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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书总是反映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意识和对儿童的愿望

北本正章

2020-12-27 11:28

【编者按】

《儿童观的社会史——近代英国的共同体、家庭和儿童》一书通过肖像画、育儿习俗等微观史料，分析17—19世纪的英国社会，解读儿童观与育儿意识变迁。儿童观的社会史研究旨在把握新历史学方法论，在历史考察的过程中厘清社会中的儿童发展与教育问题。本文摘编自该书第四章《儿童生命观的变化》，由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历史上，人们看待儿童的视角是如何变化的？其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情感与智慧在起作用？其中哪些部分在发生变化，哪些部分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变化的部分还是不变化的部分，在有关儿童各种现象之因果的无穷连锁中，我们对儿童的看法是否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在各种社会性经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儿童观是否在尝试接近事物的本质？人生的成熟在于自发地觉悟到生存的孤独与软弱，在这样的情感上能够承受连续无尽的“哀情”，我们是否在接近这样的成熟？儿童的存在，一方面使得这样的现象的可视性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有关儿童的现象却越来越不透明，因而围绕着这些现象的疑问也越来越迫切。

理清历史上人们看待儿童的视角是如何变化的研究极为困难。这不仅因为儿童的资料难以保存下来，还因为儿童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儿童是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出生、被哺育长大并被赋予存在的意义。为解读儿童存在的这种复杂关系，阿里埃斯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中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阿里埃斯反复强调，他不是对家庭、性、出生、儿童、死等现象本身感兴趣，而是要寻找“属于生物学的同时也属于社会性意识方式（mentalité）领域中的这些现象”中的“一种能够看清这些心理现象中的神秘之处，并对我们而言最为有效的方法”。

这里，重要的问题不仅是，阿里埃斯关注作为人性现象具体表征的，围绕家庭、性、结婚、儿童等事项产生的各种关系以及死亡等一些社会性意义浓厚的具体事项。更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埃斯并没有将一般而言的人性作为亘古不变的存在，或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与历史一起变化的，并且由生命周期各个时间点上相互交锋的各种关系本身具有的特性规定的存在来认识的。进而，他把阐明各种关系的方法论视角置于生物学领域（自然）与社会学领域（文化）的交叉部分上，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固有现象上。这种视角在阐明儿童存在的关系性在历史上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其本身是循着怎样的路线发生质变的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但阿里埃斯的研究以及阿里埃斯之后的儿童观的历史研究在小儿科医学、产科学为中心的生物学医学视角上的研究比较薄弱。另外，“儿童”的概念是循着怎样的历史性、社会结构性的路线被“发现”的，哪个年龄段的什么层次上的特性被“发明”了的问题依然十分模糊，信息与能确定的事项只是一些片段的内容，认识相当混乱。尽管关于“阿里埃斯冲击”（Ariès impact）的议论众说纷纭，但关于上述问题的本质性课题的设定与论证，不仅在阿里埃斯介绍者当中，甚至在认识了儿童观历史研究意义的研究者当中也没有展开，这种状态颇为不可思议。

毋庸赘言，儿科医学、产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生命周期起点的婴幼儿期的儿童，研究这一领域的发展可以区分出“儿童”的年龄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促使这些医学研究发挥的各种条件，就有可能把握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阿里埃斯所说的自然与社会两者相互交叉的领域的。

因此，作为具体运用阿里埃斯方法论视角的一个小小的尝试，通过调查英国近代出现的一系列育儿书的出版动向，可以找到一条线索来了解在一般认为完全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儿科医学、产科学的历史中，看待儿童的视角是怎么变化的。这里的目标不是通览整个儿科医学、产科学的近代史，而是通过阐明近代社会中看待儿童的医学性“视角”是以怎样的经验事实为契机，拓宽视野并提高分辨能力的，从而把握社会史意义上近代历史中儿童发展思想的实际状况。

人们看待儿童的视角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被称为育儿书的一种手册类书籍。育儿书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意识和对儿童的愿望，体现对待儿童的方式是依据怎样的具体体验和感性表现等状态。

育儿书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用当地特有的语言表达并传承的有关育儿习俗的知识书，也就是将构成育儿文化深层的本土性的价值和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迄今为止，关于这类读物的功能和内容的变化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因而育儿书的概念仍含混不清。因此，我们这里且将育儿书作为记录儿童生命之初所有方面的书籍，其中包含妊娠、生产、授乳、断乳、营养补给、保健、预防疾病、步行训练等涉及儿童生存的整个活动，以及道德训练、礼仪行为、人格修养、初步职业指导等为个体发展展开的广义的“教养”活动。这样的书包含出生指导书、助产妇论、养育书、小儿疾病论、礼仪行为书、家庭医学书、人格修养书等。

上图显示了英国在1500—1900年出版的这类育儿书的数量变化。它是从迄今为止在儿童观史、家庭史、亲子关系史、教育社会史、儿科医学、产科学史等研究领域曾被提及和使用过的，以儿童发育与社会化有关的图书中，对照大不列颠图书综合目录收录的1000多种手册类书籍，挑选出在英国出版的且出版时间标记清楚的，可作为育儿书进行分类的414种图书，并按出版年份制成此图。其中也包括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广为流传的几种育儿书的英译本。当然，此图没有包罗1500—1900年出版的所有育儿书。尽管有不足，但从图中已能够了解育儿书出版动向的概要。另外，将该图与历史人口学、经济史学、家庭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照，也能够明了看待儿童视角的几种转变。

上图显示的英国1500—1900年这400年间出版的育儿书数量变化，其中数量上的增长大致有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6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前期，16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17世纪20年代后期。第一个阶段出版的育儿书大多是从拉丁文书籍中翻译的。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第一阶段主要翻译介绍外国的育儿书，第二阶段则是模仿期，或者说是与翻译引进相抗衡，出现了英国人自己撰写的育儿书。这与这一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一起，形成了结合英国的风俗与传统，用英语书写育儿书的大众化时代的前期。虽然用英语书写的育儿手册、指南被大量消费是在17世纪末以后，但在这个阶段已经萌芽。由于宗教改革后的理性高扬，“教育革命”带来的识字率的提高，清教思想的“本土化”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育儿知识逐渐成为文字并被收入在育儿书中，这种知识传递方式逐渐变为相对间接的形式了。

第二个时期是清教革命后的1660—1690年。在这一时期，第一个时期后期带有很强的受初期清教伦理倾向影响的育儿书与以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代表的近代医学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以往传承下来的育儿知识受到清教理性主义的洗礼，并得到“科学革命”时代的解剖学、生理学、发生学等学问的验证。进入这一时期，以往的清教徒对育儿诉诸的道德主义的狂热，由于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被重新考虑。而育儿的知识因吸收这一时期医学论、知识起源论、感觉论等而具有新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这类育儿书的典型是修学过医学的洛克撰写的《教育漫话》。

第三个时期是1730—1780年的半个世纪。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育儿书的数量增加了，而这一状况与儿童观历史的其他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例如，在这个时期的生物学中，围绕着个体发生的起源，认为精子是生命起源的精源论与认为卵子是生命起源的卵源论在很多方面展开了论战。这样的发生学或胎生学，以及生理学、植物学、遗传学等的进展，与启蒙思潮的高涨一起，给予公开出版的产科学书、儿科医学书带来了很大影响。将洛克以后的儿童观与启蒙医学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种从生物学、医学视角出发的认识。

通过育儿书普及生物学、医学方面知识的同时，玩具产业的出现，育儿用品的商业化，笛福、斯威夫特和纽伯里等在商业上的成功带来的儿童文学与面向儿童的出版物的出现，这一系列的动向标志着育儿书所代表的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侧面的特征。

第四个时期是19世纪10—50年代。这一时期与第一、第二个时期相比，时间要短得多，但这一时期出版的育儿书多达70种。随着产业革命的进程继续向前推进，不断细化的分工带来了基本生活的结构性变化，阶层分化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信息传递网络被截断了。这样的结果带来了手册类书籍在人们的信息网络中的价值要比以前提高很多，而在短期内育儿书数量急剧增加表明当时人们对儿童的发育与社会化关注的新高涨。但反过来，这也可以说反映了当时育儿知识的混乱与在育儿问题上人们的不安情绪的升高。而其中特别感到不安与担忧的就是母亲了。

这一时期出版的育儿书的特点是论说“母亲的形象”，或直接面向“母亲”的出版物比之前增加很多。这一时期的育儿书认为，育儿是女性的专属任务，女性的这种自觉与下意识的沉淀，相应地出现在第二个时期的初期。当时，出版了各种面向母亲的手册，其从清教伦理立场出发，并且重视母乳喂养，而在第四个时期，这类育儿书更加突显出世俗性盘算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育儿”完全成了母亲的工作，将女性圈栏进家庭的宣传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扩散。另外，以母亲为目标的育儿知识的商品化成为能够获得经济性成功的社会性需求。以往由百科全书式男性家政书担负的功能被近代国家的行政机构吸收，并演变为这一时期随后涌现的两类女性家政书——烹饪书与育儿书。

第五个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第四个时期时表现的“母亲指向”愈加明显。这一时期的育儿书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儿童的年龄阶段，并将其细分化。各年龄阶段育儿的内容分类更加多样。这一时期育儿书的重要特征在于，将育儿当作上流生活样式的攀比手段，极力表现母亲如何高雅、贤惠、快乐地教养和管理孩子，以及个人家庭的道德性优美，将如何提高这种权威和外表的品位作为主要方面来标榜。这样的育儿书在高扬家庭道德旗帜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广泛阅读和宣传，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说明近代公共教育制度是在怎样的社会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