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增先逝世一周年：晚年的他一直思考书法与人物画

在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原上海美术馆馆长方增先先生（1931-2019)辞世一周年之际，12月25日，“方增先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方增先先生的家人与学生、曾经在杭州和上海共事的同事聚首在上海，追忆方增先生的艺术之路与对当下的影响力。

方增先之子方子虹在追思会中表示：“父亲晚年曾说，他的作品不是个人的，应该捐给国家。对于写实人物画，我们要给未来留下方法，从书法着手方法论的研究，通过笔墨的变化感受书法的空间感。”

方增先

方增先先生的夫人、雕塑家卢琪辉坐着轮椅来到追思会现场，虽并未发言，却几度哽咽，身边的儿子方子虹，以及方先生的学生冯远不时安慰劝导。

方子虹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他早年一直在外求学，近10年与父母同住。追思会上，方子虹讲述了其父亲的病情，自己和家人也努力照顾、研读医学报告希望能尽量延长父亲的寿命，但最终父亲的生命定格在88岁。在他和其父亲同处的最后十年，除了身体外，方增先的研究也需要帮助，他希望研究出一套方法论。“他说‘你的视野和我不一样，我早期看不到的东西，你能够看到，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曙光，那个区域’，他说，‘对于写实人物画，我们要给未来留下方法，我们从书法着手方法论的研究，通过笔墨的变化感受书法的空间感。’可惜我们只收集了1000多个字，他的身体就不行了，他说后面的字你补上去吧，不在于谁有名，谁写得好，只要把方法摸索出来就可以。”

方增先夫人卢琪辉（中）与子方子虹和学生冯远（右）交流

《家乡板凳龙》（局部），2002

如今，方子虹依旧在摸索，他表示，父亲的作品要捐献给国家。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顾问冯远从学生的角度，讲述了自己对方先生的情感，并表示“没有方先生的极力举荐。大概就没有后来的冯远。”他尤其提到了方先生在评画中讲到“咪道”，自己如何从不理解到慢慢感受到绘画中“咪道”的妙处。

同时冯远也提到，在艺术上，方先生从《粒粒皆辛苦》到《母亲》的变化，并认为《母亲》超越了他所创立的浙派人物画。

《母亲》，1988

“我们停留在《艳阳天》《说红书》上认识方增先先生，实际上并没有真切地理解到他把控中国画语言本身和所要表现的时代，当然后来他研究传统，达到了一种超过了技艺、风格的表达。”冯远说，“同时在方老师几十年的治学过程中看到他的襟怀，他的谦逊、包容，他从事中国艺术，却积极推动上海双年展的筹划，并在设计艺术等领域紧贴上海的发展。作为上海美协主席、上海美术馆馆长，不光思想有一定的高度、宽度，对能够推动上海的美术事业发展功不可没，另外他保持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艺术家的风骨，让人钦佩。”

年轻时的方增先（右）和妻子卢琪辉拜访王个簃先生

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走向现代的一个路径

中国美院副院长沈浩从浙派人物画的角度解读了方增先的艺术成就，他认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到70年代的《艳阳天》《孔乙己》，方增先先生的人物画成为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高峰作品是国美人教学的富矿，值得我们持续挖掘和研究，方增先先生是笔墨聚焦人民的艺术家，浙派人物画就是一朵献给时代劳动人民的精神之花，方先生深入祖国广袤大地，扎根生活现场教学、创作，劳动者的形象在方先生的笔下获得了丰富多样的艺术答案，这也给人留下了许多思想的启迪，为时代留下的鲜活记忆。”

1983年，方增先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写生途中。

方增先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敦煌考察队赴千佛洞

方增先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近30年，他潜心教学，言传身教，瑞泽桃李，一大批在当代人物画界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画家都是方增先先生的学生。除此之外，他高度重视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和社会服务，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国际艺术平台——上海双年展，是当代中国艺术多元发展、繁荣创新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方增先在示范教学

《说红书》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原执行馆长李磊则认为，方增先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实主义中国画的高峰。李磊和方增先曾在一个办公室共事，期间经常向方老请教如何画画，以及当时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画？“他说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时代的要求，解放后要反映人民群众，但是怎么反映？开始也不知道，学了苏联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向苏联的现实主义学构图和讲故事的方式，再是用水墨来画素描，最终要把它画成中国的画，而不是外国的画。”晚年，方增先对自己水墨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不断写字，将书法的意趣用于人物画，并常说，多画一点，以后给国家。

方增先在作品前

艺术评论家毛时安也认为，方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代表性画家，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物画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路径。“中国美术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各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美术样式的冲击下，实际上方先生也在思考，中国画怎么杀出重围，再现中国画的当代面貌？这个热闹的时代，也是探索者、先驱者非常寂寞的时代。”毛时安说，“浙派人物画是方先生漫长艺术生涯当中的一个片段，从80年代开始，在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后，他从新角度探索中国画，同时他大胆回归中国画的本体，从书法和传统入手，再看中国画。”

引学术入美术馆，将国际双年展落地上海

作为现代型美术馆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参加追思会的大部分人或在上海美术馆、或在上海美协与方老共事过。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研究馆员茅宏坤就提到了1987年的上海美术馆的转型，当时方增先作为馆长对于文化艺术抢救性的发掘和收藏，如今中华艺术宫大部分林风眠的馆藏是当时方老留下的，对于美术馆如何收藏，如何做学术，方老有榜样的作用。

李磊也回忆到，他改变了美术馆仅仅作为服务社会的展览馆的功能，而是像博物馆一样抓学术，并建立上海美术馆的收藏体系。他也像上海美术馆的家长，虽然年纪大了以后不是每天来，但是他一直挂念着上海美术馆的工作，也如父亲一般关心美术馆的年轻人。

特别是方增先先生在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期间，敢为天下先，大胆的开拓创新，1996年创办了第一届上海的双年展，这个品牌展览已经延续了20多年，至今一共举办了13届，同时逐步的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当代艺术的双年展。

方增先在上海美术馆前

李磊和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江梅都曾参与首届上海双年展的工作，在李磊看来，上海双年展是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回答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的方式，对于中国的视觉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到当代最前沿起了个巨大的作用。

李磊回忆到在做双年展时，自己是方老师的“跟班”，“在布好展转一圈后，方老师说，‘这画的什么玩意？一点都看不懂’；我们说，方老师双年展还是您弄起来的。他说，‘我不喜欢不等于它没有道理。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看看了解了解，说不定对将来有启发。’”

上海市美协主席郑辛遥也对方增先的为人处世记忆深刻，2012年10月，郑辛遥在新民晚报上开设的“智慧快餐”专栏20年画展时，方老虽然身体有恙，但还是写了“修身养性”四字以表祝贺。

追思会现场，图：赵东阳

江梅曾在上海美术馆学术部工作了19年，她第一次见方老就是在首届上海双年展学术研讨会上。在她看来，在这个首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国际双年展上，也从自己的文化发展需要出发来确定主题邀请艺术家，上海双年展的意义在于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处于一种被选择的尴尬境地，提升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的地位和文化形象。“上海双年展始终坚持关注本土、强调民族性的基本线索，这和方增先老师始终坚持走民族特色的艺术道路，建立中国自己的本土化当代艺术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哪怕对于自己不理解甚至不认同的艺术观念和形式，他愿意去理解、了解，他认为可能未来的中国的艺术，可能在里面可以找到积极或者是有效的发展的途径。在这点上，我们跟着他一直在工作的年轻人受益匪浅。”江梅说。

方增先在担任上海美协主席时，朱国荣担任秘书长。在朱国荣的回忆中，除了上海双年展方老还策划几个艺术设计展，为上海艺术设计发展也做了贡献。在具体工作中，方老思想解放、抓大放小。并希望通过办展览、写文章、做学术让中国公众也能读懂当代艺术。