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中的电影殿堂｜佩措尔德：那一夜，我学会了去爱电影

【编者按】：2020年对于全球电影业来讲，不啻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如果说，以华纳、迪士尼为代表的好莱坞电影公司，本着自救的目的，想出了加速布局流媒体的策略，靠着转战线上平台，或多或少挽回颓势的话；那么，以AMC院线、Regal院线等为代表的欧美影院和放映行业，则结结实实地遇上了迎头痛击，更要命的是，它们至今仍泥足深陷，未见曙光乍现。时值2020年年末，德国和法国政府早已宣布，全国境内的电影院都要关闭至明年一月中旬才有可能重启。而英国伦敦地区本月也再度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电影院再度大门紧闭，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营业。

日前，英国电影学院（BFI）盛邀全球范围内多位知名导演，以“我梦中的电影殿堂”（My Dream Palace）为题，畅谈各自心中最为难忘的一家电影院，地点不限。他们希望能借这一系列纪念文章，来提醒世人切勿因这短暂的告别，而忘记了大银幕曾带给过我们的快乐时光。我们选取其中部分迻译刊出，以下这篇出自执导《过境》（Transit）、《温蒂尼》（Undine）等影片的德国人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

那是我搬去柏林居住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住的公寓面积很小，而且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生火的小火炉。我当时很孤单，但这种孤孤单单的心境，倒是很适合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是1981年的年底，柏林已经下雪了，到处都覆盖着薄薄的一层。街上没什么车来车往，四周一片寂静。我买了一张报纸，想看看有什么电影能去看的。我看到有《猎鹿人》（The Deer Hunter）。

《猎鹿人》海报

这电影我当时还没看过。就是因为它，1979年的柏林电影节险些中断。当时，苏联和民主德国抗议这部电影对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越南做了不实的呈现，愤而撤回了他们两个国家送来的参赛和参展电影。我那时候还是一名很年轻的共产党员，十分赞同民主德国和苏联所持的这一观点。所以，身为左派的我，心里稍稍有点打鼓，究竟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呢？但我还是查了一下那家影院的位置，那是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赫曼大街（Hermannstrasse）的新偏离电影院（Neues Off）。

柏林的新偏离电影院，偏离的意思，指的是他们的选片偏离主流，倾向艺术

后来我才知道，这栋建筑物过去是一家歌舞秀剧场。后来它又被改成了脱衣舞俱乐部，最后又成了一家专放色情片的电影院。在它的对面，则是一片墓地。总体而言，它位于一片住宅区，外立面也普普通通，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影院的入口。如果你是开车经过这里的话，散场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人从这栋楼里走出来，感觉就像是大楼失了火，居民正在争相逃命。

去那里看电影的感觉，就像是悄悄穿过一扇木门，便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影院内部空间很小，但真坐在里面的时候，又会觉得它很大很大。那就像是《绿野仙踪》的感觉。穿过一座黑色与白色的柏林城，打开一扇门，你就到了彩虹之巅——或者说，你就到了一家色情片影院。

那个下雪的冬夜，我只走了一刻钟就到了那里——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同场只有不超过五六个观众，也都是孤单一人。我坐在那里，一手拿着啤酒，一手拿着香烟，感觉自己就像是成了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画中人。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这部《猎鹿人》片长有三小时，拍得很不同寻常，也因此给我留下一种既害怕又困惑的复杂心绪。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这是影史最优秀的反战电影，因为它展现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而且那创伤永远都无法弥合。同时，它也受到了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那孤身一人的夜晚，那雪夜柏林的超现实感觉，给了我一次十分特别的观影体验。对我来说，这次体验相当重要，因为正是在那一夜，我学会了要去爱电影。我现在在柏林的家，距离当时那处公寓也不算很远。我最后一次在“新偏离”看电影，看的是《寄生虫》（Parasite）。不管我什么时候去那里，总会想起《猎鹿人》来。

《寄生虫》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