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间慈善·难民——1947年上海“寄柩所风波”始末

难民抢占“鬼屋”

抗战胜利后不久，期待和平的中国老百姓被再次拖入内战的深渊。大量苏北人流离失所，成为战争难民。根据当时记者的初步估计，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当年夏天流亡的苏北难民即达300万之多，同时期进入上海的苏北难民有5万多人。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威胁，尤其是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以后，曾经强有力的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大都经济拮据。到1947年时流亡沪上的难民越来越多，但救济机构却并未增加，上海市政府亦力不从心，加上此时期上海严重的“房荒”，使得大量难民无处栖身。

许多难民在空地上搭盖棚屋居住，逐渐形成一些难民据点，如东宝兴路被炸毁的启秀女中废墟上，由13户难民开始搭盖棚屋，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有300多人居住的“新大陆”。一些有空余房屋的同乡会馆和慈善团体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留了部分难民。更多的难民寻找那些无主房屋，略加修整后即入住，如上海著名的哈尔滨大楼，一度聚集了各类难民、无业游民等六七千人，成为远近闻名的游民窟、难民窟。

1947年底，随着冬令临近，难民开始更主动地出击，寻找任何可以安身之所。10月18日，约有3000名苏北难民冲进拥有200多间丙舍的平江公所梓安堂，将900多具盛有尸体的棺材抬置空地，将房屋分别占居，从而揭开了苏北难民集体冲击、抢占上海丙舍、寄柩所等死人居住空间的序幕。据1942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类寄柩所、丙舍至少有67家。这些地方存放着数以万计的尸棺逾10万具，也占据着非常多的房屋，成为无处栖身的难民最终瞄准的目标。

自10月18日平江公所被难民占居以后，11月5日吴江会馆26间丙舍被约300人占领。三天后江宁公所丙舍被100多人占住，1000余具尸棺被移置屋后空地。11月15日深夜几百人翻墙撬门进入扬州公所殡馆，抬出所有灵柩，将丙舍占据一空。11月21日拥有100多亩土地的潮惠山庄被2000多难民占居；11月29日，拥有房屋千余间的沪东、大同两寄柩所被难民占住；12月通如崇海启会馆、京江公所、湖州殡仪馆等被占。此后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上海，越来越多的寄柩所、殡馆、丙舍被占居。1948年4月28日，拥有数千间房屋的绍兴会馆永锡堂被3000多难民占居；1948年6月底，四明公所被占；延绪山庄则在1948年秋被占；皖北山庄在1948年7月3日被数百人占居，虽在7月5日被安徽同乡赶出山庄，但8月24日第二次被占领，且人数达1200多人，安徽同乡再也无力驱赶。

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底，共有约2万难民先后占居上海各丙舍、寄柩所等“鬼客之家”，在内战的高潮阶段再夹杂着上演了一出人“鬼”之战的大戏。

1947年，上海政府分发粮食给难民

慈善组织与市政府的交涉

寄柩所等被难民占居之后，各寄柩所、慈善组织、公所、会馆以及同乡会等随即要求市政府履行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驱逐非法占据者，保护私人产业不受侵犯。如潮惠山庄在1947年11月21日被难民占领之后，潮州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郑子良于当日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察随即赶到现场，将6位难民代表带到派出所讯问。难民要求暂借山庄容身，不肯迁出；派出所则因警力有限，无法驱逐，只得向上级嵩山警察分局请示。在此过程中附近难民闻讯而来，加入占居者行列，很快就有210多户1300多人进驻山庄。潮惠山庄求助于当局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消息外泄而吸引了更多难民进驻，这让潮州旅沪同乡会始料未及；而嵩山分局对于该如何处置占住山庄的难民也一筹莫展，只得将案情汇报给上海市警察局和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此前已经接连收到难民占居寄柩所、殡舍的报告，因而命令上海市警察局“妥慎防范”，警察局在1947年12月9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置办法。但实际上未能形成任何具体决议，警察局又将难题推给了市长吴国桢。

与此同时，各善会善堂、会馆、公所、寄柩所等迅速动员各种可供利用的关系，向市政当局施加压力。潮惠山庄被占居后，潮州旅沪同乡会致信广东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潮州和济医院院长张伉龙求援；张伉龙给同属广东同乡的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写信，要求陈与市长吴国桢以及警察局长和社会局长等交涉。12月15日陈国廉写信给吴国桢，“勉为恳请勒令迁移”。同日，吴国桢命令“社会局及冬令救济委员会迅予统筹救济”，同时命令警察局“至该民等非法侵占寄柩所，仍仰会同社会局妥为制止”。12月16日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拟出方案，要求各寄柩所、殡舍、会馆、山庄等“速将少壮老弱分造名册，投请庇寒所收容，编队参加工赈”。吴国桢马上签发了此方案，并命令警察局、社会局通知寄柩所等照此办理。

吴市长本以为认真执行该方案即可万事大吉。社会局、警察局接到命令以后就将任务交给各警察分局或区社会行政部门等，然后再分配给各派出所、区公所。然而每一个寄柩所、殡舍内难民动辄成百上千，男女老幼混杂，很多并不能参加工赈，更何况难民根本不愿意搬迁，因此警、社两局完全无力执行吴市长的命令。

寄柩所、殡舍等则继续向市政府施压。12月21日张伉龙再次致信吴国桢，请求面谈；2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广东人刘维炽为潮惠山庄事致函吴国桢，请求饬属“迅令该郑维明等众概行迁出、妥护山庄以维原状”。12月27日，大同、沪东两寄柩所联名上书吴国桢，指出此前市府承诺庇寒所成立后于12月20日迁出难民，但“限期瞬即届到，近阅报载各处之庇寒所次第已告完工”，而寄柩所内的难民却“未见有何动静”，要求市府“从速执行迁移，以免事态扩大”。时隔不久，平江公所、江宁六县会馆、吴江旅沪同乡会、扬属七县旅沪同乡会附设扬州公所、潮惠山庄、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大同寄柩所、沪东寄柩所、旅沪湖州会馆、京江公所、浙金嵇善堂等10多个同乡团体和寄柩机构多次联名给市政府写信，要求“勒迁”难民，并要“赴辕请愿”，京江公所甚至推派王渭滨、陈宗美二代表进京请愿。

到12月底，各个寄柩所、殡馆等给社会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参议会的报告，都先后被转送到市政府；各个同乡组织的在沪关系人也纷纷写信给吴国桢等，要求协助处理被占殡馆、丙舍问题。更有甚者，大同、沪东两寄柩所直接向行政院院长张群求援，“请求钧院迅赐饬查勒令他迁，并作有效之处置而维地方安宁”。行政院批示上海市政府尽快解决。

12月27日，吴国桢给刘维炽、张伉龙、行政院、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回信，仍以冬令救济委员会16日方案答复之，并饬令警察局“严厉执行”。但市警察局又认为“如强制执行迁让，深恐引起其他事件”，不敢擅作主张，又将皮球踢给了吴市长。面对众多的报告、各种关系人的信件等，吴国桢只能不断批示“严令社会、警察两局遵照冬令救济委员会办法，严限迁入庇寒所”。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正是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本人（副主任委员由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兼任），面对众多要求“勒迁”的信件、请求、命令等，吴国桢市长全部答复由冬令救济委员会“妥筹”解决办法；而冬令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国桢无法可筹，又向市长吴国桢报告，力陈“本会无法勒迁”。这一具有戏剧性的交涉过程，完美再现了此时期上海市政府的左右为难和无可奈何。实际上，上海市政府、冬令救济委员会、警察局、社会局等部门在此问题上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只是在公函中反复申明其解决方案，以此来敷衍应对各方责难。

正因上海市政当局对难民强行占居寄柩所等公团私产的问题无计可施，随后来沪的难民更是群起效尤，纷纷“通知”市政府各部门，声称准备“借用”某某公所或寄柩所，有些甚至直接强行占据空余寄柩所。如锡金公所、四明公所等分别于1948年6月、7月被难民“借住”。到1948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寄柩所、丙舍房屋被难民占居事件，而上海市政府依然束手无策。就在市府为难之际，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为救助难民，决定在苏北、江西等地设立三个难民垦殖区，上海市政府随即决定将占居寄柩所的难民“并入移垦江西案内办理”，但此前警察局就无法将难民从寄柩所驱逐出去，现在更无法将其从大上海驱逐出去，此一方案依然难收实效，到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此事都不了了之。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调查会馆、山庄、寄柩所等场所时发现，仍然有很多难民住在寄柩所内，有些已经居住一年以上。

“莠民”与“义民”

寄柩所、善会善堂、山庄、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慈善组织都认为占据寄柩所的并不是“真正难民”，而是地方流氓，或者是各种以难民之名行窃占他人产业之实的“莠民”。慈善组织、同乡会声称对于莠民的非法行为“本可诉诸法律，诚恐纠纷扩大，社会不安”，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式，希望市政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占居者迁走。

面对“莠民”的指责，苏北难民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义民”，是投奔国民党政府而来，理应得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的善待。他们愤怒地质问：难道“苏北义民不及潮惠的死鬼吗”？外地人死了尚且有个寄柩之处，苏北人活着却找不到安身之所，这种巨大的落差更是强化了苏北难民的愤怒，也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意识，因而更加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市政府与慈善组织、同乡会的勒迁要求。

为了安置难民，上海市政府在1947年底到1948年初先后开办了3个庇寒所和若干个工赈庇寒所。1947年底开始出现难民占居寄柩所事件时，上海市政府即要求各寄柩所、会馆、公所等将难民造册登记，其中青壮年难民送工赈庇寒所参加浚河工程，其他老弱病残送第三庇寒所等接受收容救济。但很多难民不能接受庇寒所的许多收容规则。庇寒所要求男女老幼分开居住，一家人不能共处一室；所内实行军事管理，行动不自由，并且每天要进行军事操练等。另外，庇寒所容人有限，实际上也根本无力全部收容占居寄柩所的难民。市政府要求难民迁入第三庇寒所，但第三庇寒所最多只能容纳1400余人，而其时上海占居各寄柩所、会馆、公所的难民已经超过1万人。更何况庇寒所条件非常糟糕，每个庇寒所基本都“吃不饱”，那些工赈所更是要求难民在严寒中赤脚下水浚河，因此稍有办法者都不愿意去庇寒所，即使被警察收容遣送到庇寒所，也是想尽办法逃离。此时难民以“义民”名义自行占居了诸多寄柩所等场所，得以在战乱之时寻找到暂时安身之所，当然不肯轻易迁让。

难民坚持其“义民”的身份认识，以此作为要求救济和拒绝搬迁的筹码，同时也赋予了难民群体以某种精神力量，进而使其敢于采取行动来对抗强加于自身的任何外来压迫。一向以受苦受难、势孤力单的弱势群体形象出现在学者眼中的难民，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集团力量，甚至采取种种策略来寻求政治合法性，在艰难的时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为自身乃至群体的存活找到了依靠。

从1947年10月难民集体占居上海寄柩所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年半以上的时间内，2万多难民长期与“鬼”为邻，可以说书写了中国难民史上特殊的一页。

本文摘自《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阮清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