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创建60周年｜记一位译者刘君强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1999年设立博士点，是目前国内仅有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点。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学术中坚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下文由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胡少卿所写，搜集了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初创时教师刘君强的轶事。

我一直对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短篇小说集《东方奇观》印象深刻，尤其对开篇《王佛脱险记》念念不忘。这篇小说的语言非常神奇，像一种浓稠油彩的质地，又很清新，似乎是用文字挥洒作画，又能让人闻见香气，品到味道，摸到实体，听到声音，一切感官都被调动起来，被吸入美的世界。从来没有哪一篇汉语文学作品给我这样的阅读感受。试引一段如下：

某天晚上，在小酒店里，林和王佛正好同席。老画家为了能更好地描绘一个醉汉，也来酒店喝酒。他偏着头，似乎在认真地度量着自己的手与酒杯之间的距离。米酒打开了这个沉默寡言的艺术家的话匣子；那天晚上，王佛话可多了，好像沉默是一堵墙，而他的话就是用来覆盖这道墙的各种颜色。由于老画家的指点，林发现了喝酒的人被热酒的腾腾烟雾晕化的面孔上所具有的那种美，发现了被火舌轻重不匀地舔摸过的酱色肉块的光泽，还有那桌布上的酒渍，状如凋谢的花瓣，现出一种雅致的玫瑰红色。一阵狂风吹破窗纸，暴雨飘进了室内，王佛俯身指点林观赏那一道道青灰色的闪电。林惊叹不已，从此他不再害怕暴风雨了。（选自尤瑟纳尔著《东方奇观》，刘君强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这样的汉语篇章固然应该归功于作者尤瑟纳尔，但翻译者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并不是每一个译者都能拼接出这样神采奕奕、带有自身灵性的文字。我曾读到另一个译本，相同段落的翻译如下：

有天晚上，在小酒店里，他和王福同桌。老人喝酒是为了能够更出色地画好一个醉汉；他的头偏向一边，好似在竭力衡量他的手和酒杯之间的距离。米酒使这个沉默寡言的艺术家的舌头放松了，这一晚王福开口说话，仿佛沉默是一堵墙，而他的话是用来覆盖这堵墙的颜色。依仗他，林认识到喝酒人被酒气氤氲弄得蒙蒙眬眬的脸蕴含的美，认识到肉块被火舌一下接一下不等地舔到然后显现的褐色光泽，还有像凋谢的花瓣散布在桌布上的酒渍幻成美妙的玫瑰红。一股风吹破了窗纸，暴雨洒进房间。王福身子前倾，让林欣赏闪电铅色的斑马纹，林赞叹不已，不再害怕暴雨了。（选自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郑克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1986年版的《东方奇观》

把这两个段落细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第一种翻译的高明之处。“佛”相比于“福”，虽然都是移过来一种声音，但前者更有利于渲染这个老画家的形象，“王福”则常常是古代大户人家仆人的名字。“同席”比“同桌”有利于形成全篇古典世界的氛围。“认真地度量”与“竭力衡量”，“各种颜色”与“颜色”，“轻重不匀地舔摸”与“一下接一下不等地舔到”，“酱色”与“褐色”，“雅致的玫瑰红”与“美妙的玫瑰红”，“飘进”与“洒进”，“惊叹不已”与“赞叹不已”，比较这些相同部位的处理，可以发现第一种译本更为准确、具体，更容易将读者带入情境。这些字词句的选用，好的翻译者所做的衡量和好的作家所做的衡量，依据的标准是一样。从整体上看，因为连接词的合理使用，因为语序的调整，因为对作者内在语气的追随，第一种译本有贯通的文气和良好的节奏感，它使人感到，作品是一个整体，一种活的生命，而第二种译本则偏于散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流于表面。这两段的比较结论适用于整篇小说。好的翻译并不仅仅是意义的搬运，还有作品内在灵性的修复、移植。好的翻译家，一定是对语言的质地、对文字的品质敏感的人。这种敏感不完全是后天修炼的结果，需要一点天赋。

郑克鲁先生前些天刚去世，他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外国文学史》的主编，有人说他打下了法语文学翻译的半壁江山。我对郑先生的成就不了解，不妄加评论。我只想说，单就尤瑟纳尔这本短篇小说集的翻译来说，他的译本令我有些失望。如果我最初读到的是郑先生的译本，我可能不会对尤瑟纳尔有那么深的喜爱。不擅外语又要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应该清楚，选择一个好的译本至关重要。作家们也应该明白，通常他们谈论自己受到某某外国作家的影响时，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译者的影响。

这方面谈得坦诚而透彻的是作家王小波。他在随笔《我的师承》里，直接把自己的老师定义为毛泽东时代的翻译家们，如查良铮、王道乾。他说这些人本是诗人、作家，因为无法写作，而将自己的才能化进了翻译里，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滋养了后来者。而在大部分作家那里，翻译者的名字是被忽略的。作家余华有一本随笔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谈十来个外国作家对自己的影响，关于那些作品的翻译，全书只提到半行（位于第111页），说他读的《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是李文俊。——应该羡慕他，他的阅读史开始的时候，文学名著的翻译质量相对比较均齐，不像当下一般鱼龙混杂，大概是这种普遍的高质量使他不太能想起译者的重要性。他谈论尤瑟纳尔时引用的句子显示，他阅读的正是刘君强译本。

而这个刘君强是谁呢？

《毒蛇在握》

我搜遍网络，基本一无所获，只有一点零星的信息，比如，他还翻译过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夜航·人类的大地》《小王子》，翻译过巴赞的《毒蛇在握》、波勒·迪布歇的《巴赫：世人称颂的乐长》。没查到著作和论文。滕威在《古巴革命与拉美文学汉译》一文中提到：北京大学1960年招收第一届西语专业学生时只有三个教员，从法语改学西语的教师蒙复地和刘君强以及在菲律宾时学过西班牙语的华侨周素莲。

当年的学生苏振兴在《学术自传》中回忆：

处于初创阶段的北大西班牙语专业一时找不到科班出身的教师，从法语专业抽调了蒙复地和刘君强两位年轻教师来边学边教。刚开始时，我对于在北大上学而没有高水平的老师多少有点失望，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消散了。首先是蒙、刘两位老师在学习上的刻苦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令我钦佩；其次是那个阶段他们所开的西语发音课和基础语法课讲得还是不错的。

最详尽的一份材料出自柳鸣九，他在自传《回顾自省录》（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一章“自觉自为的布衣”里，突然宕开一笔，用3000字的篇幅回忆了他的同学刘君强，从中我们大略知道了刘君强使人慨叹的一生：

刘君强是我在湖南省立一中的同班同学，真是难得，1953年，我们两人都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而且都被分到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这样，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共同窗了整整七年。

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早亡，靠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姐姐把他养大。他个子矮小，身躯单薄，头上常冒虚汗，一看就是自幼营养不良，发育不好。他生性内敛含蓄，作风平和朴实，从一中时代起，他在班上就不起眼，但人不可貌相，他实际上大不简单，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金日成班”的“第一号人物”。进了北大，他一年级就入了党，不久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不论在哪里，他都被领导一眼看中并委以重任，更难得的是，他也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大家对他好评如潮，众口一词，诸如“政治觉悟高，爱党爱社会主义”“学习精神艰苦努力”“学习成绩优秀”“品质好”“办事公道，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群众关系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作风朴实谦虚”，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他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更不是扮演出来的，所有这一切，似乎就像是他自己身体里的血一样，真实而自然地在流淌，我甚至觉得他本身就是真实自然。为什么在复杂而不纯净的社会现实中他会形成如此这般的品质和特性？我虽自认为有点性格分析的能力，但一直未得要领。

到了大学四年级，他的似乎与生俱来的真实自然和纯朴无私的品格又一次在复杂而严酷的现实中既得到了印证，也导致他头破血流。那时，1957年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他因为自己不善于做作，更由于他生性善良温和，保护了一些同学，反击“右派”不力，而被“火线撤职”，免掉了党支部书记之职，由另一位“有战斗性、勇于斗争”的党员所取代。由于他的善良与平和，我们法文专业这一班至少有两个在初期“大鸣大放”中颇有一番尖锐言词的同学，被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一马，免遭一劫，最后他积的这份德，长期被同学们所感念。

1957年，大学毕业，他作为成绩优秀、品行好的模范学生留在北大西语系当法语课教师，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是个老实到极点的人，一般在高校当外语教师的人，都要在分内工作之余搞搞翻译，种点自留地，以便在“名”和“利”两方面增加若干个人收益，他却长期与此种合理合法的“个人经营”划清界限，仍全心全意扑在法语教课上，眼见其他人因有翻译成绩而名气见涨亦不为所动，我一直很钦佩他这种操守上的定力，也觉得他如此真诚地挤压自我的圣徒式品行未免太迂。

但遗憾的是，他这份忠于职守的高尚执着，却在他的单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起码的善待，当了几年法语助教后，眼见再过几年就有希望在职称上提升一级成为讲师的时候，西语系要增设西班牙语这个专业，搭建一个教研室，但北大西语系原来的西班牙语学科的基础等于零，当时，科班出身的师资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好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大跃进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干就干，当时，西语系的“组织上”真是胆大胜天，如此没有基础，却真的干起来了，临时调了两个学法文出身的助教，让他们改行当了西班牙语专业的开创者，先到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进修一年，回来就敲响了开张锣鼓，建立专业，招生办学，边学边干，现买现卖……这两个受命创业者的主要一人便是刘君强。

据我所知，相当长一个时期，西语系历届的头头和核心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上海小姐”，她们就代表了“组织上”，她们作为学生干部，以历次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被重用。在创建西班牙语专业这个难题上，她们找了刘君强等二人去扛事应付。而刘君强呢，这一次他显然被戴上了一顶“服从组织分配”“勇于挑重担”的高帽子，但他原来四年学法文、好几年教法文的资历无形中被一笔勾销了，这对他职称提升的进程就是一个明显的延缓。就这样，他又勤勤恳恳教了好些年西班牙文。真难为他了，真个是边学边教、现买现卖，甚至没有派他到西班牙去进修过一次，其尴尬、其艰辛可想而知。

而这期间，在国外深造了西班牙语言文学的留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纷纷学成回国，充实了北大的西班牙语专业，以至后来北大西班牙语专业人才济济，名士会集，请想想，仅凭进修了一年就站在讲台上的刘君强，还站得住吗？而且，他与妻子两地分居多年的问题，西语系的“组织上”一直未替他解决，于是他不得不自行努力，从北大西语系调到了自己老家湖南的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重新拾起他原来的专业，又教起了法文，这样一来，他在北大教了多年西班牙文的资历又无形地被勾销了。他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调来调去，在两个专业之间，一来一往，一出一进，大概有十年甚至十多年的资历都打了水漂，因此，当他的同龄人、同届人的高级职称纷纷解决的时候，他却相当明显落后了，而想当初，他是以优等毕业生的身份走上北大西语系讲台的。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与他比较一下：西语系有这样一位代表着“组织上”的“上海小姐”，原来比刘君强晚两三年毕业，是一个小师妹，但以其一副很难见到笑容的政治化严肃面孔与一贯“左”的革命姿态，在西语系蒸蒸日上，成了“组织上”的一员，成了刘君强的领导。要记住，自从在“反右”中因“斗争不力”而被火线撤职之后，刘君强就一直是个普通党员，他成为西语系“组织上”任意派用场的棋子，而他一贯的循规蹈矩精神与对“组织上”的绝对服从，就造成了他十来年时光的虚掷，当他灰溜溜离开北大时，不论在政治地位上，在业务职称上，他比那位上海小师妹，足足差了一大截，最后，他年仅五十多岁就倒在长沙铁道学院的讲台上再也未能站起来。老实人与聪明人，际遇与命运竟如此不同。

刘君强，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我心目中，他是党内的真正“圣徒”，克制自我、表里如一、从未谋私利、绝对服从组织的“圣徒”。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几乎每一个学派、每一种宗教、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最忠诚最纯粹的成员、最规范的模范者、最卓绝的操守者，也就是自家的“圣人”“圣徒”，然而，每家的圣徒并不一定就是自家最有权势、最有权威的人，而最有权势者往往反倒是另一种行为方式者。刘君强便是前一种，他不仅未得到权势，而且连自己合理合法的权益也未保，至于他的品行操守，也未像圣徒那样得到过彰显传颂，他身上圣徒式的特质并不红彤彤地耀眼，并不闪闪发光地夺目，而是不显不露，平凡普通，悄无声息。如果说，党内有什么人、什么事对我曾深有感召，那便是这个身材瘦弱，悄无声息，头上几乎一辈子都经常在冒虚汗的刘君强……

应该谢谢柳鸣九先生打捞的这段记忆，否则人们甚至不知道刘君强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已撒手人寰。柳先生在文中数次用到了“圣徒”这个词，这是极高的赞誉。刘君强曾握有权力，但他没有用之进行攀登，而是用来冲抵政策的扭曲，最终使自己成为边缘人。当他服从调配，由法语专业而去建设西班牙语专业，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牺牲和担当精神，使他的事业一再地跌宕。（出于好奇，我查了一下另一个担当者蒙复地的去向，网上说他于1968年自杀身亡）他专注于教学，专注于组织上安排的工作，而对谋取个人名利淡漠——这一切，如柳先生所言，都不是表演出来的，而是像“自己身体里的血一样，真实而自然”。最终，他承受了这份骄傲带来的所有现世人生的挫折、屈辱与命运。“老实人与聪明人，际遇与命运竟如此不同。”

《回顾自省录》

从刘君强的译作来看，他是一个高明的侍弄语言的手艺人。他的译文保留了才华的温度。但他的才华没有充分伸展，而是埋于时间的尘埃之下。当他的北大同学柳鸣九、郑克鲁占据学科高点、获得众多荣誉的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边缘的法语教员，在世界留下很少的痕迹。他的遭遇使我想起项羽那著名的感叹：“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戴望舒有诗《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刘君强，刘君强，透过你留下的闪闪发光的文字的孔洞，“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来震撼你斑斓的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