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创建60周年｜徐世澄：我的学问人生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1999年设立博士点，是目前国内仅有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点。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学术中坚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1959年我毕业于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敬业中学，带着成为新闻记者的理想，我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高考结束后不久，中学领导通知我，我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准备派我去苏联留学。一年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削减中国留学生名额，我没能去苏联留学，被组织上安排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刚刚开设的西班牙语专业学习西班牙语。

在北大的学习生活

1959年初古巴革命胜利后，国内急需要会西班牙语的干部，北大西班牙语专业的开设与古巴革命的胜利密不可分。我们班共18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一年级教我们发音的老师叫周素莲，她是菲律宾华侨。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周老师从小就会西班牙语。教我们精读课的是蒙复地和刘君强老师，他们原来是法语教研室的老师。他们一边在北外听西班牙语课，一边教我们。到我们三年级时，学校陆续请来了几位拉美外教，其中一位名叫巴勃罗·杜契斯基的俄裔阿根廷人，他在北大任教时间最长。1985年我访问委内瑞拉时，他在加拉加斯，我曾拜访过他。1990年，我访问阿根廷时，阿根廷军政府已“还政于民”，他已回阿根廷，在欧盟驻阿使团当秘书，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他在《视界》等报刊上经常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被认为是著名的“sinólogo”。

当时，我们的学习条件比较差，头两年，没有西汉词典，只有一本影印的Vox原文词典。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有录音机的，记得系里有一个录音室，各班轮流去录音室听录音。1960-1963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定量，学校食堂伙食比较差，我们常常吃不饱，大多数同学都患有浮肿病。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劲头还是很饱满的，每天，很早就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抢占位子，上课很少有人缺席或请假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尽管大家经济拮据，我们大家都省下钱，到海淀新华书店排长队购买《毛选》。

徐世澄和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同班同学在北大校门的合影

除学习书本知识外，我们还到农村（十三陵公社等）和工厂（南口铁路工厂等）劳动，也曾到北大分校去修铁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边修路，大喇叭里反复广播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小说《钢铁怎样炼成的》中有关修路的片段，以鼓励斗志。我们班同学有幸到历史系听过罗荣渠教授开设的拉丁美洲历史课。我们也曾接待过到访北大的一些拉美代表团，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我还一期不落地参加当时学校组织的《星期天》讲座，听取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报告。

1963年12月，我光荣地在北大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在北大，我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习惯，打下了西班牙语和拉美研究的基础，扩大了我的知识面。1964年初，我有幸被选送为公费留学生到古巴去留学。

在古巴三年留学生涯

在古巴进修的三年，正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当时，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与古巴大学生一起，除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外，还手持步枪、站岗放哨；手持砍刀，3次去农村砍甘蔗；下过兵营，挖过战壕；乘上火车，周游古巴全国各省；我作为翻译，参加了1966年年初在哈瓦那举行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接触了不少拉美革命志士，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游击战士；在革命广场或在哈瓦那大学，无数次聆听过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领导人激动人心的演讲。我曾在古巴工业部，与格瓦拉面谈。青年时代我在古巴的种种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我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有的后来成为古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教我们拉美历史的老师阿拉尔孔，后来成为古巴外长和全国人大主席、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我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古时有幸会见他，2008年他访华期间在北大作报告时，我又见到他。我们就读时的哈瓦那大学文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塔马尔后任古巴国务委员、“美洲之家”主席，1992年和1995年我两次到古巴参加马蒂国际研讨会时，有幸见到他。他在研讨会讲话时，还特地高兴地向与会的各国代表介绍我和毛金里编译的中文版《何塞·马蒂诗文选》。我还把我写的《古巴》列国志和《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一书，送给卡斯特罗主席和古巴其他领导人。

正式到中联部拉美所和拉美局工作

1967年2月，我从古巴回国，当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几个月，我随归国留学生参加了2个多月的运动后，就到当时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拉美所报到，正式成为拉美所的一员。同年8月，我被借到中联部七局即西欧局，陪同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代表团，一陪好几个月。代表团访问了韶山、井冈山、上海、南京、大寨、西安、延安等地，并接受了我国的培训。

送走代表团回所后不久，拉美所两个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负责我所的军管小组组长通知我，为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让我与人事干部一起，去外地搞“外调”。我们去了大西北和西南最偏僻的地方，一去二三个月，1967年12月初我回到北京。回北京后第二天，军管小组组长对我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1966年和1967年留学回国的、分配在外交部和中联部的进修生都要到解放军农场锻炼，您抓紧时间把外调材料整理一下,准备好行李，去广东汕头牛田洋0490部队农场去锻炼吧！”

牛田洋部队农场锻炼

几天后，我告别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告别了家人，乘火车先到广州，再乘长途汽车到达汕头蓬洲牛田洋0490部队农场。在牛田洋部队农场，我与拉美所的游长安（后改名游长江，留在中联部工作）、后来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等在一个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围海造田和种水稻。1969年7月28日，我们经受了强台风（风力强达18级）的严峻考验。7月28日那天一早，汕头一带刮起了强台风，当时驻守在牛田洋生产基地的55军部队官兵与在该基地参加锻炼的2183名大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暴风潮的战斗，共抢救遇险群众3700多人，动员帮助640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而部队和大学生在抢救海堤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这批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和进修生共136人，牺牲了25人。我所在的连牺牲了两名学生战士，一名是外交部留学英国的学生，另一名是中联部外语训练班的学生。台风洗劫了我们带到农场的所有财物。后来，部队发给我们每人两套军装、一条被子和一条褥子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后来，由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中联部军官小组老刘及我在北大的老同学林良由（当时他在教育部外语司工作，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已去世）3人组成的慰问组到我们连队来慰问。

年轻时的徐世澄

在我去牛田洋部队农场后不久，1969年春，中联部军管小组奉上级指示，宣布解散包括拉美所在内的4个研究所，研究所的干部大部分下放到黑龙江肇源国营农场办“五七”干校。1970年1月，奉上级指示，中联部干校又迁移到河南沈丘。

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

我在牛田洋一直锻炼到1970年5月19日，当天，部队有关领导指定让我带领10多名在部队农场结束锻炼的中联部干部赶赴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第二天，我们乘火车抵达漯河，后又乘干校的大卡车抵达沈丘。我被分到位于大于庄的干校“六连”。“六连”由原拉美所的下放干部组成，我高兴地见到北大老同学、“六连”指导员苏振兴和石瑞元等。我被任命为四班副班长，我们七、八位男同志一起住在一个马厩里。在沈丘“五七”干校，我先后到漯河火车站搬运过从东北运来的木材、当过泥瓦匠，也曾到果园摘过梨。

在中联部工作

我在干校劳动了半年多时间，1970年年底我被借调到中联部政工组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的工作，我的具体工作是与其他三位同志一起负责中联部清仓查账的工作。70年代初，由于当时拉美所尚未恢复。在“一打三反”运动将要结束时，我被正式调到中联部“四局”（即后来的拉美局）工作。我在“四局”工作时间不长，主管过哥伦比亚，期间曾跟蒋光化调研员（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拉美学会会长）陪同智利革命共产党代表团到韶山、井冈山等地访问。当时薛端同志是“四局”局长。1971年年底，薛端局长代表组织通知我，根据中联部部长、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的提议和工作需要，把我作为中联部的联络员，派往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工作。

在阿尔巴尼亚四年

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认为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中阿关系十分密切。而我从来没有学过阿尔巴尼亚文，出国前，我十分担心，去阿尔巴尼亚后，我如何开展工作？1972年3月春节刚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北京，经莫斯科、布达佩斯，飞抵地拉那。我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工作了四年零四个月。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刘振华（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对我十分关心。

初到阿尔巴尼亚时，我又重新捡起过去学过的俄语，与阿尔巴尼亚官员和朋友交往，阿尔巴尼亚官员大多数人都会俄语。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和联络到访使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左派外宾。出于工作需要，我在阿尔巴尼亚初学了阿语，后基本上能用阿语进行日常会话和粗读阿文报纸。我还随使馆的同志学习了英语和法语。我注意观察阿对华关系和阿劳动党与左派党关系的动向，以及左派党朋友反映的阿党和政府的一些内部新情况，写了一些调研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1976年7月下旬，我任期已满，奉命调回国内工作。

拉美所的恢复

回国后不久，正遇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后，一天，我正与家人在抗震棚里准备午餐，老副所长王康来看我，他告诉我，根据中央的决定，拉美所即将正式恢复，薛端同志被任命为拉美所筹备小组组长，他本人和赵勇增同志为副组长，我被任命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77年4月6日，中联部领导正式批文同意恢复拉美所，并任命薛端为恢复后的拉美所所长。所恢复后，我被任命为南美组组长，后来，组改为研究室。恢复所后不久，我和全所研究人员投入了编写《拉丁美洲手册》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党》两本书的工作。1979年11月，经上级批准，所里创办《拉丁美洲丛刊》（后改名《拉丁美洲研究》）。我在所刊头几期上发表了《布埃博里托村社见闻》《安第斯条约组织的发展趋势》《拉丁美洲的人口问题》等文章。

1977年8月～1978年2月，根据组织的安排，我第三次下放劳动，这一次是在中联部河北廊坊市固安县“五七”干校。我被分配在炊事班，负责主食。1978年2月，我从干校回所，重新投入研究工作。1978年起，所里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所里还聘请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吴大琨、高放、李春辉等教授给第一批研究生讲课。而现任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是拉美所最早的硕士研究生之一，后来他又在社科院拉美系（所）获取了博士学位。我和所里的研究人员也开始给研究生授课，并招收研究生。

1979年4月24日～6月7日，经所里推荐，我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团员（当时中联部拉美所尚未公开）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访问，团长是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团员中有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陈立成研究员。我们访问哥伦比亚时，哥伦比亚尚未同中国建交，5月14日，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在总统府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中哥建交不会是遥远的事，他希望中国进口更多的哥伦比亚咖啡。令人高兴的是，在我们回国半年后，1980年年初，中国与哥伦比亚正式建交。在访问墨西哥时，我们拜会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的夫人阿玛莉亚。在委内瑞拉，我们拜会了委内瑞拉众议院议长卡纳切和执政党民主行动党主席巴里奥斯。他们两人曾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对中国很友好。

1980年初，经中央批准，原属中联部的拉美所、苏联所、西亚非所和东南亚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年初，我被评上助理研究员。同年8月，所里研究室进行调整，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一年后，1982年，所里按照社科院的要求和规定，设立了科研组织处，我被任命为拉美所首任科研处处长。任内，1983年我参与了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筹备、创建工作，起草了学会成立的请示报告和学会的章程。1984年5月15日～21日，在山东烟台举行了学会成立大会暨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学术讨论会。我被选举为学会秘书长。1984年我去秘鲁、委内瑞拉和智利从事为期3个月的考察，在秘鲁，我的落脚点是秘鲁研究所。在委内瑞拉，我的落脚点是中央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在智利，我的落脚点是美洲社会科学学院（FLACSO），院长是布鲁诺。布鲁诺在智利“还政于民”后出任文化部长。这3个月的考察，使我对这３个安第斯国家有了初步了解。回国后，1987年年初，我与北大老同学、我的同事白凤森合著的《秘鲁经济》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1985年我被任命为拉美所副所长，我的北大老同学苏振兴被任命为所长。我主要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同年年底，我被评为副研究员。

同在拉美所的徐世澄、苏振兴和石瑞元

1986年4月7日～5月6日，应美国国际新闻署的邀请，经所里和院里批准，我同孙士明同志一起访问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匹兹堡、迈阿密、奥斯汀和檀香山等城市，拜访了美国国务院泛美事务局、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国家组织、外交学会、美洲理事会、外交学院、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美国30多家与拉美有关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拉美研究状况和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有了不少感性知识。回国后不久，我同另外两位研究员一起完成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课题，并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我被评为研究员。在我担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的10多年时间里，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显著的进展。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所里前后接待了不少拉美知名政治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委内瑞拉前总统卡尔德拉、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菲格莱斯、厄瓜多尔前总统博尔哈、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秘鲁学者后任总统的托莱多、巴西知名学者后任文化部长的富尔塔多、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智利学者松凯尔等。1988年所里首次主办了“跨入9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际研讨会。

90年代初，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我投入了不少精力，与所里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一起参与编撰了《拉丁美洲历史词典》（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作为主编之一，我参与编写由李春辉、苏振兴和我主编的《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199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辞去副所长后我的主要工作（1995～2008）

1995年因我要去墨西哥长期进修，根据院里有关所领导出国时间超过3个月必须辞职的规定，我提出了辞职申请，得到了批准。同年，在等待墨西哥签证期间，我作为《何塞·马蒂诗文选》的编译者之一，应邀去古巴参加了何塞·马蒂的国际研讨会，后又应西班牙外交部的邀请，作为第一位应西班牙外交部邀请的中国拉美问题学者到西班牙考察3个月，完成了《西班牙加入欧共体之后的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

1996年5月～1997年5月，我由社科院和教育部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进修。2000年5月～2001年3月，我应墨西哥外交部国际合作署的邀请，作为墨西哥外交部邀请的第一位中国墨西哥问题专家再次到墨大经济所从事研究。前后将近两年在墨西哥的考察研究，使我近距离地对墨西哥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先后写了《一往无前墨西哥人》《墨西哥》《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这４本有关墨西哥的书。2001年年初我离开墨西哥前用西班牙语写的考察报告也于2003年在墨西哥正式出版。

我卸任副所长后被分配在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直至退休。期间，我注重对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并关注90年代后期拉美左派崛起的新动向。在这段时间里，2004年我和袁东振共同完成了社科院重点项目《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2006年我编写的《拉丁美洲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拉美所编写的第一部研究生教材。我还撰写了不少关于拉美左派崛起的文章。

1996、1997、2003、2004和2005年，我曾五次访问古巴。我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和《古巴》列国志。

自1999年起我开始带博士生，先后带了9名博士生，他们是：袁东振、王松霞、刘维广、方旭飞、李阳、杨万明、郑皓瑜、李紫莹、路燕萍等。

同期，我曾先后在北外、北语、经贸大兼课，曾多次参加经贸大、北外、北大、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自2005年起，我先后参加历年的中组部党建所的研究课题，并多次获奖。2007年我有幸应邀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做了两次关于拉美政治思潮和拉美文学艺术的讲座。我还多次应邀到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交学院、发改委、商务部研修院、国家行政学院给拉美和其他国家外宾讲课，讲授关于中拉关系、拉美安全问题、中国国情、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科学发展观等专题；90年代后期，我应邀参加了时任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大系》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我和郝名玮合写了《拉丁美洲文明》一书（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应邀到国家图书馆、中华世纪坛、首都博物馆、北师大、北大等处向众多的民众和师生作了有关玛雅文化、拉美古代文明和拉美的世界文化遗址的讲座，受到好评。我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电台等媒体的采访，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撰稿。

从1995年我卸任副所长职务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时间，是我从事拉美研究以来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一共独著、主编、合著、独译或合译了10多本书，撰写了数百篇论文、文章和研究报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的“丰收”年份。应该说，我取得的一点成果是与国内改革开放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春天”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是与院所领导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以及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的退休生活（2008～）

我退休后不久，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场，先后住了10次医院，进行了8次化疗和1次手术。所领导和同事们以及我的拉美学界朋友对我十分关心，我终于在死亡线上逃脱出来。病魔并没能摧毁我的意志。我在病床上审读和修改了我带的博士生的论文，修改和出版了我的专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2010年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一年，我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一书。

退休后，我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内外各类报刊及新媒体上发表论文与文章200多篇，出版独著、合著和译著10部，包括《现代拉丁美洲文明》《查韦斯传——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世纪社会主义”》《绚丽多彩的现代拉丁美洲文化》《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古巴经济社会模式的更新》等；译著《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时代游击队员》《恐怖帝国——新千年的跨国安全、反恐与全球危机》《蒙卡达审判》《为玻利瓦尔辩护》等。

我密切关注拉美形势和中拉关系发展，通过为决策部门撰写内部报告，参与外交部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等方式，及时向党和国家建言献策，其所做的工作受到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徐世澄近照

我利用语言和科研优势积极宣传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无论是到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是受邀到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为来自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或技术人员授课，我都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场合，扩大中国学术影响力，助推中拉关系积极健康发展。

2015年至2018年，我曾四次应邀访问委内瑞拉。2015年和2018年是应委全国选举委员会邀请，作为国际观察员观察委国会和总统选举全过程。

随着中国和拉美地区在国际社会重要性的上升和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对拉美了解和认知的需求日益增加。我积极走进各地高校、图书馆和新闻媒体，向民众介绍、传播、解读拉美，支持各地拉美研究事业的发展。

正是对拉美研究的无限热爱和勤勉耕耘，我的多项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收获了众多拉美国家的赞誉，如2009年荣获“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成立50周年奖”，2011年我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同年，我荣获古巴国务委员会颁发的“友谊奖”。2012年我访问多米尼加共和国时，被授予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2020年是中国和古巴建交60周年，古巴驻华使馆颁发给我荣誉证书，感谢我“为古中友谊发展索作出的宝贵贡献”。

总结我从事拉美研究几十年的体会是：从事拉美研究，第一要掌握好西班牙语，最好也能掌握英语；第二要学好马列主义；第三拉美研究应该结合我党和政府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四要能够静下心来坐冷板凳，练好基本功，不急于求成；第五要争取更多机会到拉美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多同拉美地区的民众和学者进行交流。从事拉美问题研究，需要的是对拉美研究的热忱，对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从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种土地一样，谁洒的汗水多，谁的收获也就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