿,总是一个进项。”
妈妈靠近我小声说:“我和你爸有个计划,攒钱把你喜姐的债给还了。”
我大惊,十五万呐!靠捡破烂?
妈已经背上垃圾包,弓着腰走了。爸向我摆摆手说:“你就别管了阿伊莎,就这么定了。”
没想到一年的功夫,爸妈竟攒了两万元。
风雪中,想起父母亲数钱时的情景,我亲亲的爸妈,你们一年中弯腰的次数,又有谁能数得清呢?
我站在风雪里,拨响了父亲的手机,我大声说:“明天我陪妈去喜姐家。”几片雪花飞进嘴里,没有品出味道,爸爸说了句什么,我也没有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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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小区大门口,妈妈站在雪地里等我,我刚走到红楼的拐角就看见她了。妈背后是一棵挂满白雪的松树。她今天特意穿上了大妹从南方寄回的丝绒绣团花的大棉袄,黑呢裤子直挺挺的,白头发藏在黑色盖头里。夜里雪停了,阳光升起来,把天地照得亮堂堂的,也照见妈妈少有的笑容。
自从小妹生意破产后,她老人家很少这般地笑了。
三年前的一天,在上海做物流公司的小妹夫妇突然回来了,几天后,又突然走了,还带走了我年迈的父母。过后我才知道,当天带走的,不仅有父母半辈子的积蓄,还有我存在妈妈那儿的五万块钱。
那天,我和老公、孩子把他们送到高速路口,爸妈从车窗伸出手摇摆着说再见,他们的笑脸一闪就不见了。我不走,蹲在路边落泪,老公和儿女嬉笑着拉我,嘲弄我的矫情。当时我心里涌动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感觉父母在奔向一个火坑。事后,父母告诉我,其实出发前,他们已经知道前面是一个火坑,但小妹夫妇已在坑里,二老只好朝里跳了。
妈妈说:“为了救一个女儿,我把另外三个女儿都给害了。”那时我才知道,除了我的五万外,父母还借了大妹的六万,她干女儿王喜的十五万。小妹夫公司彻底破产后,连小妹也没料到,这个火坑其实更大,竟欠债一百多万。半年后,父母带着小妹一家,从上海连夜偷跑回来。当天的深夜,我在城外一个偏僻乡村的破屋,见到了分别半年的爸妈,还有面如死灰的小妹夫妇。他们的两个孩子,挤在一张板床上,不哭也不闹。
意外的,老人们的脸上,除了消瘦憔悴外,并没有看到过多的绝望。妈妈忙着清理锅灶,爸爸把我带来的米面油盐,一件件往屋里拿。不多会儿,屋里就飘出了饭菜香味。饭桌上,爸妈对小妹两口子说:“灾难是真主对咱的考验,生意垮了人不能垮。有人在,就不怕欠债,你们一家四口,一个也不能给我少。”
要账的还是来了。我正在机关上班,爸爸忽然打来电话,他老人家抖着声音告诉我,这两天别来他四楼的家,上海来了三个讨债的,扬言要卸掉妹夫的胳膊腿,不还钱,家里大人小孩,见一个砍一个。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说:“我不放心你和妈。”爸爸说:“你不能暴露。给小妹一家送吃的,这几天别让他们出门。”
不敢再打父亲的手机,我就偷跑到他们家楼下,躲进一间废弃的煤屋,观察四楼的动静。将近中午时,我听到父亲熟悉的脚步声。我在暗处拉上爸爸的手,他老人家脸色寡白,满头是汗,手指却凉如冰棍。我摇晃着爸爸的手说:“你接他们电话干吗呀,还把这些人领进家,小妹夫不是早就让你换号码吗?这下该咋办吧。”爸爸猛地甩掉我的手,说:“你这丫头咋说话呢?人家大老远来了,咱没钱总得有句话吧。你小妹俩人犯浑,我这把年纪了也跟着犯浑吗?”转身朝楼外走,急着去桥头清真饭店叫菜。我小声说:“爸咱报案吧。”爸爸朝四楼说:“报案?该报案的是人家。”爸爸拖拖拉拉急促地走了,肥胖的身体左右摇晃,深灰色褂子敞开着,像一只耷拉着翅膀的老鸟。
三个粗壮大汉,在父母家一住就是五天。五天里,我日夜焦灼,满嘴燎泡。五天里,我的父母亲,天天给讨债人包饺子、烙油馍、做烩面。夜静了,爸妈轮流陪客人说话,说生意,也说家人,爸妈说得最多的是道歉,说自己没把儿女教育好。说得饿了,爸妈就又起身给他们做饭,烙油馍、擀面条。有时这仨人也进厨房帮忙,做顿南方的菜,煲几样上海人爱喝的粥。临走时,汉子们拉上父母的手,说小妹两口子是被码头的老板给骗了,他俩又不肯去骗人,结果就拖了一屁股的债。临上火车还说,这几天,他们享受到家有父母的福,让老人家多保重。
几天后,我和父母送走了小妹一家,湖北宜昌有几个妹夫生意上的朋友。妈妈一遍遍叮嘱小妹:“挣到钱先还债,哪怕是一千、一百、一块钱,还的是人心。”小妹夫低头一直不敢看父母,妈妈说:“朝前看孩子,只要不坏良心,为主的会帮助你哩。你要领着他们母子往前走,前头会有好东西。”
显然父母拾荒就是从小妹走后开始的。他们每月的工资基本不动,攒成一撮,到银行排队寄给小妹,给他们的创业做本钱。我和大妹也常往宜昌寄去衣物和生活费。小妹夫几经周折,终于在某个大学食堂承包一个窗口,经营清真饮食,今年年底刚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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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挎着妈妈胳膊,并排朝喜姐家走,雪在脚下咯吱咯吱轻响。妈妈很欣慰我能陪她一起去还钱,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我知道,她老人家还真没有勇气一个人去面对。妈妈说:“一提起你喜姐,我就难受得像挖心,三年了,咋对起人哩。”妈妈在雪地里泪光闪闪。
小妹夫妇破产前,并没料到自己会破产,码头老板拖欠他们运输费将近百万,公司每天都要筹集车队的出车费、加油费,眼看资金周转不动了,小妹夫妇就跑回来和妈妈商量借钱。妈妈就把她和我,还有大妹的钱汇拢到一起,仍然不够,小妹就想起了妈妈的干闺女王喜。
王喜两口子在东城办了个汽车客运公司,五六辆豪华大巴,常年跑浙江,生意还不错。妈妈说:“听说你喜姐买车的钱还没有还完哩,咱咋张口给人借呢。”小妹说:“试试吧,不能眼看公司关门啊。码头的运输费,下月就能回款了。”当晚,妈妈就陪小妹一起去了王喜家。
一进屋,王喜两口子都在家。小妹侧身坐在妈妈旁边,喏喏地说出,想借些钱救公司。喜姐瞅了丈夫一眼,举着苹果进里屋找水果刀去了。姐夫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低头在茶几下找打火机,就找到二楼去了。妈妈僵硬着身子,从皮沙发里摇摇站起,哑着嗓子对小妹说:“走吧。”喜姐喊了一声妈,把一张银行卡放进妈手里,大眼睛呼闪闪地说:“十万,够不够?”姐夫走下楼梯,见小妹和妈妈站在那愣神,就说:“不够我这卡上还有五万,先拿去救急。”
喜姐家不远,从我家小区向南,不足三里路。我和妈站在别墅区大门口,一簇翠竹朝我们唰拉拉摇动。妈妈一只手在额前遮挡雪光,一边说:“这竹子啥时候长成竹林了?三年前只有稀稀的几棵。”说完,垂下眼帘看脚,脚下的雪湿泥泥的。进得院内,妈妈拐上一条小斜路,我拉她向南走,妈妈说:“记不得路了。”
这三年,妈妈和喜姐始终没有通过电话,节日里,妈妈仍会多做一些吃食,但最后会被我们吃掉。喜姐是妈心尖上的痛,她不肯提起,家人也不敢提及。从小生长在上海法租界的妈妈,这干女儿喜子,是她今生唯一的债人,妈欠她的是钱,更多的是情。妈打听到,喜姐半年前又卖掉一辆大巴车,妈妈一夜不睡,一天不吃,手脚不停地整理捡来的破烂。爸爸怕她犯了心绞痛,一手端水,一手拿药,妈不接,两手不闲地忙。老爸只好把药倒进妈嘴里,又灌上一口水,妈妈咽下药,仍不抬头地忙活。
妈妈终于认出干女儿的这座别墅,她扶住缠绕着刺玫花茎的铁栅栏喘息。院子里积雪扫得很干净,水泥地面白亮亮的,里边的门紧锁着,我猜测家里一定有人。就喊:“谁在家呢?”又喊:“王喜姐。”有人走出来,是喜姐的儿子,他喊了一声姥姥,妈妈的眼睛一下子红了。
喜姐的儿子说,他爸妈都去东城车站帮忙了。今天腊月二十二,是个好日子,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很多。
出了大门,妈妈按了按口袋,问我怎么办。我知道,妈妈既然把钱拿出来,就不肯再揣回家。就说:“咱们去东城车站。”妈妈腰杆一挺说:“好啊,快走吧。”
赶公交的路上,老妈的脚步比我还快,她本来个头比我高,步子比我大,肉还没我多。没多大会儿,我就鼻尖冒汗。我拽住妈妈的后衣襟,喘息说:“海大小姐啊,您矜持点儿,雪地滑溜,您别摔着。”她老人家果真停下了脚,却弯腰在雪地捡一根旧电线,电线越抽越长,把雪下的烂泥都带出来了。我一跺脚说:“你怎么又捡呢?脏死人了。”她老人家装作没听见,掏一张卫生纸,把电线捋干净。我说:“你带着这脏玩意儿去车站啊,我不跟你去了。”老妈不理我,径自走到路边的小树林,把那截电线缠在树腰上,说:“回来再拿上。”拍拍手,朝我笑笑,那笑像一树新雪。
母亲说这是一段铜线,剥出的铜丝,比洋娃娃的头发还好看。
我在爸妈家见到过二老的宝贝。自从爸妈的秘密暴露后,他俩就不再躲避我。一进门,一地的破烂,爸妈坐在破烂间,都戴着闪闪的老花镜,那认真的劲头,就像给学生改卷子。
老爸把纸箱、报纸、书本等铺平、捋顺,用绳子结实地捆上。老妈在剥一根费电线,用小刀一点一点削外面的胶皮,脚下红红黄黄的一层。她左手的食指裹着创可贴,看来这手指没少受伤。老妈旁边花花绿绿五六个塑料盆,像摆杂货地摊。盆里分别装有钉头、螺丝、焊条、瓶盖、铜丝、铁丝,还有大半盆易拉罐拉鼻儿。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拉鼻儿,仿佛世界上的拉鼻儿都在这里了,个个翻卷着刀片似的舌头。我忍不住问妈妈,这些都是从哪儿捡来的。妈妈好像不愿意回答,她头也不抬地说:“门口。”我问:“哪儿的门口会有那么多。”妈说:“游戏厅,歌舞厅。瓶罐被里面的人捡走了,小拉鼻儿给扫到路边了。”又说:“再小它也是铝啊,三块七一斤呐。”
我不敢想象,这么多的小拉鼻儿,妈妈要捡拾多久?弯腰几次呢?更怕看见上面有血,那个个翻卷的铝片,能保证不划破妈妈的手指吗?
妈妈让我看一盆剥好的铜丝,崭新,闪亮,婴儿般干净。我忍不住蹲下扒拉,铜丝有粗有细,有长有短,都被妈妈缠成无数个闪光的“8”字,像开了一盆金灿灿的花。我试着端了端,有些斤两。问妈妈能卖多少钱,妈说:“十九元一斤,有时还要贵一些。”我的眼里冒出铜钱的光芒,呀,这一盆至少十五斤,能卖二三百元呢。爸爸说:“你妈一年才剥这么多。”旁边是一盆铁丝,妈说:“铁丝价格便宜,五毛钱一斤。”
我的心被黄黄白白的金属丝缠疼了,问这些都是在哪儿捡到的,爸爸接话说:“哪儿都有,工农路最多,那里正拆老房子。”他疲沓的眼睛从老花镜后眨巴了几下,说:“你不知道吧,有次捡铁丝,你妈还给你认了个姨哩。”
爸妈每次出门前,总是穿戴得很整齐,妈妈挎个大妹买的名牌皮包,爸爸拖个旅游用的拉杆小车,就像出门讲授优质课。他俩这次转到了工农路,一大片废墟让二老停下脚步。爸妈正弯腰捡拾碎砖里的铁丝和电线,一抬头,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太太站在了面前。老太太看起来很愤怒,一愤怒,头发和脸上的尘土就乱掉。她盯着我爸妈粗声大气地说:“恁俩是吃多了撑的吧!跟俺穷人抢饭吃,不知道这是俺的地盘吗?”说完,夺过妈妈手里的铁丝电线,转身走向路边的小棚子,那电线随着她的脚步一甩一甩,像一挂红绿的鸡肠子。
爸爸告诉我,我妈从此忘不下了这老人,她的那句“抢穷人饭碗”的话,让我妈不安和心愧。有一天,我妈提一篮鸡蛋走进了老太太的小棚子。爸爸从外面瞧见,她们手拉手说话的情景,很像一对失散多年的老姐妹。
妈妈除了在垃圾场捡拾一个老姐姐外,她还捡到不少好东西。我在他们家吧台上,发现一只木质雕花小笔筒,涂着朱红老漆,样子很古朴。还有一只紫红小烟斗,小树根做成的,浑圆的烟锅,雕着一个大肚弥勒佛,笑眯眯地看人。一只铜质小闹钟,一对青年男女抱在一起跳舞,姿态很优美,只是衣服穿得有点儿少。在他们腹部,镶嵌一个圆表盘,恰好遮住关键部位,只露一段光洁的小腿。闹钟滴答滴答地走,我对照一下手机,走得很准,一秒也不错。
爸爸说:“这些都是从不同地方捡来的,你要是喜欢就拿去。”他摇着一只婴儿的小手铃,叮当叮当,像是在唱着无忧无虑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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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公交车上,去东城的人不少,大都是来市区采买年货的农民。他们采购的有新衣新帽,活鸡活鱼,车厢里气味难闻。我坐在车上皱着眉头,掩着鼻孔。妈妈心情却出奇的好,她一会儿逗逗前边的小男孩儿,一会儿摸摸过道里的一只鸡,弄得小孩和鸡都看她;鸡和小孩都咯咯叽叽。妈妈就忍不住哈哈笑,我紧张地四处看,伸出食指压在她嘴唇上,妈还是身子一抖一抖地笑。
田野里白白绿绿,白的是积雪,绿的是麦苗。田间小路上,有红衣姑娘骑电动车突突地走,越走越远,一抹流动的艳红。
我搀扶妈妈下车。望见喜姐家车站,妈妈竟停下了,我问:“打电话吗?”妈说:“不打。”又问:“进去吗?”妈说:“进去。”
车站里闹腾腾的,刚从浙江回来两辆大巴车,下车的人忙着抱孩子,拿行李,大人喊小孩叫。有一个人掐着腰站在车前头,叫喊的声音更大,我喊:“姐夫。”他一眼看见了我俩。姐夫拨开人群走向妈,喊:“妈,您咋来啦?”妈妈没回答,声音哽在咽喉里,只拍了拍姐夫的胸口。
我们随姐夫进了办公室,他关上门,将喧闹关在了门外。姐夫用一次性纸杯给妈倒了杯开水,妈妈这才问:“俺闺女喜子哩?”姐夫说:“她去新郑机场接大姨了,刚走。”妈妈身子在椅子上欠了欠,说:“妈没脸见你和喜子。当初借钱时,说只用一个月,结果一拖就是三年,你说妈还是个人吗?”老泪淋了妈妈一脸,我的喉头像塞进一团火球,伸出胳膊把老妈干瘦的肩膀搂了搂。姐夫的眼眶也红了,他的大手攥住又伸开,伸开又攥住。姐夫说:“妈您不能这样说,小妹的公司出事后,我和喜子都不敢联系您,怕您和爸着急上火。”妈妈说:“你和喜子是孝顺孩子,三年里没催过一次债,你们卖车还银行贷款,都没跟妈吭一声。”
外边有人叫老板,姐夫应了他一声。妈妈摸索着从内衣里掏出绣有菊花的小提袋,热乎乎放进姐夫手里说:“孩子,这两万你先拿着。钱太少,妈拿不出手。但是从今天起,咱娘俩就接上头了,以后我和你爸年年还。你小妹已经在湖北站住了脚,托靠主,很快就翻过身了。”姐夫惊慌地站起,把菊花袋放回妈手上,说:“您和爸先花着,不急,等小妹有了钱再还我。”妈又急得掉泪,说:“等我还够了钱,你给我多少我都要。”姐夫这才收了钱。我看见姐夫把爸妈的钱,连同那只菊花提袋锁进了抽屉,他脸上的肌肉一会儿缩紧,一会儿展开。
在返家的路上,我说到了市里请爸妈吃饭。妈让我给爸打了个电话,老爸从中听出了顺利,他的笑声从手机里传出。
回家路过小树林,妈妈不忘取回那根旧电线。树上的积雪已经化掉,小树的叶子碧绿碧绿。
路边的广告牌换成了新的,一只红头顶、黄身子的小鸟卧在枝头上,背后是一大片茂密的绿林。
我在前方发现一样东西,忙抓紧妈妈的胳膊说:“前边有个易拉罐,是可口可乐瓶,再捡我就跟你急。”妈妈笑起来,说:“你这丫头,啥时候也瞄上这东西了?”
清早,我端了锅胡辣汤给父母送家去。刚喝完,爸爸就给妈妈使眼色。
爸爸说:“转转?”
妈妈说:“转转。前头有很多好东西。”
原标题:《你家的老人,也满小区捡纸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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