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虚实之间

北宋一朝，常给人留下文治胜于武功的印象。而太祖陈桥兵变，却以强力夺得天下。也许正因如此，赵宋皇室才忌惮地方军事实力增强，采取各种遏制削弱方案。这虽是防备内忧，却也是“自废”之路。面对辽金崛起，北宋有畏战情绪，但求安稳。《水浒传》强化了这种“弱宋”印象，即使一帮盗匪草寇，也会让北宋如临大敌，惶惶不安。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一书，说明北宋危机，在于君臣纵欲挥霍，严重透支民生。所谓汴梁之繁华，全因榨取全国财力物力，堆成的浮华一梦。

宫崎市定审视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水浒传》既有与历史吻合对榫的细节，又有夸大或失实的虚构处理。此书在通俗笔法中融合扎实考证，是以历史法、文献法读小说的典范之作。他从史实入手，让我们窥探《水浒传》诸多虚构“手段”。《水浒传》从根子上利用了历史中的错觉。宋江的身份是最大疑点。宫崎市定通过史料比对发现，同时期其实有两个宋江。一个是在山东、淮南活动的草寇宋江，另一个是随童贯征讨方腊的将军宋江。而《宋史》对宋江的记载，偏偏给人以错觉――好像草寇宋江摇身一变，成了将军宋江。

“正式的文献或史书里没有一处说草寇宋江变成了朝廷的将军。”《水浒传》可能利用了侯蒙给皇帝的建议：赦免宋江，命其讨伐方腊。它其实不过是一条未遂的动议而已。结果，《宣和遗事》这部有点儿疑似史料的小说，大作文章，为混淆两个宋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讹误会构成小说虚构的素材，衍生出从反抗聚义、替天行道，到招安归顺的路线之争。事实上，史料中“招降”“出降”的措辞，误导了读者。真实的宋江被张叔夜搞得走投无路，实属“就擒”。百二十回《水浒传》为了主题的编排，为了让读者过瘾，不惜修改历史和逻辑。这正是历史真实让位于戏剧效果的操作。

连北宋对抗大辽都要靠金的帮衬配合，宋江一帮民间武装竟然直接征辽得胜，还没损什么大将。金庸武侠小说，可能就取了《水浒传》的经：几个大侠镇守襄阳城，竟能对抗蒙古大军。可笑的是，朝廷给如此大功，竟然只封宋江为“保义郎”（正九品）。这就像玉皇大帝给孙悟空封了弼马温，是一个荒诞逻辑。相比方腊建立政权，席卷几省，宋江一众不过是小打小闹。《水浒传》为何偏让宋江征讨方腊，还能生擒成功？我想，这恰好说明了《水浒传》另一被遮蔽的品质。那就是它作为“讽刺小说”的意义，或许大过它作为英雄传奇的意义。如宋江在征辽，平田虎、王庆，几乎不曾折损好汉。这完全得益于公孙胜的法术加持。

而征讨方腊，好汉死伤大半，也许源于公孙胜的退出。小说加入了如同《封神演义》的斗法桥段，或许是最大讽刺。徽宗迷恋道教，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就是一个佐证。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徽宗继位，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管是论长幼、出身，还是品性，他都不是哥哥哲宗的最优接替者。他只是在保守派与变法派的争斗博弈中，偶然获得了权力。宫崎市定认为，徽宗不同于前代的暴虐型，愚痴型君主，他是挥霍型的代表。

他性格中摇摆不定，软弱逃避，以癖好用人的特点，让蔡京，童贯这类投机钻营，扶植党羽的权奸佞臣，独揽大权。童贯作为宦官，是一大另类，他有战功，能议政，能搜罗古玩，又负责造园，是徽宗心中的“宝藏能臣”。蔡京的发迹，是从结识童贯，为其充当“文化顾问”开始的。“徽宗是一个感情细腻的文人天子，从徽宗兴趣方面入手去讨好则最有效。这点上，蔡京一开始就很有优势。他很早便是进士及第，应该是很有才华的。”

他靠童贯接近徽宗，“专在徽宗的玩乐上下功夫”。两人内外照应，互为表里，盘剥财富，独霸朝野，是北宋政治生态恶化的祸首。后来，梁师成与大臣王黼，构成了“新组合”，简直高度模仿了蔡京、童贯这对搭档。有意味的是，宫崎市定从心理上揣摩了这种君臣依赖关系。“徽宗年轻的时候，性格很软弱，在政治上依赖着强硬且有魄力的蔡京。但做皇帝十几年后，权力意识觉醒，开始以自己的喜好选人用人。”这种解释描绘了“君臣父子”般的恋父倚重，也说明《水浒传》里招安政策曲折反复，与徽宗无常的性格，有必然因果。

（文章首发于《北京日报》，发表时有改动。）

作者：俞耕耘，文艺评论人，专栏作者，现居西安。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