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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会被阴谋论所吸引？

2020-12-29 07: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者：[美]萨拉·戈尔曼，[美]杰克·戈尔曼

选自：《认知陷阱：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相》（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0）

阴谋是神秘的。我们认为，可以很合理地说，就算没有任何数据支持，大多数人也从未成为阴谋的受害者，甚至连一个这样的人都不认识。在正常生活中，哪怕只让一个中等数量人群中的每个人都达成共识，找出时间会面，接着制订计划并长期实际执行一项秘密行动，都是相当困难的。组织一些人一起办个生日惊喜派对，并且把具体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刻就很不容易。我们中有不少人在成长中的这个或那个时刻会以为父母在针对我们搞阴谋，可是哪怕只是这种程度的秘密行动，当今的父母都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执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时常被问起是否相信有那种组织周密、目标明确的大型阴谋存在，其目的是最大化组织的利益和影响力，并且摧毁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将在下一章描述的每一个卡里斯玛型领袖都自称是至少一个此类阴谋的受害者。在卫生和医疗领域，所谓的阴谋组织者一般包括医学组织、主流科学界、公共卫生界、政府、大型制药公司及其他企业组成的共同体。美国步枪协会的领导人韦恩·拉皮埃尔尽管身在一个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且与枪支制造业关系密切的组织中，也将自己描述成由左翼政客、媒体、联邦政府组成的阴谋团伙的受害者。他想让我们相信，上述所有群体蓄意剥夺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民的权利，好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市民暴露在抢匪帮派、全副武装的犯罪分子的威胁下。在阴谋论群体的领袖们看来，“大多数阴谋......在像绵羊一样只顾在生活的牧场上吃草的多数派公民眼中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从未怀疑过有恶狼正埋伏在日常出现的岩石之后”。因此，主张存在阴谋论的领袖们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人，我们就不可能幸免于难。尽管我们在本书中经常批评科学界处处把我们当成傻子来对待，可是更常见的是这些阴谋论团伙的领袖把我们全都当成了笨蛋。

你或许可以通过我们介绍阴谋论这个主题时的语气推测出来，我们认为阴谋论最轻也是严重的误导，最重则具有危害性。确实，我们审视过科学否定论者用来警告我们的那些传说中的阴谋——给孩子接种疫苗，吃转基因食品，在患有重度抑郁症的情况下接受电休克疗法，核能很危险——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些案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阴谋。如果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很简单了，即确定科学否定论者错了的方法之一是留意他们是否在言语间将组织严密的秘密阴谋集团视为敌人；假如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不予理会。

受害者心态

了解受害者心态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受到阴谋论吸引，哪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碰到过任何一个阴谋，因此也就不具备任何关于阴谋组织如何构建、运作的第一手知识。直到最近才有社科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设计实验，试图了解阴谋论背后的原因。这些初步研究释出的部分信息令人好奇。

下一章将谈到，卡里斯玛型领袖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他们酷爱将自己描述为阴谋的受害者。这些反科学领袖想被视为大声反对强大恶势力的勇敢独狼。他们还想让自己表现得比反对者的道德水平更高一筹，总是把后者描绘成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形象。他们透露的阴谋相关信息令人既恐惧又气愤。在这场“我们”对“他们”的对抗中，阴谋论者设法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跟随他/她的领导，就将很难幸免于难。在写到HIV否定论的时候，塞特·卡利希曼精准地描绘了科学否定论和受害者情结——无论是真实的感受还是伪装出来的——导向阴谋论的整个过程：

否定论的特征之一，至少从根本上，是认为持否定论立场就是千夫所指、备受攻击的少数派，所以必须抵挡持错误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攻击。因此，那些否定论者往往会为他们的立场找其他理由辩解，宣称自己绝对忠于言论自由原则。不过有趣的是，否定论者总是将自己的形象设计成勇敢的弱势挑战者，为了捍卫自身权利而大声说出真相，借此对抗错误信息的大潮。而屡屡发生的情况是，阴谋集团想方设法让他们保持沉默。

那么，这个发现是多么有趣啊，那些人相信阴谋论的原因是：他们自己要是有搞阴谋的机会，肯定不会放过。肯特大学心理学院的卡伦·M.道格拉斯和罗比·M.萨顿在一篇名为《同病相知？搞阴谋的个人意愿会影响对阴谋论的认同》(“Does It Take One to Know On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Theories Is Influenced by Personal Willingness to Conspire”)的论文中介绍了他们的部分实验。基于此前的研究，道格拉斯和萨顿很好奇以下命题是否成立：“那些在道德上相对不介意搞阴谋的人也许更不容易认为其他人会对搞阴谋有顾虑，至少这层顾虑不是道义层面上的。”因此，他们提出要测量受试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即与“为了个人利益压榨其他人的意愿”相关的品质。杰克常说，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任何事物都有衡量的标尺”，后来也确实有了一个衡量某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程度的有效标尺，即MACH-IV量表。道格拉斯和萨顿发现，一个人越接近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越愿意相信阴谋论。道格拉斯和萨顿总结道：“这些研究表明，个人道德约束较为松散的人对阴谋论的认同程度较高，因为平均来说，他们更愿意亲自参与阴谋活动。”因此，阴谋论者绝非道德水平高于常人之辈，一般来说，他们更像是把自己不排斥从事阴谋活动的意愿“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的那类人。这种动力——当然是反科学的阴谋论者绝不承认的——也许可以通过许多卡里斯玛型领袖喜爱组建名称花哨的机构来支持他们的运动这一倾向得到证明。

那么，这也许就是识别伪造阴谋论的一条线索。某个阴谋论是否涉及这样一位卡里斯玛型领袖，他热衷于建立一个受到自己严密控制的组织，商讨事务严格保密，欺辱对手并曲解科学发现？正在将某个阴谋论公之于众的这个人自己是不是也像是想搞这种阴谋的样子呢？我们从道格拉斯和萨顿的评论中得到了提示，他们说：“那些在道德上相对不介意搞阴谋的人也许更容易认为其他人对搞阴谋也少有顾虑，至少这层顾虑不是道义层面上的。”

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易于相信形式更精妙的阴谋论，比如我们认为对于埃博拉的传播方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说实话。所以，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普通人抓住阴谋论式的信念不放呢？

一种危险的无力感

激发对阴谋论的归属感的一大重要动机便是克服无力感的欲望。毕竟，阴谋论会将我们觉得无力控制的事情归咎于隐秘、强大而恶毒的黑势力，因此它既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又多少有些讽刺地让我们摆脱了对此做些什么的责任。假如阴谋团伙包括政府、大企业和整个医疗保健业，那么没有哪个独立个体会认为对察觉到的问题无所作为是自己的疏忽。这就使得一位主张自己有能力反击阴谋团伙的卡里斯玛型领袖的登场成了颇为诱人的选择。

有研究表明，感到自己对事态缺乏控制的人易于产生“错觉模式感知”(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尤其是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在一组共计六个的实验中，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珍妮弗·A.惠特森与现在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当·D·加林斯基证明，对某一事态缺乏控制的受试者会在随机刺激间建立相互关联，从而使用实验者刻意提供的无意义信息创造出错觉模式。阴谋论就是这些错觉模式之一。惠特森和加林斯基还证明，当受试者得到了表达自我肯定的机会，也就是评述他们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时，得出错误关联的趋势显著下降。实验者总结道：“个人在失去控制之后，如果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则更不易于产生错觉模式感知。”研究表明，大量接收支持阴谋论的信息会降低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而这一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其中一个实验中的这些信息制造了无力感。

我们也并没有刻意选择认同哪一个阴谋论。维伦·斯瓦米同时供职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精英大学，他与同事研究了认同2005年7月7日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爆炸事件存在阴谋论的看法，发现“最能预示某人相信“7·7”阴谋论的指针是(该人)相信其他普遍流传的阴谋论”。这项研究发现，愿意认同阴谋论的其他特征包括：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倾向更高，对民主原则的支持度更高，对当局的态度更消极，自尊心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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