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五年（中）｜我比妹妹大二十四岁

【编者按】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刘婧桐时常忍不住调侃，妹妹就是自己的孩子。

她今年25岁，未婚。妹妹1岁，两人都属猪，差了整整两轮生肖。妹妹出生之前，她一直是家里的独生女。

这种特殊的亲密感，除了存在于姐妹俩悬殊的年龄差中，还体现在她亲自为母亲和妹妹挑选母婴用品的时候：从品牌到材质，从口碑到价格，从孕期到出生后，每个环节她都恨不得一一把关才放心。即便如此，孕产母婴这一陌生领域里“接踵而至”的每个细节还是让她感叹，像是“天天在取西经”。

为了记录妹妹到来前后的这段“特别经历”，刘婧桐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相册，相册里近两百张照片。“我想告诉她，她是在全家的期待和爱里到来的，虽然她是个意外。”刘婧桐说。

母亲怀上妹妹时已48岁。在妹妹出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婧桐为母亲作为高龄产妇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而感到焦虑。

回忆初得知这一消息的心情，刘婧桐觉得自己的不敢置信只持续了不到一刻钟，她心里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立场去干涉父母的任何决定，就像她并不希望父母试图替她做出人生选择一样。

吴涵在知道母亲再次怀孕后，也有过强烈的不安。同为独生女，她曾认为未来“一片灰暗”，甚至怂恿过父母买保险。

今年她21岁，已是一个快2岁小女孩的姐姐。转变心态后，她在某社区网站上写道，“孩子是秩序的破坏者，她打破了一潭死水的生活，却让人看见不断变化而生的希望……人活到最后，不就活个精神追求吗？”

因为父母的决定，他们不得不脱离长达二十年的独生子女身份，并不可避免地对生活产生了一种摇摇欲坠的紧张感。他们做着心理建设，寻找着平衡，跌跌撞撞地走在一条成为姐姐的路上。

难以消除的担忧

母亲怀孕的消息最早是其他亲人透了丝口风。那是2019年的春节，准备来家里走动的近亲提前微信上问刘婧桐：“你们一家三口都在家吧？”

“都在家。”刘婧桐回了一句。接着，对方又发来信息：“马上就不是一家三口了。”

刘婧桐觉得莫名诡异又迷惑，转头把这话念给母亲听。她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只说道 “就是马上就不是一家三口了”。

疑问又被母亲抛给了刚进屋的父亲，父亲先是一愣，然后也露出了“笑呵呵”的表情。她确认了自己的猜测。“第一反应是很想咆哮，我也确实‘啊’的咆哮出声了。”

母亲后来告诉她，确认怀孕前，一度认为是自己健康有了大问题，出现过“一些不正常的状况”，人还持续有感冒症状，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都没能确诊。之后朋友私下的一句提醒，得知自己有孕后甚至短暂地、小小松了一口气。

刘婧桐说，母亲原本打算过完春节再告诉她这个消息，“他们那时候也才知道这个消息几天，内心肯定也是复杂纠结的，我爸妈想我能轻松过个年。”

不敢置信的情绪过后，刘婧桐想要了解父母对于这个意外到来的新生命的想法。她清楚自己无权也并不希望干涉父母的选择，又担心自己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决定。刘婧桐试探询问得有些小心翼翼，她自觉听懂了母亲回答中忧虑不安背后同样小心翼翼流露出的期待，“觉得这是上天给的礼物……有一种福报的感觉。”

刘婧桐记得曾听母亲聊起，跟他们差不多年代、背景的夫妻依据旧政策没办法生第二个孩子，而个中遗憾可能只有每个家庭自己才清楚。

在内心深处，刘婧桐其实并不理解为什么明明可以轻松过日子的父母选择再次扛起养育新生儿的“重负”，更令她不安的是新生命健康状况以及母亲在整个妊娠分娩过程潜在的重重风险。

她开始默默地查资料，了解学习妊娠期各阶段产妇可能出现的反应、胎儿发育的知识，需要做的检查、补充的营养等，尤其是高龄产妇需要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偶尔看到可怕的极端案例，她也不敢直接发给父母看。“除了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没有任何用处。”

刘婧桐很难描述那种复杂的心情：她尊重父母的选择，也希望能通过所做的让大家多一份安心，但自己内心深处却又难以安定，害怕他们“盲目乐观”。

吴涵的父母也有生二孩的心愿。吴涵小时候，全家从老家搬到上海，由于当时的落户政策限制，父母一直未能如愿。

父亲似乎从没放弃，时不时就跟她念叨，如果有个弟弟妹妹陪你玩怎么样？但吴涵一直拒绝。

没想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父母很快就“响应了政策”。父亲说是个意外，一开始也不想要；吴涵不相信，斗气说哪天自己意外怀孕，他们也不要大惊小怪。那时，吴涵的母亲刚过40岁，同样是高龄产妇。

生孩子如期提上日程后，吴涵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从“国家保护动物”降成了“野生人猿”，她每晚刷着社交平台上受过伤害的大孩自述，觉得未来一片灰暗。

恐惧主要来自于未知，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稍微有点不舒服，她就整晚整晚睡不着。她开始怂恿母亲买保险，担心母亲万一出意外，自己又负担不起孩子的支出。结果母亲又好气又好笑，“我们至少还要工作一二十年才退休，你天天都在看些什么啊？”但她还是害怕，她甚至想过，说不定哪一天没办法，真的要把家里的房子卖掉。

心情最糟糕的时候，吴涵跟男朋友吵架，最后分了手，“当然不完全因为这个因素，就是状态很差，也激化了矛盾”。

经验丰富的产检医生告诉刘婧桐，她的母亲是自己在当地近年来接诊到唯一一个高龄产妇自然受孕的案例。降低风险的唯一办法只有加强产检、平时生活中多注意评估身体状况。刘婧桐曾建议母亲去省市大医院做产检，但母亲觉得折腾，没有再去。

刘婧桐的生活轨迹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她最早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做得不开心，就辞了职。得知母亲怀孕，她起初一段时间继续在找新工作以及计划留学，但始终犹豫不决。她担心在父母最需要她的时候却帮不上忙，他们心里会更慌。“如果我强求的话，他们肯定也会支持我，但我有点于心不忍。”最终，在妹妹出生前，她选择回了老家。

刘婧桐心思细腻，她包揽了几乎所有母婴用品的采购工作，开始之后才发现，“九九八十一难，天天都在取西经”。除了孕妇妊娠期和产褥期所需的基本用品，新生儿用品更是一片极度宽广又陌生的领域：尿不湿要选不容易让宝宝红屁股的，奶粉要提前选好以备不时之需，奶瓶要考虑材质和防胀气，贴身衣物、襁褓、浴巾要适合预产期季节的气温；不同月龄、不同场景、不同功能、不同材质、不同成分的各类产品，都要通过不同渠道读攻略、查口碑、记价格、算性价比、研究优惠活动，此外还要学习新生儿及孕产妇护理相关的知识，准备好家中常备药物。

而她做的“功课”越多，就越忍不住给父母科普各种知识。她担心父母会通过他们的渠道去获取“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还不如我直接来”。

妹妹来了

2019年临近预产期时，刘婧桐的母亲时常觉得心慌，喘不上气，为了图安心基本隔一天就要跑医院做胎心监护。医生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建议剖宫产。

刘婧桐记得很清楚，妹妹出生那天是一个久违的晴天。原本母亲只是去做检查，家里亲人放心不下先后一起到了医院。医生评估胎儿发育状况良好后，建议当天就手术。

待产用品早就打包齐全，于是一拨人回家取东西，另一拨人留在医院办手续。

手术当天早上十点多就结束了，是个女孩。当医生抱着妹妹出来时，刘婧桐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买的粉色襁褓，“感觉还挺神奇的”。但她不敢抱，赶忙唤外婆上前接过妹妹。

刘婧桐凑上前看：妹妹一小点，一头湿漉漉的、茂密的黑头发，潮红的脸，微睁着眼睛，还在吮吸自己的一根指头。刘婧桐觉得自己跟妹妹对视了一眼，甚至感受到眼前小不点莫名传递出的“大佬”气息，即使她知道，新生儿的视力发育让妹妹压根还看不清自己的脸。

当天下午，刘婧桐带着妹妹去打第一针疫苗。被抱在怀里酣睡的小人儿毫无防备，针一扎，那张小脸突然完全皱巴了起来，涨红着，尖锐细弱的哭声响起。刘婧桐忍不住想大笑，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击中了她：“真的觉得那就是一个人呀，而且她此刻完全依赖和需要你。”

之前她一直担心母亲的身体、妹妹的健康，此刻她的焦虑仿佛一下卸掉了大半。不过焦虑很快就被辛苦替代。

妹妹白天睡觉常常不到一小时就醒，精力旺盛到让刘婧桐差点产生错觉，感觉只有前几天像个婴儿。

而父亲陪产假结束后就恢复上班，母亲手术后需要休养。因此，刘婧桐几乎参与了产妇和新生儿日常护理的每个环节——擦身洗衣、冲喂奶粉、拍嗝哄睡、陪玩放电，循环往复。“中间一度我觉得自己的职业规划可以考虑往育儿嫂方向转型。”刘婧桐玩笑道。

但这个过程中，她也和父母因为育儿理念“吵了无数次”。比如奶粉怎么冲泡、怎样避免出现气泡，拍嗝的重要性和正确姿势，奶睡要不要纠正，婴儿哭闹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刘婧桐一边摸索实践着自己临时掌握的“科学育儿理论”，一边忍不住想要“纠正”父母的观念。说得次数多了，大家就可能会吵起来。

刘婧桐感觉，现在全家人都容易着急，一点就炸。“疲惫是一方面，人在精神紧绷或疲惫时都会更敏感，加上可能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情绪。”

吴涵形容妹妹出生后的第一年，是“最痛苦的时间”。妹妹最闹腾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准备考研。保姆不靠谱，有一次把妹妹的头磕了个包。于是父母上班后，她不得不时刻关注着两人的举动。有时妹妹打翻了东西或者摔倒了，吴涵还会听到保姆训斥妹妹。她心疼妹妹，但又拉不下脸面骂保姆，只能想办法跟对方周旋。

鸡毛蒜皮的琐事都牵扯着她的精力，论文写不出来了，书读不下去。妹妹晚上也不消停，很容易哭，她睡不踏实，一度感觉自己神经衰弱。

那段时间，她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吗？没人吵闹，想干嘛干嘛。而有了妹妹呢？可能要在人生关键时期花时间精力给她，就算有报答，也是十几年后的事。她陷入这样的思想旋涡，怎么也走不出来。

今年疫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用去学校，只在家里上网课。面对这一切，她每一天都倍感折磨。

吴涵曾跟父亲抱怨，自己很倒霉。父亲反问，难道就没有一点好处吗？她想了想，可能是自由吧。

她后来回想，自己当时最大的烦恼，其实是担心父母会因为照顾妹妹而忽略她。因为她早已习惯了那种哪怕发生一点点事情，父母都会很关心她的状态。她能理解父母高龄育子的辛苦，但事情多了，心里总会记得。

亲密

今年国庆，刘婧桐的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老家的男孩认识，她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不喜欢老家的环境和风俗。

母亲问她，找外地的男孩，过年回哪家呢？两边跑多麻烦。她不以为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双方父母接到一起过年。母亲沉吟了一会儿说：“到时你妹妹可能在读书，走不开呢？”

尽管知道这是没影儿的事、母亲只是随口一提，但刘婧桐心里还是生出一股莫名的委屈，“我当时想，所以呢？她出生、她长大，我就在旁边守着吗？”

这些话在她脑海中过了一遍后，终究没说出口。

事实上，自从母亲怀孕后，刘婧桐就预想到，妹妹的到来势必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即便父母并不会对她提任何要求，她也会敏感地捕捉到他们的需要。

不过她已打定主意，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不试图替对方人生做决定和选择，她觉得这应当是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共识。

刘婧桐的记忆里，在自己年纪更小的阶段，关于人生选择，父母和绝大部分家庭的长辈一样，都曾试图用他们的经验、资源甚至“权威”去说服、指导自己的决定。

大学毕业找工作，父母和她的想法不一样。她想去一家一线城市的新媒体公司。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过程中，父母就给她推荐了熟人介绍的公司实习，因为家里有亲戚在那座城市定居，方便互相照应。但她去了以后却发现，工作与自己想做的相去甚远，环境也不像父母耳闻得单纯靠谱。后续父母也劝过她去银行、考公务员，认为工作安稳，她便推脱说简历没做好，或者直接拒绝。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刘婧桐说自己快想不起来了。

近几年，尤其在工作后，她没怎么跟父母好好深入交流过，因为常常感到“自己无能的愤怒和失落”。她最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不需要为我做什么，这是我的事情。但父母总是不放心，想替她张罗，以前是工作，现在是对象。刘婧桐无奈地笑笑，“我只能心领了”。

刘婧桐后来回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在外成长的同时，父母被抛下了，像是龙应台在《目送》里写到的状态，父母一直看着自己的背影，慢慢跟不上了，可能对她无法理解，又对自身产生怀疑。父母子女之间过去那种完全依赖和需要彼此的模式被打破了，又难以找到新的平衡。

她很清楚，这种反差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她还是觉得残忍，“是很伤感的事情，又没有办法”。在她看来，人人都想继续做小孩，父母也希望小孩永远是小孩，但就是回不去了。

刘婧桐也尝试过跟父母主动沟通。但她发现，只要谈到稍微深入的话题，自己就很难控制情绪。她想和父母多说些开心的事，却发现自己心里更多装着烦心事。

有了妹妹之后，刘婧桐偶尔会感到更强烈的孤独感，毕竟父母的精力更有限。她和他们的话题大多也只与妹妹有关，而真实又复杂的自己，则被她深藏了起来。

“爸爸妈妈很辛苦，也很容易活得没有自己，可能要我来寄托希望和价值感，但其实我给不了。我只能说，别人如果觉得我这人有哪儿不错，很多不错的东西其实都来自于他们。”刘婧桐说。

小心的呵护

吴涵曾担心自己会被父母忽视，以及要随时随地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但她意外地发现， 父母知道如何爱护她。

一家人出门碰到熟人时，对方常常冲着吴涵说，等你以后长大了，能帮你妈妈带妹妹，或者对她父母说，以后轻松了，她（吴涵）工作了不就可以养妹妹？

吴涵发现，这时父母总会清楚地告诉对方，他们自己就能行，不需要吴涵参与。慢慢的，外人“说闲话”的情况也少了。

有一次，母亲给姐妹俩买了两个不一样的水杯，吴涵偏偏特别喜欢妹妹的那款，觉得更可爱，就跟母亲说想换过来。旁边有人说，这是你妹妹的，你还要跟一个小孩抢？母亲却不以为然，告诉她，反正你妹妹还不知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想要哪个就要哪个。

还有一次，吴涵刚跟母亲谈起最近考试成绩不错，妹妹在一旁哭了。母亲立马起身去照顾，母女俩的对话戛然而止。吴涵有点不高兴，转过头进了房间。没过一会儿，母亲敲开门，问她刚才说到哪儿，让她继续讲完自己的故事。

“就算很小的事情，他们事后也会马上来找我，跟我说话，问我有没有不高兴，他们一直在弥补。”

吴涵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曾跟父母谈论过生死。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人总归要死，跟这个世界脱离关系，吴涵伤心地在家哭出声来。母亲逗趣说，你大概会变成没脚的虫子，父亲则安慰她，就算有一天自己不在了，至少她可以代替他去看这个世界。

这种无话不谈的沟通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吴涵和父母现在还是会经常聊天，“他们会慢慢跟我讲一些他们很真实的想法，我感觉好像能慢慢理解（他们）……如果我觉得不开心，也会直接表现出来，不会闷在心里。”

她也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父母。她反问过自己，是对爸爸喜欢比较多，还是妈妈，或者妹妹？后来她发现，自己对每个人的感情都很独特，“然后你就会发现，感情这个东西是是不能分割的”。

“变化而生的希望”

“孩子是秩序的破坏者，她打破了一潭死水的生活，却让人看见不断变化而生的希望。”几个月前，吴涵在某社区网站上分享生二孩的利和弊时，写下了这句话。

现在每周回家，吴涵都能发现妹妹的变化。比如妹妹不再只是爬来爬去，而是突然会走路了，或者跟着她咿咿呀呀讲一些听不懂的话，黏着她玩，在她离开的时候哭着说再见，“你会觉得很温暖，特别神奇。”

更让她惊喜的是，妹妹的很多玩法跟她小时候很像，有时还能把自己逗笑，母亲不能理解的笑点，她却马上就能理解妹妹在笑什么。

吴涵对生活的观察也更细致了。不管是夕阳的变化，还是绽放的花朵，她都能感叹好一会儿。

对吴涵来说，她仿佛在体验一段永远不会分离的友情。小时候，她特别喜欢交朋友，那种感觉很美好，但朋友总归要回家；而现在，妹妹会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她也不会顾虑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我跟爸妈差得也很大，也能像朋友一样互相聊天。”

她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也终于从妹妹身上得到了宽慰。她曾经因为怕死，认为除了父母以外一定要有新的亲人，比如结婚生子，才能完成生命的延续。但她现在不那么害怕了，因为妹妹已经是自己的亲人。父亲在她小时候说的那句“等我死后你代我去看世界”，她突然听懂了。而且她觉得最妙的是，妹妹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网上依旧充斥着大孩要帮助父母负担弟弟妹妹成长支出的焦虑，但吴涵已经不想再计较了。

她更愿意把妹妹的到来视为一种“精神财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动力，让人感到温暖和期待。她觉得，这是任何物质消费都无法代替的。

她说，等妹妹上学了，她也至少三十岁了，那时就算父母有难处，她相信自己也能承担得起。

父亲曾跟她开玩笑，如果以后她结婚，家里可能不能出很多钱，因为“要留一部分给妹妹吃饭”。她听了竟然一点都没觉得嫉妒，“父母也有他们那辈人的情怀和心结，不是为了掏空钱包给我准备房、车的工具人”。

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后，有人评价她“心态爆炸”，她便写长文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最让我念念难忘的是我们刚来上海，住在没什么装修的水泥地出租屋里，和我爸妈一起唱歌跳舞，最好吃的是我爸骑着破电瓶车带我去路边摊买的臭豆腐加烤香肠。真奇怪，现在回想，才发现那时候总有人冷嘲热讽我，给我看他们家装修有多豪华，但我当时却一点都没听懂。”

“人活到最后，不就活个精神追求吗？”

刘婧桐还是对未来充满迷茫，需要不断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和家庭的距离与关系。

不过，她现在已不再苛求父母对她的完全理解和支持，反倒希望父母也能主动多跟她聊一聊他们的日常与心情。她担心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更加孤单。

她会告诉父母，养妹妹尽力而为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避免给他们自己和妹妹都提出过高的要求。

她还讲出了一个对自己的愿望，“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但我不希望她（妹妹）怕我，希望她愿意跟我分享，而我愿意只是倾听”。

（应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